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开始后，行军是异常艰苦的，然而一向乐观豁达的邓小平并没有被在中央苏区受到的批判和冷遇所压倒，也没有被身体的疲惫所征服，他不仅自己保持着乐观的情绪和旺盛的精力，而且以他那风趣幽默的谈话，感染着周围的人。行军时，或休息时，邓小平就同周围的人说天道地，海阔天空，常常引来一阵阵笑声。同志们开玩笑，自封了一个“牛皮公司”。由于天天行军，再加上给养困难，经常吃不上饭，于是，大家就吹嘘各自家乡的风味美食，湖南人大谈湘菜，广东人大吹粤菜，而邓小平则大讲川菜如何好吃，如何麻辣喷香，说得大家直咽唾液。长征进入四川地界后，和邓小平一起行军的刘英见当地非常贫穷，便开玩笑地对他说：“四川有什么，只有醪糟！”邓小平不服气，说：“这里是边区！”坚持说还是四川菜好。

邓小平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后，十分重视长征中的宣传鼓动工作。为消除沿途群众由于不了解红军而产生的疑虑甚至恐惧心理，红军每到一地，向群众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主张，便成为一项重要的任务。为此，邓小平对宣传队员提出了十分严格的要求。有一天，经过长途行军，傍晚时分，部队在一座村镇宿营了。宣传队员们吃过晚饭后就烧水洗脚，准备睡觉。突然，邓小平推门进来，面带愠色地问道：“怎么搞的？街上为什么一条标语都没有？”队员们见邓部长发火了，不知怎么回答才好。邓小平接着批评说：“烧水洗脚有那么重要吗？把我们宣传工作的传统都丢掉啦！”在邓小平的批评教育下，队员们提起石灰桶，点起火把就去写标语了。从此以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凡是到一个新的地方，宣传队员们放下背包，第一项任务就是去写标语，可自觉啦！

邓小平对战士们的要求是严格的，同时对他们的关怀和爱护又是无微不至的。遵义会议后，邓小平分到了一匹马，但在过夹金山之前，这匹马死了。翻越雪山之后，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邓小平见到了早年一起留法勤工俭学的傅钟。这时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的傅钟送给邓小平三件宝：一匹马，一件狐皮大衣，一包牛肉干。过草地时，身边的小战士走不动了，邓小平就跳下马来，说：“来吧，哪个走不动哪个先骑。”说完，便把“重点对象”扶上马，自己步行。有时几个战士都走不动了，邓小平一面鼓励他们坚持住，一面照顾他们轮流骑马前进，帮助这些小战士走过了一段艰难的路程。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哈达铺后，部队进行了休整。为补充长期消耗的体力，总政治部提出了“大家要吃得好”的口号，供给部也发给每个指战员一块银元。宣传队的队员们手捧银元，舍不得花。邓小平来看望大家时，队员们说：“邓部长，我们会餐，你参加不？”邓小平说：“好哇！吃什么呀？”队员们说：“每人凑一毛钱，买鸡吃！”“行啊！”邓小平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银元，交给警卫员去买鸡。鸡吃完了，队员们揩干净嘴巴，都走了，谁也不再提起还钱的事了。几天后，邓小平见到这些小战士，逗趣地说：“哈哈！小鬼！我算是上了你们的当喽！”“哈哈哈哈……”小战士们都得意地大笑起来。

邓小平不仅关心战士，对干部也是关怀备至。中央红军到达阿坝地区时，总政治部动员全体指战员设法筹粮。有一天，李伯钊和黄镇在河边洗粮时，拣到一些漂浮来的麦粒，回来后，多做了几个馍馍，没有交公。此事被管粮食的同志知道后，李伯钊虽交出了多做的几个馍馍，但心里不太高兴。这时，邓小平提着小布袋来了。他从布袋里取出一个属于自己的馍馍，递给李伯钊，说：“你饿了吧，给你！”李伯钊说：“我不要。你留着自己吃吧！”邓小平忙说：“这是我送给你的，不要你还。”李伯钊接过馍馍，鼻子一酸，眼泪流了下来。她说：“小平同志对人真好，在困难的时候这么关心人，多么难能可贵啊！”红军翻过六盘山，在青石嘴歼灭敌人两个连，缴获了大量物资。邓小平要红四团政委杨成武为“战士剧社”的宣传队员们每人做一身新衣服。在邓小平的关心下，队员们穿上了新衣服，上台演出显得更加神气了。

生活中的邓小平平易近人，长征路上经常和干部、战士打成一片，并且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深深地感染和鼓舞着广大的干部战士，增强了干部战士战胜困难的信心。邓小平善良随和，善于联系群众，谁都愿意和他在一起，聊起天来，天南海北，无所不谈。长征途中，没有吃的，邓小平就和大家摆“龙门阵”，讲各地方的“吃经”。邓小平大讲四川天府之国的回锅肉、鱼香肉丝、辣子鸡丁、麻婆豆腐如何好吃，说得大家直咽口水。后来，红军战士们把这叫做“精神会餐”。有时，在军队宿营时，邓小平与罗荣桓面对面席地而坐，摆上中国象棋，以黄河为界，将起军来，许多干部、战士都围拢观战，七嘴八舌，热闹非凡，顿时，长途行军的疲劳消失了，大家都沉浸在愉快的欢笑声中。许多老同志回忆起长征的生活经历时，都会异常兴奋地说：“只要跟小平同志在一起，就来劲。”邓小平成了红军中干部战士的贴心人。

和战士们一样，邓小平的生活也是十分艰苦的。他工作十分繁忙，想抽烟却没有烟叶，有时，出去搜罗烟叶，往往空手而归。无奈，只能以树叶当烟叶。在非常艰苦的环境里，邓小平对自己严格要求，以身作则。为了便于行军转移，干部、战士身边只带三五天的粮食，经常需要到30里外的后方山里去背粮。背粮部队要出发时，邓小平匆匆赶来了，他坚决要求去背粮，并且风趣地说：“命令是我下的，我能不带头执行吗？要吃饭，就得干。”于是，邓小平挤进队列中，同干部战士一起向山里出发了。邓小平严以律己，以身作则，与干部战士同甘共苦，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和宽大的革命胸怀。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问过父亲：“长征的时候，你都干了些什么工作？”邓小平用他那一贯的简明方式回答女儿说：“跟着走！”毛毛这样评论邓小平的回答：“父亲讲的倒是大实话。长征开始他那顶‘右倾错误’的帽子还没摘，后来一直又没有任军事要职。再说长征嘛，二万五千里，本来就是走过来的嘛。”其实，翻阅有关长征的历史资料，不难发现，邓小平在跟着走中，不仅把足迹和风采留在了两万五千里的漫漫征途，而且把平凡而又闪光的业绩和精神融进了长征这部英雄的史诗之中……是他，在长征初期紧张的行军战斗中，克服种种困难，手刻油印，主持编印了第七期、第八期《红星》报，为战士们提供着“精神食粮”；是他，从1935年6至7月间，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以卓有成效的宣传鼓动工作，激励着红军战士克服艰难险阻，勇往直前；是他，同战士们同甘共苦，爬雪山，过草地，跨江河，跃关隘，留下了说不尽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