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我者父母，教养我者党。

蒋筑英（1939-1982），男，汉族，浙江省杭州市人，中共党员。生前系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副研究员。

蒋筑英是我国光学界的优秀人才，他在科研中勇于探索，刻苦钻研，任劳任怨，在光学机械检测等领域做了大量工作。1965年，他和他的研究小组研制出了中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建成了国内一流的光学检测实验室。以后又设计了中国第一台电子分色机的分色特性和镀膜要求，先后解决了国产镜头研制工作中的许多关键性技术难题。他撰写的《关于摄影物镜光谱透过率》对中国的电影电视事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他是光学传递函数的计算、装置、测试以及编制程序、标准化等方面的专家。他对待同志、荣誉和个人利益有着坦荡的胸怀和高尚的风格。他掌握英、德、法、俄、日五门外语，翻译了大量外文资料，但从不据为己有。他帮助同事一遍又一遍修改论文，发表时却不让署他的名字；他和别人共同研究取得的科研成果受到光学界的重视，被邀请出席学术会议作报告时，他让合作的同事去，把荣誉让给别人；研究所评职称、分房子、提工资，他多次主动让给别人。1982年6月，蒋筑英到外地工作期间，由于过度劳累，病情恶化，不幸逝世，年仅43岁。他被追授为全国劳动模范，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一、“生育我者父母，教养我者党”

蒋筑英，1939年出生于杭州市一个旧职员家庭。解放后，他曾和其他孩子一样在红旗下成长。1954年，他的父亲因历史问题被错判劳改入狱，年仅15岁的他承受了精神上和生活上的巨大压力。但他从不怨天尤人，仍努力学习以报答祖国，1956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他在北大期间，学好专业课的同时还掌握了英、俄、德、日、法五门外语。由于家庭困难，蒋筑英靠助学金完成了学业。“生育我者父母，教养我者党”是他的信条。大学期间十个寒暑假，他有八个是在图书馆度过的。1962年大学毕业前夕，母亲来信催他回上海或杭州工作。蒋筑英理解母亲的苦衷，却也知道中国最大的光学基地和最著名的光学科学家都在东北。他写信说服了母亲，来到长春，成为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著名光学科学家王大珩的研究生。

导师王大珩很快看出，自己这个学生质朴、正直、勤奋，并判定他是块璞玉，经过雕琢必然会放出奇光异彩。根据导师的指点，蒋筑英选定了光学传递函数这一开创性研究课题。1965年，他年仅26岁，便在同事们的帮助下建立了我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令日本学者大为惊奇不已。此后，他又在光学传递函数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要成就，先后解决了国产镜头研制工作中的一些关键技术难题。70年代，我国彩色电视的复原技术十分落后，导致颜色失真严重。蒋筑英就与导师王大珩一起攻关，提出了彩色复原质量问题的新方案，最后攻破了这一技术难关，使人们得以看到图像清晰、色彩逼真的彩色电视。

二、“一个人的生命是短促的，但党的事业是永存的。”

蒋筑英一生坎坷，因家庭出身一直解决不了入党问题，但他丝毫没有动摇对党的坚定信念，没有改变对祖国的一片赤子之心。他常说：“一个人的生命是短促的，但党的事业是永存的。”在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二十年里，他从一名学生成长为一名副研究员，一直无怨无悔、勤勤恳恳地工作。他虽无一官半职，却十分关心群众的疾苦，被称为“不管部长”。1982年6月，在蒋筑英生命的最后四天里，他收拾了新建的试验室，修好院里被破坏的柏油路面，帮助同事家里修理下水道，又忍着腹部的疼痛到成都替一位家有急事的同事出差。飞抵成都的当晚，他就召集验收组的人员开会直到深夜11时。次日一大早，他换乘两次公共汽车，步行了三段路程到达某工厂，忍着病痛开展工作。6月14日深夜，他因腹痛难忍被送进医院。医生诊断他长期积劳成疾，患有化脓性胆管炎、败血病、急性肺水肿等多种疾病。因抢救无效，他于6月15日下午5时3分去世，终年43岁。

蒋筑英一生最大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他生前一再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去世前不久所里已批准他填写了《入党志愿书》。他去世后，中共吉林省委根据他生前的表现和愿望，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经长春市人民政府批准，其骨灰盒安放在革命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