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们看到，张爱玲打碎了胡兰成，打碎了母亲与姑姑，打碎了“荀桦”，也打碎了她自己。若不是在那样的心境下，张爱玲回忆“荀桦”时，会不会也能闪烁一丝“故人别来无恙乎”的温存呢？

有次在北京，把我写的一本关于张爱玲的书送给一位前辈。前辈看着书名，呵呵笑了，说，听说柯灵还对张爱玲有过性骚扰？他跟柯灵打过不多的交道，想来只是无数有这种好奇心的人里面的一位。柯灵生前有那么多亲朋好友，只要跟文学界稍稍沾边的，现在大概也都知道这事了。九泉之下，被人指控为性骚扰已经够尴尬，更要命的是，在遥远的20世纪80年代初，柯灵还深情款款地写过一篇《遥寄张爱玲》，被很多人视为大陆“张学”之滥觞。最起码，这是与海峡那边遥相呼应，掀开了“张爱玲热”的帷幕。

在那篇文章里，他说起这些年他对张爱玲的关心与惦记：她四十年代出版的著作，他依旧珍存；她这些年来在香港出版的文字，他大体上搜集齐了；关于她的资料，无论是学者唐文标的，还是她的身边人胡兰成的，他也一一读过。他自己都感慨：若是能有一个读者对他像他对张爱玲那样，哪怕只有一个，他也心满意足了。

作为资深读者与老友，柯灵曾想延续这份友谊，新作在香港出版时，他特地挑了一本，在扉页郑重地写上“爱玲老友指正”，准备寄往美国。随后，想起张爱玲近年来深居简出，闭门谢客，这份情意即便发了出去也未必落得了地。他最后决定把这本已经写了题赠的书珍藏起来，作为他暮年天真未泯的一个纪念。

那个时候，柯灵已经在笑叹自己的天真。他意识到自己与张爱玲之间，不但隔着浩浩荡荡的时空鸿沟，还隔着一道悠悠忽忽的心理长河。但他依然说，直到张爱玲去香港之前，他们的友谊都善始善终。他曾为张爱玲编写的话剧出谋划策，张爱玲则赠以宝蓝色绸袍料答谢。张爱玲亦曾在他被日本宪兵队捕去时为他奔走，有胡兰成的回忆录《今生今世》为证。

看到这里，不由得要笑柯灵可能比自己以为的还要天真。比如，当他深情回忆和张爱玲的友谊时，万万猜不到，有一天，张爱玲会在书里写一个名叫“荀桦”的人。

《小团圆》的荀桦，跟柯灵的人生际遇有太多重叠之处，都是文化人、剧作家，都被日本宪兵队抓过，都曾得张爱玲营救，都和桑弧很熟，等等。我不能说柯灵是不是荀桦原型，只说有人愣是从“荀”字里看出一个“苟”字来。这不能怪人家想得多，且看书中这位荀桦君的所作所为，确实有点“苟”的意思。

张爱玲生动而尖刻地描述他：来了就讲些文坛掌故，有他参与的往往使他夹在中间左右为难，“窘真窘”是他的口头禅。他说话圆融过分，常常微笑嗫嚅着，简直听不见，然后爆发出一阵低沉的嘿嘿的笑声，下结论道“窘真窘”。

几句话勾勒出一个自我感觉相当良好的好事者。“窘真窘”的口头禅，好像是为了说明，他不是有意要掺和那些事，实在是迫不得已，实在是左右为难。所以他说的时候，要带几分嗫嚅，使他的讲述不那么高调。但他讲的事真有趣啊，说着说着就很配合自己地笑起来，最后再以“窘真窘”三个字收尾，以局外人的摇头晃脑，将自己洗刷干净。

听他说话的盛九莉，却是“书也没看过，人名也都不熟悉，根本对牛弹琴”，那种干瞪眼的无辜，透出对这个爱讲掌故的人的不耐烦。即便这样，毕竟在一个圈子里，荀桦又是个编辑，盛九莉也还跟他敷衍着，甚至于听说他被日本宪兵队抓起来后，还送了一封邵之雍帮他求情的信到荀家，让他的大小老婆送到宪兵队去。

荀桦不久便被放出来了。出来后，亲自来道谢，那谢还道得殷勤又暧昧，来了好几回，连盛九莉的姑姑都怀疑他是来追求盛九莉的了。

盛九莉本来就对荀桦的为人不以为然，他还弄了两个老婆同居着，乡下还有一个生了一堆孩子。姑姑这么一提醒，盛九莉不由得联想起小时候看的默片《多情的女伶》，说某个女孩嫁给军阀当姨太太，从监牢里救出被诬陷的书生，她怀疑在荀桦心里，她就是这“多情的女伶”。

柯灵也写他曾被宪兵队抓走，张爱玲去探望以及胡兰成的帮助营救，等等。但他说并不知道有送信这件事，很多年后看到胡兰成的回忆录才知晓。

事实上，对待此事他没有撒谎的必要，就算有追求之意，也与军阀姨太太什么的无关，我这张爱玲的铁粉，也不得不说，她可能是想多了。

柯灵劝张爱玲在孤岛时期的上海要谨慎从事。《小团圆》里引了荀桦的信“只有白纸上写着黑字是真的”，盛九莉脑补他的意思，是说跟邵之雍什么的都是假的。不管柯灵或者说荀桦的信，是劝她远离胡兰成还是远离那个是非圈，信上的话既是实话也是好意，但盛九莉却当作一个无谓的警告，付之一笑了。

她心里认定自己是一个无聊的人，一言一行都不做善意的理解。

而邵之雍落魄之后，盛九莉在电车上遇见荀桦，后者的表现则更能证明她的看法没错。

他从老远的地方挤过来寒暄，荀桦笑道：“你现在知道了吧，是我信上那句话：‘只有白纸上写着黑字是真的’。”盛九莉看出了他幸灾乐祸的得意。然而，这还不算完，更让盛九莉也让后世读者震惊的事是：荀桦趁着拥挤，忽然用膝盖夹紧了她的两只腿。

按书中描述，盛九莉是坐着的，荀桦站着，我暗自模拟了一下，用膝盖夹坐着的人的腿，应该不是拥挤使然，也就是说荀桦是有意为之。性骚扰的罪名就此落下，而在盛九莉的理解中，似乎还有势利的成分：汉奸妻，人人可戏。

真的有这么龌龊吗？当然有一点儿。可是荀桦这样做，就是看准了汉奸妻可以调戏吗？窃以为未必。无论是从张爱玲的描述中，还是柯灵写的《遥寄张爱玲》里都能看出，柯灵对张爱玲有十足的好感。比如柯灵被宪兵队释放后，看到张爱玲留的字条中说，她来看望过他，兴奋异常：“我立即用文言复了她一个短笺，寥寥数行，在记忆里是我最好的作品之一。”

他究竟写了什么，让他觉得是自己最好的作品，如今已不得而知。但是，我们若猜测，柯灵对张爱玲有那么几分爱慕之意，想来也不算太离谱儿吧？

电车上膝盖夹人双腿，固然猥琐，但这是未被确定的小说家言，而且确实有些男人表达爱慕的手法就是如此拙劣。我曾听一个女友说，有个男人在饭桌下摸她的腿，但她当时正心仪对方，两人一拍即合，倒也成就一段露水情缘。

书中人荀桦虽然有一妻一妾，还有乡下的糠糟之妻，但他未必就知道如何示爱，结果弄巧成拙。也许他曾在自己的大小老婆那儿得手过，盛九莉恨不得当众扇他一耳光，他却只是笑着点点头，看她下车了。

《小团圆》里，盛九莉和荀桦又见面时，荀桦做了文化局的官员，人也白胖起来，两个女人都离掉了，另娶了一个。燕山约了盛九莉去他那儿吃饭，饭桌上荀桦不跟盛九莉说话，饭后立即走开了，倚在钢琴上，“萧然意远”。

四个字用得雅，所以讽刺的意味更足，是在说荀桦疏远落魄的她。但也许荀桦只是回想起电车上的事，觉得尴尬。

以上种种还可能是小说家言，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在张爱玲与柯灵之间，一定不像柯灵所言的那样，是一个大才女和一个仰慕者之间的单纯美好。虽然柯灵不自觉地启动选择性记忆，但应也不会忘记曾有过的芥蒂。那么，柯灵何必写那样一篇文章，他是借张爱玲给自己脸上贴金吗？他欺负张爱玲不会翻脸吗？

非也非也，人跟人不一样，人的承受力与自洁力也不一样，那些事，对张爱玲来说也许像几十层羽绒被下的豌豆，在柯灵那儿不见得算是一件事。就算当时彼此尴尬、难以释然，我们不要忘了，柯灵写这篇文章，是在他自己也是劫后余生的20世纪80年代初，隔了那么久的时间，从前的恩也好，怨也罢，总归是一段交情，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对方都是曾同你共度一段时光的人。

就像京剧名段《赠绨袍》里，战国时人范雎在魏国时被须贾坑得差点儿送了命，他九死一生地逃到秦国，改名换姓，做到了秦相。后来须贾使秦，范雎敝衣闲步去拜访须贾，须贾惊道：“范叔固无恙乎。”以绨袍相赠。

之后的情节不用说，王蒙先生曾叹那一句“固无恙乎”里有万千感慨，在大难之后，在岁月尽头，仇人也是故人的一种，时光软化了爱怨情仇，只剩下一句，别来无恙乎？柯灵写《遥寄张爱玲》时，心中便是那种“别来无恙乎”的柔软吧？可是张爱玲不能以常人度之，她的字典里没有“故人”这个词，也没有“亲人”这个词。在文字间杀伐决断，是她毕生的爱好，她对自己尚且不放过，又怎能放过别人？

我们还必须注意到的是，据宋淇回忆，张爱玲写《小团圆》是受了朱西宁的刺激，朱西宁给张爱玲写信劝她和胡兰成和好，引耶稣以五饼二鱼食饱五千人做喻，讲耶稣给一个人是五饼二鱼，给五千人亦每人是一份五饼二鱼，意指博爱的男人，爱一个女人时是五饼二鱼，若再爱起一个女人，复又生出另一份五饼二鱼。他不因爱那个，而减少了爱这个，于焉每个女人都得到他的一份完整的爱。

想张爱玲早已在给宋淇的信里称胡兰成是“无赖人”，看了这封信必然大怒，更让她惊怒且不安的是，就是这个朱西宁，居然还想写她的传记，可以想象他笔下的自己必然循了胡兰成的那个腔调。张爱玲一边回信拜托他不要写，一边考虑写《小团圆》的事了。

她要写个跟《今生今世》、跟朱西宁有可能写的那种传记完全不同的自传，虽然她也说，她要写一个热情的故事，“我想表达出爱情的万转千回，完全幻灭了之后也还有点什么东西在”。但我们能看到，《小团圆》里，一定有赌气的成分，有要把一个花团锦簇的世界打碎的决心。

于是，我们看到，张爱玲打碎了胡兰成，打碎了母亲与姑姑，打碎了“荀桦”，也打碎了她自己。若不是在那样的心境下，张爱玲回忆“荀桦”时，会不会也闪烁一丝“故人别来无恙乎”的温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