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文革”劫难，中华民族遭受了严重摧残，而受害最重的首推科技战线。在那个年代里，科学技术被视为“资产阶级学术”，科学技术工作人员被视为“臭老九”。是非颠倒，蒙昧盛行，文明窒息。

1977年5月，面对刚刚从恶梦中醒来的国家，邓小平沉重地提醒国人，“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并号召人们：“科技和教育，各行各业都要抓。”

1978年3月18日，饱受动乱之苦的科技战线迎来了一个辉煌的日子。这一天，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开幕了。

近6000名科学家、科技工作者济济一堂，畅所欲言。这是经过10年浩劫后科学界的一次大盛会。开幕式上，邓小平发表了长篇讲话。他用大量的篇幅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论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邓小平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

邓小平强调指出：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同时，他对科技工作的具体环节、具体问题都作了重要的指示，提出了解决的措施。他提出重建国家科委，从而有一个机构，统一规划、统一调度、统一安排、统一指导协作我国的科学工作。

邓小平还提出在科技领域要实行奖惩制度；他要求高校要成为科研的生力军；他提出要保证科研人员的科研时间，使科研工作者把最大的精力投入到科研上去，并鼓励一头钻进科研里面的人；他还提出科研经费要增加。1980年他大声疾呼“教科文卫的费用太少，不成比例”，“我们非要大力增加教科文卫费用不可。”他还提出要开展学术交流，“学术刊物要办起来，要解决一下科研教育方面的出版印刷问题，并把它列入国家计划。”

抓住科技不放松。1992年，88岁高龄的邓小平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仍苦苦叮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近十几年我国科技进步不小，希望在90年代，进步得更快。”因为邓小平深深懂得，国家富强，民族昌盛靠的是科学技术。离开科学技术，一切目标、理想都会付之东流。

1988年9月12日，邓小平在一次听取汇报的会议上指出：“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

在“文革”的余尘尚未完全消散的背景下，邓小平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在中共历史上首次把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技术同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现实基础的生产力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对当代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在率领中国人民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中，根据国际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的新态势，构建起指引新时期科技发展的战略思想。

邓小平的科技思想的形成与他对世界形势的判断和对时代脉搏的把握分不开。全球性的战略眼光得益于一种开放的思维和胸怀。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邓小平多次出国参加重要国际会议和进行国事访问，在国外目睹了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给人类的物质文明以及整个社会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这些无疑在他内心深处引起强烈震撼。1985年，邓小平指出：“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1987年，他又强调：“现在世界突飞猛进地发展，科技领域尤其如此。中国有句老话叫‘日新月异’，真是这种情况。我们要赶上时代……”

1988年，邓小平在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指出：“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搞这个工程就是这个意思。还有其他一些重大项目，中国也不能不参与，尽管穷。因为你不参与，不加入发展的行列，差距越来越大。总之，不仅这个工程，还有其他高科技领域，都不要失掉时机，都要开始接触，这个线不能断了，要不然我们就很难赶上世界的发展。”

科技的发展，其核心是人才问题。邓小平基于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求，一再强调要有战略眼光，要懂得知识和人才的重要，懂得教育的重要。“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体制等方面的原因，科技发展与经济发展相互脱节，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对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远远没能发挥出来。有鉴于此，邓小平一面决定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一面着手解决科技体制问题。1985年3月，中共中央做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从宏观上制定了科学技术必须为振兴经济服务、促进科技成果商品化等方针和政策，从而为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发展，奠定了政策基础。

中国人应当以自己的方式发展自己的高科技。邓小平认为：“只要我们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力量统一地合理地组织起来，人数少，也可以比资本主义国家同等数量的人办更多的事，取得更大的成就。”1986年3月，邓小平亲自批准实施瞄准世界高新技术前沿的“863计划”。1988年8月，国务院批准实施以高新技术商品化、产业化、国际化为宗旨的“火炬计划”，先后批准建立了53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从此迅速壮大。

邓小平科技思想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和升华。当今世界“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1988年9月5日，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邓小平说：“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的这一论述精辟地阐明了科学技术是经济发展的首要推动力，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学说。

1977年，“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工作开始进行。在一次教育座谈会上，邓小平说，他愿当教育界的后勤部长。他作为一代伟人，是从未来的长远角度来对待教育这一问题的。邓小平指出：“教育要狠狠地抓一下，一直抓它十年八年。我是要一直抓下去的。我的抓法就是抓头头，抓方针。重要的政策、措施，也是方针性的东西，这些我是要管的。”在1977年，邓小平就提出愿当科技教育界的后勤部长。

在1978年3月18日的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邓小平再次强调要抓教育。他认为，教育事业，绝不只是教育部门的事，各级党委要认真地作为大事来抓，各行各业都要来支持教育事业，大力兴办教育事业。邓小平在讲话中说：“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于教育，我们要全面地正确地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端正方向，真正搞好教育改革，使教育事业有一个大的发展，大的提高。”

在教育的拨乱反正工作中，邓小平不仅从理论上阐述了教育的改革、发展方向，还身体力行地做了许多具体的工作。

教育战线遭受的破坏之一是高考制度被破坏。因此，大批德才兼备的有志青年被拒之于高校大门之外，教育、文化质量下降。邓上平为此提出：“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好办法。”“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邓小平在同方毅、刘西尧、雍文涛、李琦谈话时，还建议要恢复招收研究生，增派留学生，想办法聘请外国专家来中国讲学。

邓小平又针对学校存在的一些“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提出，撤走“文化大革命”中进驻学校的工宣队，恢复科研人员职称，并提出科学研究机构要建立技术责任制，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

重视教育，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落实广大教师的政策，改善他们的待遇，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文化大革命”中，教师作为“老九”对待，他们的积极性、热情都受到伤害，心灵的创伤是极其严重的。

早在1977年，邓小平就大声疾呼：“人民教师是培养革命后代的园丁。他们的创造性劳动，应该受到党和人民的尊重。要确实保证教师的教学活动时间，要关心他们的政治生活、工作条件和业务学习。对于在教学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教师，应该给予表扬和奖励。”“我们要提高人民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不但学生应该尊重教师，整个社会都应该尊重教师。”

针对教师工资收入问题，邓小平指示：要采取适当的措施，鼓励人们终身从事教育事业。特别优秀的教师，可以定为特级教师。限于国家的经济力量，我们一时还难以较大地改善教职员工的物质生活待遇，但是必须为此积极创造条件。各级党委和教育行政部门，首先要在可能范围内，尽力办好集体福利事业。

在邓小平等人的倡导下，1985年1月21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决定每年9月10日为教师节。教师节的建立，标志着教师在我国受到全社会的尊重。

1983年10月1日，邓小平为北京市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是邓小平教育思想的总结，它立足现实，从纵、横两方面为今后教育的发展方向作了规划，是今后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针。

中小学教育是实现“三个面向”的基础。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提出：教育要“从小学抓起”。在著名的“八八讲话”中，他又提出“要重视中小学教育”。在1978年召开的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又说：“我们要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不但要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而且首先要提高中小学的质量。”1984年2月16日上午，邓小平在参观上海市微电技术及其应用汇报展览时指出：“计算机的普及要从娃娃抓起。”

现代教育归根结底，要有掌握现代化知识的教师。现代教育者必须先受现代教育。1977年4月22日，邓小平指出：“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现代培养合格的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在教师。”他强调：教育部和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大力培训师资，努力提高现有教师队伍的教学能力和教学质量。同年9月19日他又指出：师范大学要办好。省市主管的师范大学，教育部也要经常派人去检查，不办好师范教育，教师就没有来源。

邓小平还极其重视中小学教育的教材的建设。1977年，他要求教育部组织一个很强的班子编写教材，教材要反映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他提出要进口外国教材，要吸收世界先进的东西，使青少年掌握最新的科学知识。他说：要进口日本、英国、美国、法国、西德等国家的自然科学教材，结合我们自己的实际编好教材。一套具有现代化内容，有世界水平作参考的教材对于培养未来建设者的中小学来讲，无疑是极为关键和有益的。根据邓小平的意见，教育部组织各方面的专家学者数百人经过几年的辛勤劳动，到1982年终于初步编审出版了一套新的中小学教材。

为进一步落实“三个面向”，改变基础教育的落后状况，中共中央在1980年12月作出了普及中小学教育的规定，再次重申了邓小平的要提高教学质量，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必须从小学抓起的思想，提出80年代基本实行普及中小学教育的历史任务。1985年5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又把实行9年制义务教育当作关系民族素质提高和国家兴旺发达的一件大事突出地提出来。实行9年制义务教育是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是实现邓小平提出的到建国百年我国经济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一战略任务的重要步骤。

邓小平对全国的中小学生寄予深深的希望。他殷切期望全国的中小学生成为振兴中华的栋梁之才。1980年5月26日，他为《中国少年报》和《辅导员》杂志题词：“希望全国的小朋友，立志做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的人，立志为人民作贡献，为祖国作贡献，为人类作贡献。”1983年4月1日，他给北京育才学校编写的校史题词中，又对中学生提出：“要勤奋学习、遵守纪律、热爱劳动、助人为乐、艰苦奋斗、英勇对敌。”

邓小平不忘贫困地区少年儿童的成长。为救助贫困地区失学的少年儿童，团中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实施“希望工程”，邓小平欣然题词。并数次为“希望工程”指教。

实现教育的“三个面向”，发展高等院校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邓小平在1978年6月同清华大学的一些负责同志谈话时说：“重点学校规模应逐步扩大，将来要扩大一倍。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有三四万大学生，绝不算多，不搞好大学，就提不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

1983年春节，79岁的邓小平风尘仆仆赶到上海、江苏等地视察工作。他把高校的建设与发展记在心上，在这次视察中，他就加强发展我国高等教育的问题作了重要指示。他说：“大专院校发展，近期不说发展一倍，也可以发展半倍。现在我们是有这个能力的。重点院校增加一倍学生没有多少问题。师资不缺，现在许多学校的教师没事干，主要是房子问题，再拿出钱来建校舍和宿舍，我看也可以拿出来。这一方面用多少钱，要算个账。”

邓小平讲话后，教育部和国家计委迅速调查研究与推算，向国务院提出了《关于加强发展高等教育的报告》。1983年4月，国务院正式批准这个报告并转发全国。这是落实邓小平“三个面向”而采取的重要措施。

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公布。这个决定使我国教育沿“三个面向”迈出了划时代的一步。邓小平赞扬它“是个好文件”，称之为教育工作的蓝图。

早在20世纪50年代，我们党就认识到了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在为社会主义服务，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种认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得到落实。新中国成立近30年后，邓小平仍要为知识分子的处境而呼喊。

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发表了《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即著名的“八八讲话”。在讲话中他旗帜鲜明地提出：“对全国教育战线17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应当肯定17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在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的开幕式讲话中，邓小平很尖锐地提出：“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那么，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人是不是劳动者呢？”

他自己作了极其肯定的回答：“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他这样分析：“知识分子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从事体力劳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歪曲成为阶级对立，是为了打击迫害知识分子，破坏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联盟，破坏社会生产力，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要在短短的2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大大发展我们的生产力，当然就不能不大力发展科学研究事业的科学教育事业，大力发扬科学技术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的革命积极性。”

1979年3月19日，中共中央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决定撤销1971年8月13日转发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从邓小平1977年提出“两个估计”问题到这个中央文件的发出，标志着“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被彻底推翻了，“四人帮”强加在广大知识分子身上的枷锁完全被砸碎了。

在完成对知识分子的拨乱反正的任务以后，邓小平又把知识分子政策转向了新的主题——把知识分子政策转变到体现了党的组织路线、干部路线上来。这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飞跃。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提出“要有一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干部队伍”。并把它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前提之一。后来他又概括为“革命化、专业化、知识化、年轻化”的干部四化标准。这突出地表现了邓小平对知识分子，对人才的尊重。

邓小平分析我们在用人上的弊症，他认为，不是我们没有人才，而是我们的各级党委，特别是一些老同志，在这方面注意不够，没有去有意识地发现、选拔、培养、帮助一批专业的人才。许多人才，他们的工作条件太差，待遇太低，他们的作用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他再三强调：“坚决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碍，打破老框框，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大力培养、发现和破格使用优秀人才，坚决同一切压制和摧残人才的现象作斗争。”

1984年，中共中央作出的经济改革的决定中，就贯彻了邓小平有关人才的思想。《决定》的第九条是“起用一代新人，造就一批社会主义经济干部宏大队伍”。强调在经济改革中要订出规划，采取措施，造就大批厂长、经理、总工程师、总经济师、总会计师、党委书记，形成一支包括这些人在内的门类齐全成龙配套的经济管理干部和技术干部队伍。邓小平看后说：“《决定》共十条，最重要是第九条，当然其他各条也都是非常重要的。第九条，概括地说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八个字，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用人才。”

邓小平十分注意从现实角度考虑解决知识分子的实际问题。他在1985年指出：“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人才问题，别的不说了，就讲两点。第一，能不能每年给知识分子解决一点问题，要切切实实解决，要真见效；第二，要创造一种环境，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改革就是要创造这种环境。”

1988年，他在《从战略高度考虑教育问题》的谈话中说：要注意解决好少数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这个事情，在国际上都有影响。

邓小平对待知识分子问题的胸怀是宽广的、目光是远大的。1992年他发表南方谈话时说：“希望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来。不管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怎么样，都可以回来，回来后妥善安排。这个政策不能变。告诉他们，要做出贡献，还是回国好，希望大家通力合作，为加快发展我国科技和教育事业多做实事。”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邓小平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使广大知识分子摆脱了精神桎梏，挺起腰板，在社会主义建设征途中大显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