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7月16日召开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恢复邓小平原来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在那阵阵热烈而真诚的掌声中，73岁的邓小平异常平静，只是微笑着向大家致意。此刻他心中并不轻松，他深深知道自己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刚经历十年浩劫的中国百废待兴，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强大中国谈何容易，这副担子好重啊！

复职后的邓小平，第一个决策就是为那些在不正常的年月含冤者平反昭雪。尽管阻力重重，但是必须还清白于天下。彭德怀、刘少奇、贺龙等老一辈革命家终于获得了公正的评价，其他在“文革”中蒙冤遭迫害的人和错误定性的事件（如“二月逆流”、“七·二零事件”、“天安门四五事件”等）都得到了公正的结论。

为了共和国的前途，许多老革命家如彭真、陈云、聂荣臻、王震等又恢复了在党内、军内的职务。在邓小平的领导下，还提拔了一批年轻一点的领导人，他们包括：胡耀邦、方毅、耿飚、赵紫阳、彭冲、乌兰夫、韦国清等。

1980年11月1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辞去了中央主席、军委主席的职务，胡耀邦当选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军委主席。

1982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十二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为军委主席，党中央新的领导班子开始着手设计改革开放的新中国的宏图。

邓小平说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可是社会主义的中国走向富强的道路在哪里？世人瞩目。“摸着石头过河”，这是邓小平最初的发展思路。只要敢闯、敢为天下先，才有生路。于是，中国踏上了一条改革开放的“不归路”。

说改革，中国要改的东西太多了，经济体制要改革，政治体制要改革，甚至连国人的思想观念也要来次改革。改就是要去掉一些旧的，自然要补充一些新的，新的哪里来？国内新的可以补充，可毕竟有限，中国人开始放眼于国门之外，实行对内搞活、对外开放。

1985年10月15日，邓小平在会见当时的美国副总统乔治·布什时指出，中国的改革是一种试验，要走一步看一步，不断总结经验。他说，我们正在进行的这场改革从某种意义上是一场革命。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的提出，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的召开，整整14年的历程，中国城乡的变化远远超过了以往40年的变化。农民富了，城市人也富了，万元户、十万元户甚至百万富翁也有了。中国真正从“阶级斗争为纲”的噩梦中醒来了，并步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取得巨大而辉煌的成功。

1992年1月，已是88岁高龄的邓小平再次踏上处于中国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开始了他的南方之行。

看到自己设计的改革开放之路经中国南方带来的种种喜人景象，邓小平会心地笑了。这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成果。他似乎并不满意于中国人过于求稳的思维方式，及时在南方谈话中补上了他的“三点”思路，即：思想要解放一点，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

在南方一城市视察时，邓小平又一次对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一些争论作了具有战略意义的评判：许多东西不要总问它姓“社”姓“资”，只要对人民有利，就可取。

这一论断，再现了他在60年代的“猫论”的影子。其实，这些都统属于邓小平经济建设谋略的同一体系，只是60年代是为渡险关的应急之策，而今天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政策。

有人问邓小平，中国的步子是不是走得太快了，是不是走出了社会主义的范畴？

邓小平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告诉这些人，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股票不是资本主义独有，市场经济也可引入社会主义国家，只要对中国经济建设有益的，我们可兼容并包，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变！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在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快步向一个全新的世纪迈进！

1992年元月，港报发表了邓小平的谈话，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也给中国的春节团拜会上注入了新的内容。他们互相询问邓小平谈话的内容。

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全面贯彻邓小平的谈话精神，中央曾向高层干部和机构下发了“白头文件”以供全面理解精神。

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决定将邓小平的谈话作为党的文件下发给全党、全国人民学习贯彻，在全国掀起了学习贯彻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热潮。

在共和国历史发展的重大关头，邓小平总共发表了四次谈话，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经过了十年改革开放，渡过了三年治理整顿，国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出现新格局，而且国内经济面临着新困难，又有人害怕改革开放，主张走回头路的重要时刻，邓小平发表了第四次谈话，就是1992年1月的南方谈话。

这次谈话，为中国今后发展的道路，从根本原则上起到了正本清源的指导作用。今后，中国改革的根本任务，就是扭住发展生产力不放，把现代化建设搞上去。

改革不会完美无缺，更不会一路顺风。每遇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出现一些曲折、沟坎之时，总有一些人否定改革开放的方针及路线，要将中国重新拖回到旧体制上。因此，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改革开放路线以来，邓小平多次向全党全国全世界郑重声明：改革开放的路线和政策不会变、不能变、不许变。邓小平的每次郑重声明，都是对改革者、开拓者的披荆斩棘的壮举鼓劲，对动摇者、拖后腿者的一声棒喝。

1988年到1989年这两年，中国的改革进入了关键时刻，由于新旧体制的转换和相触进入胶着状态，改革的步伐难以跨大，而旧体制复活的劲头撺升，改革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艰苦和困扰。类似“眼前一片朦胧”、“怪圈”、“两难”、“死亡谷”、“此题无解”等标题和词句在一些报刊杂志上出现的频率增多。

在关系到改革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尖锐地提出了我们应当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来对待改革的问题。他指出改革是一场革命，在解放生产力的同时，也强调指出改革是一场试验，带有风险是绕不过的，除非我们不前进。“胆子要大一点，不要怕风险。如果前怕狼后怕虎，那就走不成路。”邓小平还提出“我们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也准备好对策，这样，即使出了大的风险，天也不会塌下来”。总之，对于改革中遇到的困难，只能靠更深化的改革来解决，停滞和倒退只会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更加难以解决。“有问题要及时妥善解决，不能停滞或倒退，停滞是没有出路的”。邓小平这一改革的新思想，使全国人民振奋了精神，明确了方向，又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艰苦而又细致的工作。

1989年平息发生在北京的那场政治风波以后，有一部分人被面前的困难吓住了，也有人把全部的账归结在改革开放的身上。中国将往何处去成为全国人民急盼解决的问题。

邓小平再次在中国命运最关键的时刻说了话：“是不是因为发生了这次动乱，我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就发生了问题？”“不是！我们没有错！”“我们的一些基本提法，从发展战略到方针政策，包括改革开放，都是对的。要说不够，就是改革开放得还不够。”“以后我们怎么办？我说，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邓小平的回答拨开了迷雾，全国人民坚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在治理整顿、深化改革中，控制了通货膨胀，完成了治理经济秩序的预定目标，同时在放开价格、扩大流通等领域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20世纪90年代初期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年份，当时国内外形势都十分有利。我国在动荡不安的国际环境中，在多边关系和国际活动中提高了国际地位和声望。这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外部环境。能否把我国的经济建设搞上去，能否抓住难得的机遇，至关重要。

然而，在反对资产阶自由化思潮的同时，出现了否定改革开放政策的情绪。对于改革的方针、政策，有人要分析姓“社”还是姓“资”；对于经济特区，有人认为是在搞资本主义，不仅在理论上造成了混乱，在客观上也阻碍了改革的步伐。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邓小平通过南方谈话，总结了改革开放十几年的经验，深入阐明了改革对于社会主义前途的重要性，澄清了理论问题，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增加了新内容。邓小平回答了“左”的思潮对改革开放造成的困难和对它前途的挑战，深入地、系统地阐明了改革开放的纲领、方针和原则。

邓小平尖锐地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发展生产力；经济发展与经济稳定协调统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要警惕右，但更要防止“左”；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会变。

邓小平还指出，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必须坚持两手抓，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须运用人民民主专政，保卫和巩固人民政权；在改革开放中，必须加强党自身的建设，按“四化”标准选拔和培养接班人。

邓小平在新的理论高度上，充实和发展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并且使之系统化、具体化，标志着我们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客观规律的认识已经上升到一个崭新的高度。

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长期困扰人们，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这个问题越来越敏感。一些人利用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给开拓者、建设者布下了层层雷区。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了判断姓“社”还是姓“资”的三条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怕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其中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办特区，从一开始提出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有的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因此，“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

邓小平尖锐地指出，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到了，搞一两年对了，就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

邓小平从这两个方面回答了关于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社会主义根本任务就是要发展生产力，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就必须大胆吸收和继承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其中也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东西。

邓小平一贯坚持发展生产力是判断姓“社”还是姓“资”的根本原则。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内在本质决定的根本任务。离开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任务，去判断姓“社”还是姓“资”，必然会陷入主观唯心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泥坑。

改革姓“社”不姓“资”，对外开放也同样姓“社”不姓“资”。邓小平曾经指出，在中国，要尽快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必须改革，而且必须对外开放。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时指出，当今世界是新的技术革命蓬勃发展的时代，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邓小平强调说：“总的是要开放，我们的开放政策肯定要继续下去，现在是开放得不够。我们的开放、改革是件不不容易的事情，胆子要大，要坚决。不开放不改革没有出路，国家现代化建设没有希望。”

邓小平强调：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得到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方面讲全了。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时继续强调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以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

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正是总结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而得出的科学社会主义结论。

只有改革，才能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使国民经济得到最快的发展，使国家财富得到增加，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才有光明前途。

不发展经济，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革除旧体制的弊端，不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社会主义就没有出路。

这就是邓小平对中国经济建设和发展的理论贡献！

传统的观念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逐步摆脱了这种观念，形成新的认识，冲破了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迈入了市场经济的大潮。

邓小平南方谈话谈话，第一次科学地分析了计划与市场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邓小平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

邓小平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

邓小平突破了把计划经济看成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特征的观点，澄清了人们思想认识上的混乱。这也是对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

邓小平的思想，对于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健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将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党的十四大全面肯定邓小平的精粹思想，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正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