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 秦城监狱的6601号犯人

一辆公安部的囚车——不是现在那种警笛鸣叫的囚车,而是一辆普通的小卧车,但它是地地道道的囚车。囚犯就是我。我没有被戴上手铐,而是像一位首长一样坐在车内,两旁有人“陪伴”,但我是地地道道的囚徒。汽车驶出北京的德胜门,一直向北。车内除了不时的嗽叭声外,再没有别的声音,没有人说话。我不知道开往何处。这是1966年下半年,我国“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快速行驶,到了一座不高的山脚下。从山下到半山腰,筑有高高的围墙,围墙里面有几座楼房,这楼房很特别,远远望去,只有凡排小洞洞,大概就是“窗子”。啊!这是监狱,这就是建成不久的秦城高级监狱!在那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年月,多少革命的功臣在这里吃尽了铁窗之苦!后来,幸存下来的原北京市公安局长、后任中央调查部副部长的冯基平说:“我要是知道我建的这座监狱是关押我自己的话,我一定会把它建得更好一些。”

一个无辜的人被关进四面不透风的监狱,他的心情是不言自明的。在这时,任凭他是怎样叱咤风云的人物,也变得那样软弱无力,任人摆布,屈辱、悲哀、愤懑一齐涌上心头,但也只能停留在心头!

把我送进这高墙之内,我也并不太感到突然,因为在此之前。我已经坐了三年多不叫监狱的监狱。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1962年9月,正当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之际——这样的会,一向是党中央做出重大决策、喜讯频传的会议,我照例以兴奋的心情期待着……。突然,陕西省委接到中央组织部急电:“立即派人护送师哲回北京”。省委当然照办。我心里纳闷:是调我去北京?又何须“立即”“派人护送”?要处置我吗?处置我什么呢?尽管百恩不得其解,也得服从命令。于是,陕西省委“立即”派出秘书长“护送”我到北京。不过我心里始终是坦然的、踏实的。因为我自己了解我,中央同志和毛主席都了解我。

到了北京,一下飞机,便有车接了直奔中央组织部。一向干部到此如归、倍感亲切的组织部,此时却令人窒息。他们让我坐在一间屋子里休息,门外工作人员乱哄哄跑来跑去,互相打听着“师哲到了没有”的声音,我都听得见。我更加莫明其妙,但是除了等待,还能怎样?

过了个把小时,副部长李楚离才出现在我的面前,几句问候的话之后,便陪我驱车到万寿路招待所去见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安向我介绍了十中全会情况,还谈到康生在会议上给毛主席递了个条子:“有人写小说反党”等等,接着又说明这些事都与我“无关”,调我回京,只是“为了弄清高岗、习仲勋等人的问题。你过去接近过他们,你应该了解一些问题,你要老老实实,有啥说啥,向党交代清楚”,云云。他提的问题,可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我同高岗、习仲勋之间的关系以及全部活动;二是高、习二人都干了哪些坏事;三是我和他们一起干了哪些坏事,以及我所知道的应该向党彻底交代的所有问题。谈完后,送我回到家里。

我本着对党忠诚老实的态度,以一个党员应有的责任,想帮助党把问题弄清楚。可难就难在我找不出坏事,但为了预防自己有好坏不分的地方,只好不分好坏,凡是我知道的,一股脑儿交代。于是用几天时间,写了详尽的材料交给安子文。

在他们看材料的过程中,我有三四天的空闲时间,我便利用这个时间去探望了一次老熟人王世英。此时,王世英任山西省省长,因病在北京疗养(我在《我所了解的康生》一文中多次提到他所受的迫害)。他一见我,十分惊讶,说我不该在此时回北京,最好立即回原驻地去。当我告诉他是中央组织部调我回来时,他傻眼了。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他想告诉我“事情不妙”,但他有口难言。我只呆了一会儿,他便送我几个大苹果,我明白:他既是祝我平安之意,也是告诉我该告辞了。他送我离去时,紧紧地握了我的手。不料这次见面竟成诀别!

不祥之兆纷至沓来,但我仍无法猜测,我能蒙受什么祸患?!

三四天过后,安子文对我说:“你的交代,领导(我立即意识到这个“领导”就是康生)看过了,但他说不行,过不了关,交不了卷(这些都是我早已听厌了的康生惯用的语言)。还要老实交代。”安子文虽然嘴上这样说着,但我能觉察到他内心的愧疚,他口不由已啊!到了“文革”,他也被打倒了,并被发配到安徽。当他的儿子安民去探望他时,他对孩子说:他一生做过两件昧良心的事,而第一件就是对不起师哲。我并不怪他,他又有什么能耐不执行“领导”的指示呢?他自己也同样逃不脱厄运。

安子文这次同我谈过之后,再未露面,过了两天,由李楚离向我宣布:

“自即日起,你同中央组织部再没有关系了,你的事由另外一个部门接管了。”这是在中央组织部宣布的,当时便由公安部派来的人把我接走,送到东总布胡同(原李宗仁的公馆)软禁起来,没有让我同家人告别。从此,我便从家中失踪了十几年,我的头上套上了“金箍”,这“金箍”不是用符咒控制,时紧时松,而是用“螺丝”一圈、一圈地紧箍下去的。

“唐·吉诃德”同我搏斗

自从我被软禁在东总布胡同那座楼里之后,唐·吉诃德式的人物同我搏斗就开始了。三年中同我“谈话”的人总有二三十人,加上前后向我要材料的将近百人。开始时还有四五位像是高级一点的(副部长级)干部,一来到,先要表现出自己的非凡,但顶多一两次,就不再露面了,其中一个较低级一点的干部,说他老早就认识我,他在统战部工作过,还参加过建设民族文化宫的领导工作,我们一开始交锋就搞僵了,经过几次折腾,他也不来了。可是隔了一段时间,他又出现了。这次是他一个人来的,表现得非常谦逊和蔼,声音低沉。寒暄过后,他说他对不起我,要我原谅他的粗暴,因为“领导”要求他对我要严厉,他是不得已而为之,是违心的。后来知道,那是他即将离开此项工作之前,来向我忏悔的。

接着来的像是一个局级干部,可能是从外地调来的。一开始也是来势汹汹,装腔作势,大喊大叫,拍桌打椅,以势逼人。但谈不了几句话,就思路闭塞,语言枯竭,无所措手足,一副狼狈相。我讽刺了他两句:“演‘三堂会审’也没用,拍惊堂木更没用,我是蒙冤受害者,但却不是被人陷害了的苏三。”不料倒生效了。此后,他再也不敢拍拍打打了。我从他的言变中发现,他每次同我谈话之后,都是要向康生汇报的,然后又用康生教给他的那一套来攻击我。有一次我说:“你这一套,我1942—1943年在延安时,就早已从他的嘴里早已听厌了,那时他就是这样教我们的,但这一套毫无用处,现在就更没有用处。还来重复这一套,岂非自找麻烦?!其所以没有用,就是因为它不科学,不实事求是。”这个可怜虫竟反问我,“在延安时你听谁说的?”我说:“你自己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如果你愿意捉迷藏,那咱们就玩个够吧。但是我要告诉你:我在延安听他讲的比你在这里说的还要多得多。不过,这一套过去就不灵,现在更不灵了!”后来有一次他自我介绍说:他在延安杨家岭会见过任弼时,但“不知为什么没有遇见你这位政治秘书!”此话他在以后还重复过几次,用意何在,不得而知,我看他很象是长征过来的老干部,执行任务坚决,但是渐渐地也就亮了底。他告诉我:康主教给他的秘诀是对我的每一句话,都要问个“为什么”,对每一句话都应该提出一万个“为什么”,使我永远回答不完。可是他试验的结果,自己也觉得十分无聊。于是我们常常只是对坐,沉默无言。哑戏一场又一场演过之后,他再也不来了。

向我问话的人越来越少,只剩下二三人,其中有一位姓段的,是平山县人。他说:他从未接触和处理过像我这样一级的干部问题,“今天居然出面审查你一一师哲,实在,实在……”。

就这样度过了二三年,同样的话不知重复了多少次,实在无话可说了。有一次我自己提出问题,我说:“我们已经谈了很多,谈了很长时间,但一直未触及我在苏联的十五年,如果你们对这方面有什么问题,请提出来,我愿意澄清。”此人不敢表态,立即跑到楼下去打电话请示,一去两个多小时,转回来时则说:“今天没时间了,下次再谈吧。”我明白了,他们同我谈话的范围是康生划定的,他们绝不敢越雷池一步,而康生对在苏联的一段是忌讳的(其原因见《我所了解的康生》一文)。

过了若干天,一个上午,此人又来了。显然我要谈的问题,对康生是个威胁,他自己做贼心虚,不敢让我谈。经过策划,重新限定了范围,再把他派来,而来者却以为他掌握了新武器,神气十足地来同我搏斗了。可惜他只不过是主子的传声筒,他提的问题是:要我交代毛泽东同斯大林的来往关系。我问道:“是谈毛泽东和斯大林个人之间的关系?两党之间的关系?还是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而且是涉及到哪些问题和哪个时期的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还是我国新政权成立之后?”他不能回答,只是含糊他说:“关于毛主席这方面的情况。”我又问他:“是谁提出、谁委托你们谈这个问题的?”他狂妄地回答说:“审查干部对谁都一样,对谁的问题都可以查问的。”我说:“你错了。不是对任何人、任何事你们都有权力、有资格审查的?”这话激怒了他,他跳起来,恶狠狠地说:“我们有权审查任何人!”于是我要求他拿出中央的特别决定,而决定必须明确写清:“中央责成师哲彻底交代毛泽东同斯大林、苏联之间的关系问题。”我说:“只要中央正式作出这样的决定,我自然交代一切。”于是他们骂我“狂妄自大”、“目空一切”、“不听从上级”等等。我也毫不示弱,便同他们对骂起来,骂累了,他们走了。

他们用的是神经战,而我取得了主动权。对骂之后他们一连五六天不照面。我也只好等待,并准备着对付可能来自任何一个方面的攻击。

那两位终于又露面了,他们出现在我的面前时,一改过去那种凶神恶煞的狰狞面目,而是笑嘻嘻地向我问好,问我的健康、饮食、起居等情况,闭口不谈实质性的问题。难道我需要这些虚性假意吗?我需要的是解决问题!所以我实在忍不住了,便主动提出要谈。他们问我要谈什么?我已经意识到上次的搏斗,我取得了胜利,索性再将他一军。于是我说,“就谈你们上次提出的毛主席在外事方面的事情。”他们连忙声时:“不谈那个问题了,此后再也不谈涉及到那方面的事情了。”我心里又好笑,又悲哀:可怜的无知的人啊,你们只能盲目地充当别人的棍棒!

高墙之内形形色色

1966年初,我被转移到太安候街二十几号,此处也是一个独院。在这里,他们只来过一次,而且仅仅是来看看我,问我有什么要求,健康状况如何等等。

在这里住了不到半年,又把我转送到学院胡同,这里是公安部一位干部住家的后院,前后相通。在这里住了不到两个月(即1966年下半年,“文革”席卷全国之际,不过当时我什么也不知道),便被送进了秦城监狱,后来听说这是当时任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的决定。

在秦城,我的编号是6601(即1966年第1号犯人)。这时,监狱里关押的人确实很少,许多楼房都空着。安排我的那幢大楼里空荡荡的,大约连我只有三名犯人。房间里的窗子离地面一人多高,这就是从远处看到的一排排小洞洞中的一个。

我从被软禁到关进监狱以后的一段时间内,除了精神上的摧残和压抑以外,生活上的标准仍相当高,伙食很丰富。

在这里看管我的只有一个人,此人看来是老工作人员,有经验,很者练。每天都要来几次,一会儿要我出去散步,一会儿要我去做轻微的劳动,当我做不动时,他就来帮我,人很和气,说话做事也近乎人情,有时还同我闲谈聊天。我生活上的一切要求,他大都满足了我。诸如我要的一个小木桌、纸张、笔墨、砚台以及脸盆等用具,他都一一弄到了。有一天,在闲聊中我问他:“你们这里关押的当然都是有罪的犯人,但把无辜、无罪的人关在这里,这合适吗?”他回答得非常妙:“这是国家的需要。”(!!!)又以安慰的口气说:“你来了,就安心地呆着吧,注意保护自己的健康。有什么要求,告诉我,凡能做到的事,我都尽力而为。”他的话对不幸者确实是点慰藉。

但是好景不长。大约1967年11月间,来了部队,实行军管,陆陆续续接替了原来的全部管理人员。进入1968年,听说原来的管理人员已经全部进了“学习班”。

秦城监狱虽然“掌握”在部队一些人手里,但是他们既不会管理,也不会安排工作,而只会做一件事,就是折磨人、污辱人、骂人、搞点小动作之类。他们对所有的在押人员只会说一句话:“你是反革命”或“你是反党分子”。若是反驳他一句,他立即反问:“不是反革命,为什么把你关在这里?!想出去?没门!”是啊,多么简单的“真理”!又是多么容易的颠倒?!

已经有一年多没有人同我纠缠了,自从这些“大兵”来到,就开始了无缘无故、无休无止的无聊折磨。他们不断地故意敲牢房的门,即使在休息的时间,也要唤醒,使人无法安宁,无法休息。饭菜也只有窝窝头和咸菜了。

他们似乎把监狱当作“练兵”的出场,一天午休后,来了一批人,有穿军衣的,也有穿便衣的,但从面孔上看,并不生疏,都是军人。然而见了面却无活可说。尤其是年龄大的,当军官的话很少,而是小青年冲在前。其中一个很积极,但说不了几句就词穷了,只能不断地重复那几句活,找不到结束点。时间就是这样被车轱辘话滚过去。

当“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响彻云霄时,我意识到弹片会落到我的身上。于是我自己争取主动,把我所了解的与刘少奇有关的事,以及我同他的往来,详详细细、清清楚楚写了一篇长长的交代材料。交出去之后,却石沉大海,毫无反应。过了大约两个多月,来了一批人,指责我“交代不彻底”、“避重就轻”、“没有讲到点子上”等等。我请他们提出具体问题。具体要求,他们无法回答,只是一味地纠缠、加压。我明白了,并不是我争取主动就能主动的,既然存心折磨你,还能让你主动?于是新的一轮又开始了。

根据他们的要求,我把已写过的“交代”又重新写了一遍,显然仍是“交不了卷”“过不了关”。

每天来同我谈话的,全部是军人,海、陆、空、步、骑、炮、各军种各兵种都有。他们从来不提具体问题,实际上也提不出任何具体问题,而只是一个劲地、盲目地催逼、加压、谩骂。他们的意思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我编造:“如何伙同刘少奇反对毛主席的”?当我弄清了他们的意图时,我反问道:“前不久你们花了很长时间,说我伙同高岗反对刘少奇,而现在又说我伙同刘少奇反对毛主席。请问:我到底是反对刘少奇,还是伙同刘少奇呢?!”那位操着胶东口音的校级军官竟理直气壮地回答说:“这并不矛盾!”真使人啼笑皆非,还能同他们说清楚一句明白话吗?!

继而追问刘少奇同斯大林的“特务关系”。我反问道:“是斯大林要收买刘少奇做特务工作吗?”回答说:“当然不是斯大林自己,而是他的特务机关这样做的。”我说,“如果你们不了解苏联,那么也可以根据我们中国的国家领导和各部委的关系做出点推理。想一想,斯大林作为党的领袖、国家的最高领导,会亲自去做收买特务的事情吗?他们的政府官员以及其他任何人,谁敢触动斯大林的客人?!”他们茫然了。

但是,这些可怜的人,作为他人的工具,不由他不拚命地、厚颜无耻地蛮干。车轮战没有停,只是再也不敢提问题,一味地压、逼、催。就这样持续了两个夏天,到了第二个夏天(1968年),他们日夜突击,轮番威逼,一刻不让休息。

我被关在一间小屋子里,门窗紧闭,屋内闷热,温度高达40°C以上。他们打开电风扇,只对着他们自己吹,把我置于墙角,并面墙站立,不准动。这样持续了二十余天,我的两腿两脚红肿,血液下沉淤积,血管膨胀以至坏死,脚面裂开血口,然后化脓。但恶狼般的嚎叫仍不绝于耳,既不让休息,也不让就医。这时有从“学习班”返回来的管理人员看到我的伤势严重,请来了医生。“天哪!”那位“医生”活像个“何仙姑”,她站在门外老远的地方望望,问我:“你是不是害过梅毒?你这病是哪儿传染来的?这病没法治!”我要求给点消毒棉和绷带,我自己包扎,她理也不理,转身走了。

野蛮行径?在这走投无路的日子里,我的确产生过自杀的念头……。啊!有真理的却无起码的生存权利;无真理的却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种权利利用了愚昧,才能实现如此非人的野蛮。

江河有源事出有因

大凡人在与世诀别之际,总要回顾自己的一生,尤其是受迫害者,总要追寻达到这步田地的渊源。

我在其它的回忆文章中,已经叙述过我自发种下的祸根,尤其是因为我对康生了解得太多了,所以在动难逃。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蛛丝马迹,我都回忆了起来——

1950年至1952年间,在中南海的工作人员中流传着一此闲话,主要是对刘少奇的意见。这些意见是说1949年开国大典时,江青匆匆从莫斯科赶回北京,为的是参加天安门的庆典,而毛主席坚决不允许她登上天安门成楼,然而刘少奇却把王光美带上去了。1950年毛主席从莫斯科回到北京时,他又不让江青到车站去接他,而在此之前,刘少奇从莫斯科回来时,王光美却到清华园车站迎接了刘少奇。还有其它一些不利于团结的流言蜚语,都有损于诸领导的威信。我心里存不住话,实在忍不住,便直接向毛主席反映了。毛主席听了以后,要我把自己听到的闲话告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同志,这就使我大大为难了,尤其因为我知道这些流言蜚语大部分源于江青,其中的隐情又难以尽知,而毛主席的话又不能违抗。不得已,我硬着头皮向刘少奇反映了些许,提醒他注意就是了。

1950年和1952年间,江青又有两次去苏联,一次是张国男陪同,一次仍是林莉陪同。江青作为主席夫人,苏联给以特殊的待遇一一单独一幢小楼,中央联络部还派干部陪同,配有警卫随从、专门的医护人员和单独的小灶等等。

江青享受了这一切之后,又不满足了。主要是不满意她仅仅以主席夫人的身份出现在人前,而没有什么公职头衔,感到自己的身份不够光彩用、不够辉煌。她为此所进行的活动我们不可能尽知,但我的亲闻可知其一二。

1952年初夏的一个上午,毛主席的机要秘书要电话给我,说来了两位苏联大夫,要我立刻到主席那里去。我当然不敢怠慢,可是一走进他的门,就感到气氛异常。室内一边坐的是毛泽东和江青,另一边坐的是苏联大夫和一位翻译。这位翻译我认识,是卫生部的,俄语讲得较流利。他们谈兴正浓。我立即意识到我的来临是多余的,而毛主席正以厌恶的目光盯着我。我非常尴尬,正想找个借口离开时,江青却把毛泽东拉到另一间屋子去了。过了十多分钟,他们转回来,态度竟然大变一阴转阳。毛主席只是面向着我,而且只要我替他翻译,不让卫生部那位翻译插嘴,这又使我十分窘迫,但我还是表示对那位翻译的信任和敬重,我们共同商量着翻译。我很为这位翻译同志也为我自己难过。事后我了解到:机要秘书通知我去,只是照过去的常规办的,他不知道常规已发生了变化!

在1953年初夏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忽然质问:“从哪儿来的这个书记处的政治秘书室,又把他安在我的身旁?”这个政治秘书室是在西柏坡时,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的。它是中央书记处各秘书集体办公的单位,经常工作是为主席副主席们处理各界、各团体和群众来信等事宜,室主任是我,已工作了四个年头。当与会者说明这一情况时,主席又说:“那我为什么不知道呢?”大家说:“你大概忘记了。”主席又说:“我只要一个秘书小组就行了,不要那政治秘书室。”于是当即决定另成立了秘书组,除了我以外,还是原来那班人,只是组长由江青来担任。杨尚昆受命向我传达了这一决定之后,还加了一句:“你看这老人家,大家都知道,只有他说不知道。”其实不管采取何种方式,我对离开这个工作岗位,却是为自己庆幸的。

接着,毛泽东专门宴请了秘书组的组长和副组长等人。这样,江青既有了官职,又有了政治地位,自然身份也提高了。但她只是挂个名而已,并未做什么实际工作。就是这样,她仍欲壑难填,过了一段时间,她又向主席提出了新的要求:送给毛主席的有关戏剧、电影、舞蹈等文艺类材料,要求由她批阅;接着又要求分担文艺活动方面的指导事宜,“文革”开始时,甚至还兼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文艺顾问等职。对所有这些,毛泽东都迁就了她。以后的发展,已是人所共知的了。不必赘述。

这里只说与我有关的事。1954年秋,江青在同一位同志的谈话中说,“要把师哲搞倒、搞垮、搞臭。”为什么却没有说。江青何以对我仇恨至此?这要追溯到延安时期我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之时,我那时既没有满足她要工作职位的要求,又不肯给她报销一大笔没有名目的账目,为此她怀恨在心。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就是因为她同康生坑瀣一气,而康生是要把一切识他庐山真面目的人通统置于死地的。而最可悲的是他们当时得到毛主席的信任和使用。

1954—1955年之交,一次我因事到毛主席的办公室里,办事后,他忽然对我说,“你以后再到我这里来时,不要事先经过机要秘书,不要打电话能知他们,直接来就是了,我已经告诉哨兵不要拦挡你。”天哪!这又是怎么回事?我不仅没有受宠若惊,反而脑子里乱蓬蓬一团,不知所以,只觉得后脊梁发凉。过了不久,又一次见到他,他这样对我说:“你当我的秘书好吧!”却不说什么秘书,更不说是否中央决定。我推说自己不能胜任,而他仍表示坚持,说我只是谦词而已。这两次的会见,使我下意识地感到自己情况并不美妙。我拿定主意,一定要跳出这个是非圈子!又过了不多久,我到他办公室办完公事正要退出门时,他异乎寻常地走出来送我,并同我在颐年堂院子里来回踱步,他也边走边谈。忽然问我:俄语学院有多少学生?留苏预备部又有多少学生?我回答之后,他又问:“你不怕俄语人才过剩吗?!”我听了非常诧异,因为我正承受着各方面需要俄语人才的压力。我怎能知道那么热乎的中苏关系会破裂?!于是我回答说:“我因为培养不出足够的俄语干部,不能满足工作的需要,每次在国务院的会议上都受到冲击,这‘过剩’又从何说起呢?”他看我不开窍,不能理解他的意思,只好说:“算了吧,今天不谈这个了。”

早在1950年,任弼时同志刚刚与世长辞,康生就说过:“师哲失去了弼时这个靠山,他是难以应付下去的。从哪方面冲击他、搞倒他,这是指日可待的事。”我那时认为:“你算什么算命先生?”中苏关系出现了裂痕,康生又说:“中苏关系破裂,师哲首当其冲!”我仍认为我怎么能等同于苏联?回忆到这里,想到一句俗语:“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我是早就被康生“惦记”着了。如何才能逃脱他的魔爪?!

为了离开这个环境,我很费了一番苦心。如何摆脱现在的工作?怎样才能到地方上去?去哪儿?做什么?最后决定给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写信说明自己的愿望和请求,希望到地方上去做实际工作,锻炼自己。这件事做得不周到的地方是事先没有向毛主席请示,而我给中央其他同志(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的信又没有转报给毛主席,所以我临行前去见主席时;他大为不满,说我要离开北京,他事先不知道。我感到十分窘迫,便说如果主席有重要指示或意见,我愿意留下来,日后再走。主席问:“你什么时候走?”我回答:“再过两个钟头就要开车了。”主席说:“既然这样,那你先走吧,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1957年1月,我到了济南,担任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在这里工作的期间,我才深深感到自己不了解也不适应中国的人情世故,并非仅凭积极努力的工作就能站住脚,我的处境是艰难的。但是千不该方不该,不该自己在生活上不检点,犯了错误,这给排斥异已势力和蓄意害我的康生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也应验了康生的预言:“师哲要陷在山东的泥潭,拔不出来。”

在处理我的问题时,康生极力插手干预。除了开除党籍之外,康生还提了三个条件:一是“要把师哲安排得远离铁路交通要道”;二是“要割断师哲与中央的联系”;三是“要防止师哲逃跑到苏联去(?!)”。这只有康生那特制的脑袋才能想得出来。可见对我的处理只不过的借题发挥。13年的囚徒更与此无关。当山东省委已经决定恢复我的党籍之后,康生又给压下来,直等到十中全会的机会又进一步加害于我!

在陕西扶风农场的四五年,是我工作最愉快的时期。我潜心畜牧、果木、水利等的经营管理和研究,没有任何精神负担,心情愉快。同时也和毛主席保持着通信联系。我把自己看到的认为带有原则性、政策性的问题,都及时写信向毛主席报告,而毛主席也数次把我的信批转到地方上,或转周总理办理。有时还让叶子龙来信转达他的话说:“你不要着急,党对你是了解的,你的党籍问题也会解决的,只是时机问题而已。”但是,康生扣压山东省委关于恢复我的党籍的决定,不知毛主席是否知道?

生死搏斗孤军不孤

反正我是被康生捏在手心里了,他是一定要置我于死地而后快的。与其这样慢慢地被折磨死,还不如自杀算了,既可少受点罪,也是表示抗议,于是我千方百计收藏一根大针、一个铁片(可以磨利刃)、一根铜丝(可以触电),再用布条搓成一根绳子(可以上吊)。准备这么多,是因为哪一种方法用起来最有把握,那是要相机而行的。

就在我这一切都准备得差不多的时候,恍惚之间,似乎出现了康生的狰狞面目,并且恶狠狠地说:“就是要你死在这里!”我忽然清醒过来,我想:不能让他如愿!后来有同志告诉我:在把我送进监狱时,康生确曾说过:“师哲活着进去,但活着出不来了。”

恰在这时,来了一位与众不同的青年军人,听口音是山西人。他态度平和。说话在理。他的出现,帮助我坚定了活下去的勇气。我想到:自己如果不明不白地死去,谁能为我鸣冤?究竟落个“自戕抗议”,还是“畏罪自杀”?为此,我也要活下去,要忍受下去。

那位山西口音的军人,前后来过五六次,每次只两个人,他们不曾用审问的口气说话,而是和蔼而有礼貌地问寒问暖,问我的健康状况,饮食起居如何,也给我提供了医疗条件。又一次他们来找我谈话,谈话室本来有两个人,我进去以后,一个人离座走了出去,只剩下那位山西口音的青年,稍谈几句之后,我抓紧机会提出:“我有一封给毛主席的信,请你带出去,设法转呈他,可否?”他吃惊地问我:“写的什么内容?”我说是揭发康生的。他马上回答说,他带不出去,更无法呈递上去,而且,“你也想一想,你今天所处的地位,写这样的信行吗?反正我带不出去,更不可能送到毛主席手里,想想这中转间,会送到哪儿去?恐怕下会成功,只会招来麻烦,惹起祸端。我替你着想:‘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讲得诚恳而有道理,于是我也就死去了这条心。我很感激他!

几天后,又来了另一批人,虽着便装,但仍能一眼看出是军人。他们一开口便问我的信写好了没有,信的内容是什么?我装作不明何所指。他们又说:“你不是要给毛主席写信吗?写好没有?”我说我是同一位同志闲聊时曾说过想给毛主席写信的问题。他们又问:“什么内容?揭发谁?”我说:“只想说说我个人的冤情。毛主席了解我,所以我想向他申诉。但并未写成文字。”就这样算是搪塞过去了。事后我仍想起那位山西口音的同志,他提醒我是十分正确和有道理的。他是个正派人,有道德的人。我也进一步了解了自己的处境,也进一层地懂得我们党和国家正在遭受空前的动难!

某一天,来了八九个人,似乎各兵种的都有。其中一青年格外的积极,抢着给我说教,搬出了许多条文,累得满头大汗,上气不接下气他说:“你不要鬼鬼崇崇,混不过去了。”他一直在重复这句话,我纠正他不要说“崇崇”,而应说“祟祟”。他回答说:“反正都一样。”还把“班门弄斧”说成“搬门弄术”,再加上一些形象解释,我又给他纠正,真使人哭笑不得。

再一天来的似乎是一批老手,也很精明狡猾。一进门就要我站起来朗读墙上贴的各种语录条幅,大都是从“红宝书”上摘下来的,诸如“反对主观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不实事求是,不忠诚老实、装腔作势、盛气凌人、自欺欺人”之类。我倒是很喜欢读,而且读到“反对不实事求是”之类的语录时,故意提高声音,且多读几遍。其中人总算听出了味道,要求我说明“是给自己读,还是给我们读,为我们听?”我说:“这是主席的话,谁都得听,谁听谁不听,我怎么知道?”他说:“你的读法是给我们听的。”我说:“那只好大家都听吧。”此后,他们把那些语录全去掉了。这不足以说明那时叫得震天响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货色吗?

接着,他们又向我宣布:在任何情况下,交代问题时,都不能涉及毛泽东、周恩来、林彪三人的名字和事情。过了几天,再次重申这一原则时,又变成了六个人,即加上康生、江青和陈伯达。并且强调:在谈话中不仅不能涉及他们的事,即使一提他们的名字,都是犯罪。我反问了一句:“如果你们提出有关他们的问题时,我如何答复?”他们说:“不会间你这类问题的。”此后,全国十亿人口中,只有六个人受到保护,似乎进入了保险库。实际上在以后的谈话中,又不能不涉及到这六个人中的某一个,遇此情况,我只好用“他”或“她”来代称,显然这就很难使他们听得明白,而他们又不敢追问具体人的姓名。这种愚蠢的状态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期,渐渐地也就不再来纠缠了。

这期间,来了一批十九、二十来岁的女孩子,她们的长相一个赛一个,然而她们那种无赖劲,更是一个赛一个。她们那被扭曲了的灵魂,在这里得到充分的表演。她们出言不逊,任意侮辱人,张牙舞爪,推推搡搡。够了,我想起就痛心,我们文明古国,到底造就了一代什么“新人”?!

还要说到一个文化水平极低,不懂事理,又讲不清任何一个问题的人。他一坐下来就抠脚搔痒,态度十分蛮横,却分不清是非好歹。唯有他带来的一个北大的学生,是他的依托和帮手。我前前后后被他们纠缠了三个多月,仅仅为了这样一件事:

1949年末,我陪同毛主席访苏时,斯大林建议出版《毛泽东选集》毛主席则要求他派一位哲学家来帮忙,斯大林就指派了尤金。我因翻译《毛选》,同尤金来往较多。这是人所共知的事,而且这也反复交代过了。由于毛主席的亲自安排,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曾陪同尤金遍游中华大地,并请尤金讲学。这些也是组织上了解的,我也反复交代过的,唯有尤金在苏联大使馆请陆定一、林莉、张锡俦和我参加了一次午餐,这样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被我遗忘了。三个多月的车轮战、罚站、折磨,就是为了这件事,他们的提问,只是要我交代陆定一同苏联的关系、同苏联大使馆的关系。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关系”没有交代,请他们提示一下,他们不肯,只骂我“不老实”,施加了种种的折磨。一天午饭后休息时,我脑海中突然浮现出尤金请我们到苏联大使馆参加午餐一事,那是他表示感谢帮助过他工作的几位中国同志的。于是我立即找他们说了这件事,他们似乎满足了。我却不想就此罢休!我说:“你们只知道同我在无足轻重的小事情上纠缠,却不愿了解实质性的问题。”他们装腔作势说他们什么都知道。我说:“不管你们知道还是不知道,我得告诉你们:尤金是毛主席的客人,是毛主席亲自和斯大林商定后,邀请尤金来中国的。陆定一是以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身份陪同尤金周游全国的,也是毛主席安排的。尤金周游和讲学回来以后,立即给主席写了一封汇报信,主席看了表示满意,而对陆定一回来‘一声不吭’主席有意见。这些事你们都知道吗?怎么能怀疑我隐瞒陆定一同尤金有关系而加罪于我?!真是莫须有!”

1969年秋,秦监狱的医生忽然断言我患有恶性肿瘤,把我送到复兴医院。要求给我施行“手术”。医院接诊的是外科主任大夫(后升任院长)钱之达同志。他诊断不是肿瘤,没有必要动手术。但监狱来的人不答应,不但要求立即动手术,而且要在手术后立即把我带回监狱去。钱大夫却本着高尚的医德和责任感拒绝了他们的无理要求,绝不草率从事。于是他们用习惯的“专政”态度同大夫大呼大闹了一个多小时。钱大夫是寸步不让,决不苟且,毫不动摇!那些人只好押着我转回秦城。过了两三天,又送我到医院医治。钱大夫显然意识到了其中有蹊跷,也就特别的小心谨慎。我被隔离在单人房间,用一周的时间做各种检查和准备工作,然后顺利地做完了手术。虽然无缘无故地把我左胸脯的肉割去了半斤多,但由于钱大夫的精心安排和防范,总算没有发生意外,我又一次活了下来!术后三日,便把我接回了监狱。

我的身体在康复期间,食钦特别好,我自己暗暗庆幸。但不料祸从天降!一天午饭后几小时,我开始腹部疼痛,并不断加剧,至晚则上吐下泻,头错脑胀,不省人事,由于返回岗位的原监狱管理人员的救助,我又一次脱了险。后来知道这是一次食物中毒,共有七八个人,我因食欲好,是中毒最重的三个人中之一,但是怎样造成的食物中毒,却始终不知。

我在监狱里好像是孤身奋斗,实际上有着许多看不见的援救之手!直到1972年初,毛主席下了一道指示,约法三章:一、让犯人吃饱;二、让犯人睡足;三、没有病症时才可以审讯。并责成监狱管理人员不仅要遵照执行,还要原原本本地向犯人传达,征求犯人意见。从此才停止了种种虐待,伙食也有所改善,由全部粗粮变成全部细粮,可是我已经吃惯了窝窝头,觉得馒头没有窝窝头香,可是讨要窝窝头,也是没有。

“保险”不保魔临末日

“保险库”里的人也并不那么保险。大约1970年初,突然来了几个人,很神秘地要我揭发、交代陈伯达的问题,讲了很多,好言相劝。我问我们:“你们这是什么意思?讲的是真话还是想捉弄我?希望你们的态度放老实点。我已经被捉弄糊涂了,被折腾够了!前不久,你们还划了个‘钢铁圈’,里面的六个人中就有陈伯达,是受到绝对保护的。连名字都不能提及,而今天却要我在太岁头上动土。收起你们这一套把戏吧,我不上当!”他们则苦苦劝说,捶胸发誓说他们不是耍圈套,而是有上级和毛主席、党中央的机密紧急指示。今天来,也还只是秘密调查,收集材料,在这里说的也还不能公开等等。我表示要考虑两天,待弄清问题再说,他们只好答应。我又问:“那么那个钢铁圈还存在不存在?”他们马上回答“没有什么钢铁圈。”我又说:“你们曾经宣布的六个人不许触及,只要触及其中任何一个人就要犯罪,还有效没有?这个罪我是犯不起的!”这使他们大伤脑筋。于是他们再次来时,把毛主席亲笔题词的复制件拿来给我看。那是几个大字和几行小字,原文已记不清了,大意是说陈伯大大闹庐山,几乎要翻天覆地,不待庐山会议开完,便不辞而去,不知所向何方。看了毛主席的题词,我答应写有关陈伯达的材料。他们嘱咐我,写好后,不可交任何人转,只要告诉公务人员,他们自己就会来取。

我当然实事求是地,据我所知,一是一,二是二地写了材料。但他们还是不断纠缠,反复“启发”我、提示我,授意我添油加醋,我说不能画蛇添足、弄虚作假。他们却说。“你只管写,不要你负责。”我反驳说:“这是什么话?!我写的材料,却不要我自己负责,那还行?!既然你们认为可以弄虚作假、胡说乱写,那你们自己按需要去编造岂不更好么?!”后来才知道,他们正是利用了我的交代,而后加以歪曲,并偏造“中央文件”,其中说:“‘苏修特务’师哲检举陈伯达……”背后给我加上罪名,以加重陈伯达的罪过。何其卑鄙?!实际公开批判陈伯达,是我写了陈怕达材料的六七个月之后开始的。

兔死狐悲,唇亡齿寒。陈伯达被揪出后,可以想见康生那种危哉殆哉、战战兢兢、不可终日的鬼样子——他同陈伯达的拉扯关系是永远也交代不清楚的!但是,“吾发之,吾能收之”。康生只不过大大地虚惊一场,而真正后台却是林彪。

林彪摔死,我当时当然不会知道,但很快就来人了。来的还是那位操着胶东腔调的干部,另有二人相陪。这位干部绝对没有了以往的神气,而是一副哭丧相,看到他,我也就猜出个八九不离十。他要我揭发交代林彪的问题、我同林彪的关系等。我很乐意谈,于是兴致勃勃、滔滔不绝地向他们讲起了林彪三次访问莫斯科的情形、同高岗的会面和交谈的情形,又如何经过高岗给毛主席捎信等等。我谈得很上劲,这位干部却不耐烦,他心不在焉,听不下去,终于阻止了我的话。我十分惊讶!而他竞以十分沮丧和难过的表情说:“人都粉身碎骨了,还谈他干什么?!”看来,大戏快到终场了。

戏太大,尾声就不会大小。北京外语学院(前身是俄专)一批20岁上下的青年学生也来“提审”我。我离开该校已20多年,与他们可干?他们由几个教师模样的人带领,从上午就来到了,监狱的工作人员对他们说:“快吃中饭了,不能提审。”饭后又说:“要放风,不能提审。”可怜的娃娃们就这样等着。放风后,工作人员对我说:“有几个青年学生要找你谈话,但不着急,等一会儿再去。”最后带我去了,屋子里挤满了人。他们开口就宣布“纪律”,老一套。宣布完了说:“如果违反了这三条纪律,就要打烂你的狗头!”我问:“谁的头?”他们紧张了一下,其中一个说:“你的头。”我又问:“我的头怎么会长在狗身上?”他们无可奈何,在这里他们不敢动武。接着提了几个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

一、“为什么你要建议成立‘俄语专修馆’?”

二、“为什么你要把俄专的教室、图书馆、食堂等处的名称都用俄文写成?”

三“你任用过你的私人吗?”

四、“张锡祷是怎样到俄专的?”

我说:“你们太辛苦了。”看守人员在门旁听着,也忍不住鄙夷地一笑,并催促他们快点收场。其实他们并无意弄清任何问题,只不过出于好奇,找借口来欣赏这座“高级监狱”而已。

前后审问过我的,不下百十人。但真正有自己头脑的,充其量不过一二人,其余全是稀里糊涂给人当棍子。

自1972年起,由一个青年战士专管二楼犯人,他20多岁,一口胶东话,有时同我聊聊,问长问短,表示对我很关心,我也表示愿意帮他做点什么,于是他告诉我,他们学习抓得很紧,但常遇到困难,特别是有些引用马克思、列宁的语句,既不知道它的出处,又不能深解其意,像此类问题,想来问问我是否可以?我十分高兴地满口答应:“只要我知道的,全部告诉你。”从此,他就有时带着问题来找我进行探讨。研究过三四次以后,我问他还有什么需要我帮他做的事情?他说图书馆的《马恩全集》全都需要包上书皮,以防损坏,问我愿不愿意做这件事?我的答复当然是肯定。于是他把书和必要的用具陆续送来。我花了几天功夫,把两套《马恩全集》几乎全部包上了书皮,并题写了书名。他很满意,对我也更关心了,有时我想吃青椒、葱、辣椒、盐、蒜、酱油、醋等等,他都想方设法给我弄来。有时厨房没有辣椒,他竟到狱外向群众讨要点来。我很感谢他,我们之间似乎形成了一种可贵的、真诚的友谊,而我的身体也迅速肥胖起来。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5月的一天早晨,这位青年招呼我收拾行李。我知道这是要释放我,因为在押犯人己有许多人出去了。每天都有成批的人出狱。他让我把公物全部整理出来,只带属于我私人的东西,那条大棉被,是监狱发的,但归个人所有了,他极力劝我带上,并动手替我包装。但是我想的是:“把一切屈辱的痕迹都留在这里”,所以坚决不要。现在想起来,也许他是对的,我没有留下半点铁窗的“纪念品”。他把我的行李搬到监狱的大门口,装上汽车,然后站在高台上……我们的友谊再深,此时此地,他却不能挽留。他表情凄惨,心事重重地向我再三招手送别;我也同样,几回首……

在监狱的十多年中,我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拿我自己的俄文版《列宁全集》对照狱中图书馆的中文版《列宁全集》,从头至尾校对了一遍。开始时,由于管理人员不懂俄文,不知道我在看什么,所以不许我看,当我向他们解释这是《列宁全集》时,便没有理由禁止我了。我发现第28卷以后的各卷误译甚多,有的我批在书上,有的作了记录。出狱后把我的意见告诉了编译局。

重见天日痛定思痛

十几年与世隔绝,社会和家庭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人们的观念和语言的变化。我只要开口讲话,孩子们就笑我,别人也瞪着奇异的眼光看我,好像我是个外星人,是个怪物,这是后话。

再说我虽从监狱出来了,但“案子”并没有了结,而是移交给公安部第一专案组继续审理结案。我呢?仍旧被流放到陕西扶风,在扶风又呆了三年。

在这三年中,给我的案子做了五六次结论,主要是办案人员想不开,总不愿意这十几年白辛苦,于是纠缠不休。然而谎言终归不能成为事实!他们起草的“结论”上的胡言乱语一个一个被否定之后,只剩下一个费德林,死抓住他不放,把他作为我“里通外国、勾结苏修特务”的罪证,坚持要写在结论中(费德林和尤金一样是毛主席的客人,也是同我一起翻译《毛泽东选集》的)。有一次他们为此事来到扶风时,正值我的小女儿明朗来看望我,她在旁插话说:“难道给毛主席做事也有罪吗?!”他们顿时哑口无言,无所措手足。啊!这就是经过风雨,见了世面的小青年!以后他们来谈话,就不许我的女儿在场。无理者却有权!

直到1979年初,一切专案统统移交中央组织部,在胡耀邦同志主持下,很快给我做了最后的结论——“经13年审查,没问题”。

没问题!没问题为什么要把我关在监狱,泡上13年?加上前后流放的5年,共18年,18年啊!人生能有几个18年?!对我个人来说,蹲监狱或许还是一种幸运,如果在外面,恐怕早就落得同王世英一样被活活打死的结局。

可是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和我们相同或相近命运的人还有多少?数得清吗?而实际上真正暗藏在我们心腹之中的奸人、反革命分子,只有康生、江青之流极少数几个人。怎么就会弄得人妖颠倒到如此程度?!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几乎朝朝代代都不乏忠奸颠倒的事例,而“文革”则在中国历史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一切悲剧的根源是什么?如果不真正汲取教训,还可能踏上覆辙!

(首刊《炎黄春秋》199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