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届擂台赛到钱宇平那儿就赢了，我都没有出场。当时钱宇平正在风头上，大为风光。

后来由于大的比赛像“应氏杯”、“富士通杯”、“三星火灾杯”赛等等越来越多，擂台赛的影响也就没那么大了。特别是到了第十一届，主帅换成马晓春，小将常昊连胜六盘，一个人就把他们收拾光了，比赛失去了往日的风光。新闻媒介对它的宣传力度也越来越小，使主办单位觉得花那么多钱有点不值得了。我们也觉得擂台赛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没有必要再办下去。经过双方协商，将擂台赛改成了对抗赛。

现在回过头来评价擂台赛，应该说中国棋手的表现要好得多。拿我来说，前十届我上场八次，一共赢了十五盘，输了四盘。客观地讲，擂台赛对日本棋界的影响并不很大，可对我们中国的影响是太大了，可以说中国围棋就是靠擂台赛火起来的，没有擂台赛，中国围棋的兴起恐怕还要晚几年。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下棋总要讲自信、士气和信念。中国围棋以打擂台赛的形式赶超日本，刺激着中国棋手的斗志，激起了全国人民关心和中央领导关注。老一辈革命家的人生经历及其对信念的执着，也给予棋手和我很大影响。有一年夏天我在北戴河，我和曹大元一起去习仲勋习老家中做客，闲聊之中，习老告诉我们，当年在陕北，他曾经受到错误路线迫害，被下令处决，已经挖好坑，被推到坑里，马上就要填土了，关键时刻是毛主席派人把他救出来。即使这样丝毫也没有动摇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诚。

后来有人提起这段历史，习老多次表示，过去的过去了，已经成为了历史，应该向前看。习老的话给我印象很深。可以说，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的宽阔胸怀和高风亮节，对我坚定自己的信念有着很大的影响。

国家队棋手在擂台赛期间显示了空前的凝聚力，大家众志成城，献计献策，尽心尽力，积极备战。当时常进行“加压”训练，即以我为一方，几位国家围棋队棋手共同研究的着法为另一方对局。大家赛前互相帮助准备对策，赛后一起复盘，总结经验教训。小林光一开局喜欢下“一间夹”，我准备以二路飞角一着棋抢在前面，与陈德祖等摆过一百多个变化权衡利弊。甚至半夜已经睡下，忽然想到一个变化又爬起来在棋盘上反复摆，后来这着棋共摆了两千多个变化。虽然这着棋没有用上，但对围棋的认识是给逼上去了。

还有一点要提及的就是在擂台赛中，中方连出场费都没有，并不像有人传得那样。当我和一个朋友谈及此事时，他感到很惊讶，不敢相信。事实确实如此。而日方一般九段的出场费是六十万日元，好点的是一百二十万。在别的赛事中我们即使有出场费、奖金，也要上交。后来这种情况有所改变，个人可以提成百分之二十八。这对改善优秀棋手的经济状况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合情合理的。

1990年，“全国首届十佳青年”发奖仪式在怀仁堂举行。那天我很早就到了，没过一会儿，国家主席杨尚昆同志也到了，他见我站在那里，就走过来和我握手，并问了我一些体育界的事情。聊着聊着，不知怎么就谈到了奖金的问题。我告诉杨主席，现在国家体委的规定是两千美元封顶，不管你参加的那项比赛奖金有多高，一律如此。我也谈出了我的看法，我认为这么做不太合理，不利于调动运动员的积极性。就拿我和林海峰争夺第三届“富士通”冠军来说吧，输赢对我来说，除了名誉上的区别以外，奖金都是一样的。因为亚军的奖金是七百万日元，当时合七万美元，但运动员只能拿到两千美元；“应氏杯”也是一样，亚军奖金为十万美元，但我只能拿到手两千美元。如果比赛拿了冠军，奖金会更多，但运动员却不能多拿一分钱。

杨主席听完我说的以后，立即带我去找万里委员长。到了万里委员长那里，我又把上述意思反映了一遍。杨主席对此事十分重视，他很严肃地说：“万里同志，小聂反映的情况确实不大合理，我们两个一起为他争取一下，奖金不要封顶嘛。”

过了一段时间，国家体委真的对运动员的奖金分配制度进行了改革，个人在比赛中所获得的奖金为奖金总额的百分之二十八，而且上不封顶；如果是全国比赛或者是国际比赛，所得奖金还不用交税。这项规定大大地改善了运动员的经济状况，因此也受到了广大的运动员和教练员的欢迎。

我不敢说这一切是我的功劳，但我想，应该与杨主席和万里委员长的过问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