改革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改革要的是全方位的综合效应。经济体制改革呼唤着政治体制改革。

从1978年12月到1980年8月，中共中央在克服领导体制上的权力过于集中方面，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领域方面，采取了一些初步的措施。但是，这一时期的措施，多属于消除“文化大革命”给中国政治体制造成的创伤，基本上是一个恢复期。在恢复中也有改革，但改革是单项的、浅层次的。

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发出了要全面深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强有力的信号。他说，我们之所以要改革，是因为在我们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着不少的弊端，严重地妨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脱离广大群众。如不认真改革，就不能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过去发生的像“文化大革命”那种问题，今后就还可能发生。

邓小平以他特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战略家的高度责任感和观察社会问题超群的洞察力，从改革同现代化建设的关系、改革同国家长治久安的关系上，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和目的。

之后，他还进一步指出我们现行制度存在种种弊端。

弊端之一，严重的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同我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各级领导机关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和管不了的事，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人浮于事，官气十足，互相推诿，打击报复，专横跋扈等是其主要表现。

弊端之二，权力过分集中。

这是派生各种弊端的带根本性的弊端。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就使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损害民主生活，从而犯各种错误，造成官僚主义现象和其它各种弊端。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个人领导。

弊端之三，家长制现象。

家长制作风，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

弊端之四，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

这种现象的直接原因是某人不仅过分集权于一时，而且集权于终身。同封建主义的影响有一定关系，同我们党一直没有妥善的退休解职办法也有关系。

为了革除上述弊端，邓小平在谈话中向全党提出了肃清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任务，并着重提出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实行6项重大改革措施。

措施之一，建议修改宪法，切实保证人民享有当家作主的各项权利，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的原则在宪法中体现出来；

措施之二，建议设立党中央顾问委员会；

措施之三，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都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明确划分各自的任务和权限；

措施之四，建立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从上到下强有力的工作系统；

措施之五，改革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校长、所长负责制，分别实行工厂管理委员会、公司董事会、经济联合体的联合委员会领导和监督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并实行院长、所长负责制；

措施之六，各级党委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

以上是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扩大会议上所作的重要谈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部分内容，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问题进行了讨论。

邓小平的谈话提出了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根本纲领，揭开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纲领的提出，是党和国家在付出了“文化大革命”的高昂代价之后所取得的伟大进步之一，它体现了党中央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卓越构想。

1986年6月10日，邓小平在听取有关领导汇报经济情况时指出：“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而且政治体制改革应作为改革的一个标志。”

他还说，“198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提到日程上来。”

邓小平的谈话说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切中了改革进程的要害。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策层立即活跃起来，理论界及一些实际工作部门也都以各自的角度展开了理论研究和调查工作。

根据邓小平的建议，中共中央于1986年9月成立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进行工作。同时，组织了各方面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人员，就党政分开、党内民主、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法制改革的基本原则等专题组成了7个小组，进行各个专题的调查研究和论证工作。

而后出现的是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的热潮。

政治学界、经济学界、法律学界及历史、哲学、文化界的理论工作者投入了这场热潮；有关部门举行了多种形式的研讨会、征文等活动，大力促进这方面工作的交流和发展。不少人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和设计方案上书有关领导或部门，以作为决策时的参考。

多年不见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又出现在改革的今天，这说明政治体制改革顺应民心、顺应历史潮流！这种局面为政治体制改革蓝图的酝酿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它本身也表明中国的政治发展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1987年10月25日，中共十三大召开，党中央提出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宏伟蓝图。它凝聚着我们卓越的领导人、总设计师邓小平和无数理论、实际工作者以及千千万万关注这场革命的人的心血和智慧。

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兴利除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

报告指出，政治体制改革要从以下七个方面展开。

第一，坚持我国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继续完善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各项职能，加强立法工作和法律监督，并加强人民政协组织的建设，逐步使国家大政方针和群众生活重大问题的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经常化，同时理顺党和行政组织同群众团体的关系，更好地表达和维护各自代表的群众的基本利益。对不完善处加以改革，使之趋于完善。

第二，实行党政分开。党政分开即党政职能分开。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党和国家政权机关的性质不同，职能不同，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不同，应划清党组织和国家政权机关的职能，理顺党组织与人大、政府、司法、群众团体之间的关系。并且，中央、地方、基层的情况不同，实行党政分开的具体方式也应有所不同。

第三，进一步下放权力。凡是适宜下面办的事情，都应由下面决定和执行，这是一个总的原则。要理顺三个关系，一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在保证全国政令统一的前提下，逐步划清中央和地方的职责。二是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关系，按照自主经营、自主管理的原则，将经营管理权下放到企事业单位。三是党、政府和群众组织的关系，充分发挥群众团体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作用，逐步做到群众的事情由群众自己依法去办。

第四，改革政府工作机构。为了避免重走过去“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老路，这次机构改革必须抓住转变职能这个关键，使政府对企业由直接管理为主转变到间接管理为主，提高政府对宏观经济活动的调节控制能力，加强决策咨询和调节、监督、审计、信息部门的工作。

第五，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变对“国家干部”集中统一的管理现状，建立科学的分类管理体制。这项改革的重点，是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即制定法律和法规，依法进行科学管理。

第六，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其基本原则是发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优良传统，提高领导机关的开放程度，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新闻和宣传工具，增加对政务、党务活动的报道，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对全国性的、地方性的、基层单位内部的重大问题的协商对话，应分别在国家、地方和基层三个层次上展开。

第七，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要一手抓建设和改革，一手抓法制。逐步形成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新规范。民主和专政的各个环节，都应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邓小平倡导的政治体制改革规范的基本蓝图和总体设计，宏伟而清晰，国外一些评论家认为中共政治体制改革的步骤和内容出乎意料地详细。

十三大的蓝图标志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面临新的起点，它将使中国改革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是我国为实现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目标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也是干部人事制度的一项重大决策。邓小平指出：“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不是四个现代化的路线、方针对不对，而是缺乏一大批实现这个路线、方针的人才。”其中主要是“缺少一批年富力强的、有专业知识的干部。而没有这样一批干部，四个现代化搞不起来”。

我国的干部管理体制虽然起过积极的作用，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造就了大批治党、治国、治军的优秀人才，但实践表明，过分集中的干部管理体制存在许多弊端：管理对象笼统庞杂，管理权限过分集中，管理方式陈旧单一，管理体制不健全，缺乏人事管理法规。这样造成的后果是：用人的不管人，管人的不用人，管用脱节，责权脱节，流动困难，缺乏科学的筛选机制，从而使干部队伍形成封闭体系，每个人被固定在他该不该在的位置上。由于“缺少正常的录用、奖惩、退休、退职、淘汰办法，反正工作好坏都是铁饭碗，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这些情况，必然造成机构臃肿，层次多、副职多，闲职多，而机构臃肿又必然促成官僚主义的发展”。邓小平还提出，为了巩固已有的改革成果，并使改革不断深化，不仅需要一大批优秀企业家、专业人才，还需要培养造就提高整个干部队伍素质和水平，改善干部队伍结构和功能，还需要造就一大批政务活动家和行政管理专家。

为此，必须实行科学的分类管理，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这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客观需要，是社会管理日益科学化、现代化和高效化的必然要求。

因此，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千秋大业考虑，邓小平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们更新干部人事制度的旧观念，确立新思想、新观念：

从仅仅看作档案材料管理转变到我们现在的公务员制度上来；

谈论“干部”的概念，用符合职业特点的称呼代替，降低官本位的意识；

从经验型、政策型的管理转变到依靠法律管理的科学型、现代化型管理；

明确当代人事工作是一门科学，一门专业，搞人事工作的人是专业人才，而且是更重要的人才；

当代人事管理的目的在于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

人事制度要与社会进步保持同步的发展。

在整个改革战略决策之初，邓小平就高瞻远瞩地认识到，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是必经之路，是无论如何都不能绕过的，中国公务员制度作为一笔巨大的人力资源，也就是非开发不可的。从那时起，中国公务员制度的准备工作就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1983年上半年，美国比较公务员制度研究专家坎特尔应邀来到北京举办比较公务员制度讲学班；1984年底，经济体制改革出台，中央组织部、劳动人事部组织专家开始了起草公务员制度条例的工作。到1986年底，修改到第10稿，定名为《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条例》；1986年12月到1987年底，根据邓小平的建议，在十二届六中全会以后，中央成立了政治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对《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条例》作了重大修改，形成第十三稿《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写进了十三大政治报告；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决定建立新的人事管理体系，并将其列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点；1988年3月，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决定推行中国公务员制度；1988年，国务院成立了国家人事部，专门负责国家公务员制度的筹备工作，同时决定成立国家行政学院，以进行对中高级公务员的专业培训；1991年10月11日，人事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中国将用5年左右时间，初步建立起公务员制度，在1995年以前初步建成。

中国公务员制度是给全国人民的一份礼物，它伴随着春天的来临而悄悄地出台了。

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始终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马克思和恩格斯只对存在了71天的法国巴黎公社作了某些抽象的原则性论述，列宁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若干重大问题，但他没有来得及全面予以解决就逝世了，斯大林也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毛泽东提出了一些社会主义执政党建设的基本原则，但在晚年犯错误期间偏离了其原来的正确思想，甚至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共产党遭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正确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大胆实践，勇于创新，突破了传统的理论框框，为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建设提供了一系列正确的指导原则和方针，政治制度化理论就是其中之一。在回答外国记者提出的如何避免“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时，他明确指出：“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总之，党的建设，“制度是决定因素”。

政治制度化，是政治现代化的基本要求之一，主要是指社会政治体系的组织及程序以获取价值及稳定性的社会政治过程。邓小平早在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从制度上建设党的问题。1980年8月18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谈话中，全面深刻地阐述了关于改革党和国家制度的思想。

邓小平指出，我们在制度建设方面面临的基本任务，是改革那些不好和过时的制度，进行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的改革，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上创造比之更高更完备的民主。他认为，执政党进行制度建设，可以防止决策上的重大失误，保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邓小平的政治制度化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领导制度。邓小平指出，我们党过去存在的弊端主要是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和家长制现象。党的领导制度方面存在着权力过分集中，兼职、副职过多和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我们的基本任务是在领导制度上由“以党治国”转变为“以法治国”，形成“人大决策，政府执行，党委引导、监督、保证、服务”的领导体制。

关于干部制度。邓小平认为，我国过去干部制度的主要弊端是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实行干部离休、退休的制度，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轮换制度，对各级分类领导干部的任期，以及离休、退休，要根据不同的情况作出明确、适当的规定。

关于政治生活制度。邓小平指出，过去的主要问题是家长制作风。党内的一言堂、个人崇拜、个人迷信、任人唯亲、人身依附、官本位和追求封建特权等，都是党内生活不正常的表现。必须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根本组织制度，坚持集体领导制度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原则。

关于监督制度。邓小平认为，没有严格的监督制度和专门的监督机构是党风不正等问题的主要原因。他提出了监督的三种形式，即人民的监督、全党的监督和党委委员之间的监督。这三种形式，对于党的各级领导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党委委员的互相监督，因为他们之间彼此是最熟悉的。为了保证这种监督的实现，邓小平提出了党委委员实行双重的组织生活制度。

在我党建设的历史上，是邓小平第一次把制度上升到理论，明确地提出从制度上建设党。他不仅正确分析了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历史和现状，而且顺应法治的历史潮流，较完整地论述政治制度化的理论，比起其他无产阶级革命家来说，更加前进了一步。正确的理论源于他的求实精神、丰富经验和远见卓识，也体现了他非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勇气和革命胆略。

邓小平早在1980年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就讲到，存在于我们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和干部制度的主要弊端，是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现象。而对于干部制度而言，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则是首要的弊端。在这种制度中，干部一旦身负领导职务，只要不犯错误，便终身任职。这种制度的危害之一是造成干部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能官不能民的状况，是机构臃肿、官僚主义的温床，还会助长“一言堂”、家长制作风；之二是干部队伍不断老化；危害之三是不利于培养和提拔年轻干部，使干部队伍素质的更替陷入消极循环。

1982年7月30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设顾问委员会是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过渡办法》的专题谈话，指出：“顾问委员会，应该说是我们干部领导职务从终身制走向退休制的一种过渡。”顾问委员会只是一种过渡办法，只要退休制度推行顺利，“也许经过三届代表大会以后，顾问委员会就可以取消了。”

邓小平的谈话兑现了，中共十四大上，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完成了过渡的历史使命，宣告取消了。邓小平认为，“真正解决问题，……重要的是要建立退休制度。”“国家不建立退休制度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生气。”

从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开始推行退休制度，取得了很大成绩。领导班子人数减少了，年龄得到调整，文化程度大为提高，新老干部队伍的结构搭配也趋向合理。建立退休制度，是干部制度改革中的一个创举。

邓小平说：“任何领导干部的任期都不能是无限期的。”他要求人们不能患得患失，不能从个人的眼前利益出发，而应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对待退休制度。“这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兴旺发达、朝气蓬勃的一个大问题。”他以广阔的胸怀作表率，明确表示：“如果党允许我今天退休，我马上退休。”但由于党和人民的一再挽留，他的愿望一直没有得到实现。

1987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他又率先请求辞去党中央重要职务，提出退居二线。这一作法带动了一批老同志，也感染了许多省、市、自治区的领导人，推进了领导班子年轻化的进程。

1989年9月4日，这位85岁高龄的、具有远大战略目光的我们党和国家德高望重的领导人，经过深思熟虑，向中央递交了一份辞职书，请求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这也是他担任的最后一个公职。没有对人民事业的耿耿忠心、没有对民族深沉的热爱、没有无比坚强的党性、没有深刻的政治远见，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惊世之举的。让我们一同聆听一位伟大的政治家、革命家、战略家和总设计师的心声吧！

辞职书全文如下：

中央政治局：

我向中央请求辞去现在担任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

1980年我就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近年来，不少老同志已相继退出了中央领导岗位。1987年，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为了身体力行地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我提出了退休的愿望。当时，中央反复考虑我本人和党内外的意见，决定同意我辞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退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决定我留任党和国家的军委主席的职务。此后，当中央的领导集体就重大问题征询我的意见时，我也始终尊重和支持中央领导集体多数同志的意见。但是，我坚持不再过问日常工作，并一直期待着尽早完成新老交替，实现从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的愿望。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出的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领导核心，现已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经过慎重考虑，我想趁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的职务，实现夙愿。这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是有益的。恳切希望中央批准我的请求。我也将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辞去国家军委主席的请求。

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和国家的独立、统一、建设、改革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党员、老公民，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退下来以后，我将继续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我们党、我们国家和我们军队所取得的成就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刚刚起步，任重而道远，前进中还会遇到一些曲折。但我坚信，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各种困难，把先辈开创的事业一代代发扬光大。中国人民既然有能力站起来，就一定有能力永远，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1989年11月9日，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经过认真讨论，同意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并专门通过了一个决定。

总设计师虽然退休了，但他永远是人民的忠实儿子，永远是党和人民的骄傲！

总设计师虽然退休了，但他的高风亮节、宽广的胸怀、远大的目光却留在了人民心间，他率领中国人民开创的改革开放的伟业将不断继续下去，取得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

“我们有正确的思想路线，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如果组织问题不解决好，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实行就无法保证，我们向党和人民就交不了账。”邓小平在新时期把组织路线提高到战略的高度，是一个十分睿智的见解。

粉碎“四人帮”以后，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第一件事就是自告奋勇地去抓科技和教育，率先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他在《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谈话》中明确提出：只有“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才能达到“在广泛的群众基础上”，“不断涌现出杰出人才”。邓小平指出：“人才问题，主要是组织路线问题。”在明确的政治路线指引下，必须有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来担当起历史的重任。为了选拔出大批优秀的领导人才、企业家、科学家和各行各业的技术人才，邓小平对新时期的人才结构模式到人才开发的具体措施作了精细的规划。并且邓小平把“四化”标准作为选拔接班人，作为组织路线的核心。

当时，邓小平之所以解决这一重要问题有如此紧迫感，是有多方面原因的。一方面，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确立后，某些坚持林彪、“四人帮”思想体系的人，对此路线持反对态度，他们甚至打着毛泽东思想的旗号，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妄加指责。干部队伍中，特别是干部接班人队伍有了这些人，刚刚确立的政治路线就极有可能遭到厄运。另一方面，许多老同志在拔乱反正后纷纷复出，由于年事已高，难以担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解决好接班人，避免组织断层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果断地提出干部队伍的“四化”标准，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身体力行，组织老同志主动让位，集体接班。显示了一个领导者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远见。

邓小平还对干部人事制度有诸多论述，其中干部选拔的选举制、考试制、干部工作责任制、干部分级分类管理制，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不乏一些创新的思想，以确保建立起一支宏大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