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文革”中的命运:全国第二号“走资派” 四、“我是维吾尔族姑娘,头上辫子多”
在1973年4月12日招待西哈努克亲王的宴会席上,人们重新看到了党的前总书记邓小平,当他再度出现在中共中央的高级外事活动中的时候,一度曾与他共过事的人不由得投去了惊异的目光。
这位矮小的老人穿着褐色的毛式制服,显然有些不太合身——几年的下放劳动使他明显地消瘦了下去,他的步伐也已经不如原来那般敏捷,但他始终面带微笑,眼睛里流露出乐观自信的神情,就像指挥千军万马,挺进大别山时一样,他顽强地走过了艰难困苦,走过了春夏秋冬,在冰雪消融之后,迎来了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二个春天。
今天,邓小平是以周恩来的副手——副总理身份坐在贵宾席上的。
林彪事件后,年迈的毛泽东主席已经开始认识到,由于近几年极“左”路线的推行,建国初期那种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已经成了美好的回忆,建设的任务依然沉重地压在这位新中国的缔造者的心头。
邓小平以他特有的坚定沉着,灵活多变地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工作中他始终坚持着一条宗旨:只要是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有好处,那就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这一务实的工作作风被誉为“绵里藏针”。
然而,“四人帮”却对邓小平的复出没有半点喜色,甚至是仇恨和恐惧。他们知道,无论从资历,声望和才干来说,他们都无法与邓小平相比。因此,几乎从一开始,他们便把他当成了最危险的“敌人”。
关于“四人帮”等“文革”分子对于他复出的反响,邓小平并非完全没有料到,他心里很清楚“四人帮”的篡权野心,中国的命运不能掌握在少数野心家的手里,对于和“四人帮”的斗争,关系到我们这个新兴社会主义国家的前途,虽然自己刚刚回到中央不久,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无论如何不能再姑息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的倒行逆施。
邓小平是以一种大无畏的气概重返政治舞台的,一次,他说出了内心的苦衷:“我是维吾尔族姑娘,头上辫子多。”辫子抓在人家手里呢,随时有被打倒的危险,为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人民也从邓小平敢作敢为,力挽狂澜的作风中看到了希望,都把挽救危局的希望寄托在了邓小平身上。
事实上,尽管毛泽东在思想上和感情上都靠近“左”派,但由于种种考虑,他还是谴责了他们的分裂阴谋。1974年7月份,毛泽东批评他们不要搞“四人帮”,第二年5月,他又更尖锐地警告江青,“我已经告诉过你们,不要搞‘四人帮’,为什么还在搞呢?”
1975年初,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京开幕,这次大会,取消了设国家主席的规定,在宪法第十五章里又确定党的主席对军事力量拥有命令权。
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最大成绩,是通过了他们未来的经济计划:第一步,用15年,即1980年之前,建立“相对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到2000年,中国要在经济上进入世界先进之列。这个计划预见到了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即后来简称的“四个现代化”。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的身边需要一批既熟悉专业知识又能干的人。当时已经确诊,周恩来总理——这位无论在革命时期或是建设时期都为新中国而鞠躬尽瘁的人,不幸患了绝症,毛泽东权衡再三,终于召回了他的老下级,他说:“邓小平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在战场上立过功,是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战士,另外,他还懂得经济和军事。”
毛泽东并没有看错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邓小平精力旺盛,敢作敢当,看上去要比他的实际年龄年轻得多。他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妥善处理了各种错综复杂的外交事务,在接见外国客人时,他以机智幽默、实事求是的出色表现赢得了客人的赞誉。他所取得的卓越成果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