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篇 国家集训队

凡是喜欢上围棋的人,此生便再难与围棋分手,更不用说那些曾经从事过这项运动的专业棋手了。所以在第三机械厂,陈祖德他们虽然已是工人,但每天的“手谈”是绝对不可少的。在他们中间,除了陈祖德被公认为“霸主”外,其余“各路诸侯”都是“雄踞一方”,互不相让。“文革”后期,我从东北农场回到北京,为了下棋,也加入到他们这个小群体中。等我这个生力军加入后,这场“争霸战”更加激烈不说,还平添了几分“惊险”。

最初,诸位国手并未将我放在眼里,几度交手后才感到,不施展出点“毕生绝招”就难以取胜,不由得紧张起来。对于以陈祖德为首的这些早已蜚声棋坛的国手来说,他们之间的争斗,胜虽欣喜,败亦不丢面子,可和我这个无名之辈对弈,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万一输了,传将出去那还了得,因此每逢与我下棋总是全力以赴,妙着纷呈,常常把我杀得汗流浃背。回忆起来,当时下棋的激烈、紧张的程度,丝毫不亚于现在的全国正式比赛。

藤泽秀行曾强调过,成为优秀棋手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棋手在十五岁至二十五岁期间,要有一个激烈竞争的环境。木谷门下为什么涌现出众多的一流棋手,关键就在于创造了这个环境。我认为秀行先生的见解完全正确,正因为我在二十岁时就和陈祖德等着名棋手终日厮杀,所以才有可能进入一流棋手的行列。

那时我白天拼命下棋,晚上再把白天所下的棋摆出来反复研究,直至深夜。有时思路一钻进棋里,我就会忘记一切。比如下完棋骑车回家,常常因为脑子里还在苦苦思考棋里的变化,不是闯了红灯就是骑错了路。渐渐地,我惊喜地发现,除了陈祖德,我对其他几位国手已经略占优势了。

也就是从这时开始,“呕心沥血,赶超日本”的宏远目标,在我心中形成了。

1973年的春天,发生了一个决定我一生命运的大事。由周总理提议,邓小平副总理批准,中国国家围棋队重新组建了。我荣幸地被选入由三十多名全国各地的高手组成的集训队,从此掀开了我围棋生涯的新篇章。

1972年至1973年是我学习围棋最狂热的时期。那时我下起棋来几乎从来不感觉到累。集训队的训练安排是很紧张的,一周至少要下三四局(训练比赛),对有的棋手来说,三四局正规比赛已经相当累了,但远远满足不了我的需要。除了训练比赛,我把全部的业余时间都用来下棋,星期六都不回家,只要有人奉陪,我能从早上一直下到深夜。这种“车轮大战”

往往使许多集训队员招架不住,不得不中途休战。

当时,集训队里的高手们最怕被我缠住下棋,因为一下起来,他们赢了,我自然不肯放他们走;输了,他们自己又不甘心,所以经常是下个没完没了。以至于一到周末,诸位国手便对我“敬而远之”,晚饭后立即逃之夭夭,唯恐被我缠住而不得脱身。我敢肯定地说,那一时期我下棋的局数之多,超过任何三名集训队员加起来的对局总数。

那时资料很少,有些棋谱很晚才能来,如能得到一个日本的最新棋谱,那简直如获至宝,往往能摆上一个通宵。这种拼命式的努力当然也得到了报偿,在集训队的内部比赛中,不是陈祖德第一、我第二,就是我第一、陈祖德第二,我们两人的棋明显比别人高出一块。

在集训队我的成绩不错,可在与日本棋手的对局中,由于没有比赛经验,我发挥得很糟。

1973年夏天,以坂田荣男为团长的日本围棋代表团来华访问,这是自从文化大革命中两国围棋界中断往来后,日本围棋的第一个访华代表团。

代表团阵容强大,团长坂田荣男正在鼎盛时期,团员中有加藤正夫等人,都是活跃于日本棋坛的一线棋手。

当时我是没有资格和坂田下的,我太年轻了,日本人也不知道我,可按实际水平,怎么也应该安排我和专业棋手下,实际上却给我安排了个业余七段西村修。即使这样,头天晚上我还是紧张得一夜没合眼。这是在我的职业围棋生涯中第一次碰到日本棋手,过去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比赛,所以不知道怎么办好,也不知怎样才能放松下来。

当时集训都住在工人体育场,我和陈祖德等六人住一个屋,我怕影响他们,于是深夜一个人跑到训练室。训练室还有一个人,是福建的黄梁玉,他第二天没有比赛,不知为什么也睡不着。我们打了个招呼,没有说话。

我就坐在棋盘前发愣,也没打谱,就像入了魔似的。一直坐到三四点钟才回去,躺在床上还是睡不着。

第二天同西村的比赛我执白输了,一方面对西村“粗野”的下法不适应,另一方面我的状态非常糟糕。输棋后我痛苦极了,这可不是一般的痛苦,这是我第一次尝到失败的苦果。

接着,赛场转移到郑州,这一次让我和加藤下,这也是我的围棋生涯中第一次和加藤交锋。加藤当时是七段,比我的实力强,但我拼得很厉害,发挥得也还可以,尽管输了,心里是平衡的。

第三盘给我安排的是位二段的女棋手,虽然赢了,心里反而不平衡,似乎我只能赢女的。从我在队里的地位,给我安排这三个对手不太合理,显然是对我不重视,实际上那时我在队里的成绩已经和陈祖德不相上下。

这次中日比赛我们大败,不过那也真实地反映了我们的整体水平。

近来,我偶尔翻看了一下自己在1973年的对局记录,感到很有意思。

从棋风上来说,1973年的下法和我现在的下法颇有不同,那时我的棋纯属“力战型”,爱好赤裸裸的拼斗,总是开局就到处寻衅,一有机会便厮杀起来。打个比方,就像是拳击比赛,对手一拳猛击过来,我不闪不避,也向对方身上猛击一拳,如此打法,自然是谁的拳头有力,谁就占便宜。而现在,我再碰到这种情况,就会首先考虑如何躲闪,保证自己不挨打,然后看准对方弱点再出拳,从棋风上看,就是变稳健了。不管说我现在的棋是“灵活型”也好,是“感觉型”也好,总之,过去那种猛打猛冲的下法,我已极少采用了,这也许是因为和日本高段棋手对局多了,受他们影响的缘故吧。

在日本成名的高段棋手中,属于“力战型”的较少,大都是讲究先布好阵势,占据有利地形,然后再寻找战机。表面看上去温文尔雅,暗中却在积蓄力量,就像马拉松运动员,并不在途中某一段路上疾奔猛跑,而是均衡地分配着力量,为最后冲刺做准备。这种不露锋芒的含蓄下法,日本称之为“软打”。我现在的下法似乎就属于“软打”一类,比起“力战”来,我认为“软打”更能显示出一个棋手的技艺。

不过,并不是说“软打”就一定比“力战”更高明。就拿当代日本棋界“力战型”的代表加藤正夫为例,他的“力战”就让日本的高段棋手叫苦连天,而且他多次获得“本因坊”、“名人”的头衔。我国棋手刘小光等也属“力战型”,同样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可见,“力战型”棋手也有其独到之处。

我在1973年下的棋,不仅仅是“斗力”,而且下出的着法都有一股“横行霸道”的味道,别人虽觉得我的下法有些无理,但也无可奈何。唯独碰上陈祖德我就傻了,因为他的力量比我大,也更加“霸道”。我这“小霸”碰上“大霸”,只有甘拜下风。

尽管如此,我在1973年确实下出了不少好棋,以我现在的水平来衡量,质量也都不坏。虽说那时的棋还不成熟,但从中表现出的强烈的进取心则是极为可贵的,遗憾的是,这种进取心,现在在我身上多少有些淡薄了。

1973年是值得怀念的一年。国家围棋集训队的组建,标志着中国围棋事业的重新起步。作为集训队的一员,我也重新认识到了自己的社会价值,恢复了做人的尊严。整整一年时间,我为有充分的对弈时间及高水平的对手而陶醉,除了下棋,似乎世上其他一切都不复存在了。可就在这时,我又遭到一次意想不到的打击。

1974年4月,我的名字被列入访日的中国围棋代表团的名单。访日比赛,这是多少棋手梦寐以求的事啊!可是就在我喜悦激动之时,突然传来山河农场拒绝为我做政审的消息,我当时真的就像掉进冰窟窿一样,凉透了心。

当初我进国家围棋集训队是经过一切合法手续,并经农场总局同意了的,山河农场即使有抵触情绪也无可奈何。我也有个错觉,以为以后就是下棋了,不会再回农场了,也没跟农场继续汇报。其实我的一切关系、档案还都在农场,我要出国必须经原单位进行政审,这正是我最感头疼的事情。

果然不出所料,农场非但不给我做出国鉴定,还愣说我是“走后门”,严令我必须回去“抓革命,促生产”。他们也不想想,当兵可以“走后门”,上大学也可以“走后门”,围棋是一种竞赛项目,是要真水平的,这可怎么“走后门”?真是没文化!可我一点办法也没有,我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的手里,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可悲。

当时全国正在搞“批林批孔”运动,特别是1974年初,报纸上发表了一个叫钟志民的反对他爸爸“走后门”让他当兵的事迹后,全国掀起了反对“走后门”的高潮。国家体委副主任李梦华原想保我,可在这风头上他自身都难保,也就顾不上我了。结果就在中国围棋代表团乘上去日本的飞机的同时,我坐上了返回农场的火车。

在火车上我眼泪汪汪的,痛苦得不得了,甚至感到人生都太没意思了。

我想我在农场没有干过什么了不起的坏事情,就打过那么一次架,那也是他不让我喝水呀!不能这么整我,断送我的前程。我当时对农场的做法简直无法理解,憋了一肚子怨气,可还不能表现出来,到了农场还得老老实实地干活。

这一次农场可给了我点颜色看,让我去起猪圈。四五月份刚化冻,这活儿又脏又累,别人都是干几天就有人替换,可偏偏没人来接替我,我只能忍气吞声。人家对我还挺羡慕,问我不是在国家集训队吗?不是还拿了个全国十省市的冠军吗?怎么又回来了?我都没法回答,也不敢多说什么,我怕万一传到农场领导的耳朵里,再对我进行更严厉的报复怎么办?

我只有强忍住内心的痛苦,默默地干活儿。

直到六月份,农场总局才把我调上来,让我准备参加七月份的全国围棋比赛,这样我到了哈尔滨。这段经历对我来说真是刻骨铭心!

比赛在成都举行,这是自“文革”以来第一次正式比赛,距上一次郑州举行的全国比赛,间隔已八年之久。我是作为黑龙江省队的棋手参赛的。

本来我们可以从北京转车直达成都,可大家想借此机会过一下长江三峡,于是先坐火车到上海,再改乘船去重庆,然后再到成都。

在火车上有个小插曲。那时我们都没资格坐卧铺,在车上很无聊,也没地方睡觉,为了消磨时间,我就跟李中建学下国际象棋。他是国际象棋的专业棋手,教我时让我一个后。我一下觉得很有意思,就迷上了。这时曾在国家队当过教练的吴广熹凑过来对我说,你这国际象棋让个后那还怎么下?意思是我的棋太差了。我被他这么一挖苦,心里特受刺激,我就憋了口气,一定要下好,首先赢他。

到了船上,我就拉着吴广熹下,一开始平下,输一盘长一先,一先二先三先,让一马,让二马,再让一车,让二车,最后我让他一后。这时我就跟他说,国际象棋不是不能让后吗?弄得他无话可说。在船上七天下来,我都可以赢省队一些水平比较差的队员了。后来我的国际象棋水平有了惊人的进步,我赢过当年的全国女子冠军刘适兰,赢过谢军(也是在她取得全国冠军的时候),还赢过世界少年冠军诸辰等,以后就不下了。

到了成都,我真是感慨万千,九年前我就是在这里获得了“全国十单位围棋邀请赛”儿童组冠军。九年来我历尽坎坷,终于以一名正式棋手的名义参加全国比赛。我太想得冠军了,除了一般棋手的胜负观外,由于我的户口仍在农场,所以对我来说此次比赛更是事关重大,直接影响我的前途。

战幕拉开后,我弈得颇为顺手,连赢了五盘。第六盘我遇上了陈祖德,当时他是四胜一负,积分比我少,我们之间的胜负直接关系到争夺冠军。

在这场比赛的前夜,为了养精蓄锐,全力拼搏,我一反常例,早早就上了床,可越想赶快入睡越睡不着,各种念头像扑灯的飞蛾,赶都赶不开。就这样,我思前想后,像“烙饼”似的在床上翻腾了一夜。

睡眠不足加思想包袱,使我第二天坐在比赛的棋桌旁,觉得头昏脑涨,眼皮发沉。而陈祖德却精神抖擞,从容不迫,充满了自信。这一来我越发慌乱了,比赛开始后,我突然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往日的灵感全都不知飞到哪儿去了。陈祖德下一着,我就机械地跟在后面应一着,可他的作战意图是什么,我却根本定不下心来仔细想一想,最终演出了我对局史上最丢人的一幕——八十一手就认输了。

本来,激烈拼杀是我的拿手好戏,对局时,一碰到棋子接触的“肉搏战”,我的力量便会迸发出来。可这一局,在角部的第一个战斗中,我就溃不成军,好像是决斗中的剑客,我的剑还没来得及出鞘,对方的利剑就已经刺穿了我的胸膛,竟然连还手的余地都没有。在认输的一刹那,我真恨不得一头钻进地里去。

本来等着看一场精彩好局的棋迷们,对我如此不堪一击,无不感到惊讶和失望,纷纷扫兴而去。

比赛的惨败,人们的议论,使我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沮丧之中,以后又接连败给了王汝南、罗建文等人,结果只获得第三名。

回到哈尔滨,大家就准备各回各的单位,我没地方去,只能回农场。

散伙前大家到一家饭馆聚了一下。当时哈尔滨流行偷盘子,我们去的那家饭馆就不知丢了多少,现在说起来都是笑话。我们之中大部分都是哈尔滨本地人,都有很多熟人,那天都自己用盘子带了菜来,王加良就带了很多好的菜。

王加良是象棋冠军,用现在的话可以说是棋界的“大哥大”,哈尔滨没有不知道他的。那天我心里很痛苦,因为第二天就要回农场了,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出来,我就借酒浇愁,喝得特多,到后来都快醉了。

吃完饭出门时,王加良被守在门口的一个老头拽住,我们立即围了过去,问出了什么事。原来老头说王加良偷了他的盘子,王加良说盘子是自己带来的,老头非说是偷的,就吵了起来。王加良当时也喝多了,说起话来唾沫星子乱飞,喷了老头一脸。老头急了,动手就打。我们十几个全是小伙子,见状就不让他打,没想到老头很粗野,最后闹到派出所。

派出所的所长认识王加良,也认识老头,一进门所长就说:“加良啊,你怎么跑这儿来了?”王加良指着老头说:“他说我偷他的盘子。”所长又对老头说道:“王加良怎么会偷你的盘子呢?!”老头听清这人是王加良后,说:“哟,你怎么不早说你是王加良呀?以后这个饭馆你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吃饭不要钱!”原来老头是个象棋迷,是王加良的崇拜者,刚才还是仇敌,动手打架,一听“王加良”三个字,马上就摆平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人的名字的影响力,我感慨很深,人有名和没名是不一样。当时我还没名,自觉上了一课。

第二天我就灰溜溜地回到农场。

不过这次回来,农场对我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我毕竟获得了全国第三名,这在农场可是破天荒的事。我刚到总场,总场的领导就请我吃饭喝酒,当面告诉我回农场后可以不干活,自己研究棋谱。到了分场,干部对我的态度大变,彻底平反,对我的一切限制都没有了。

最令我感动的是那些知青“哥们儿”,他们又偷来一只鹅,躲在烧水的小屋里请我吃鹅肉。他们说我这人很执着,很有毅力,能在这种逆境中冲出去,将来一定能大有作为,到时候不要忘记“哥们儿”,忘记在这个小屋里吃鹅肉的情景。当时我们就是把鹅肉放在开水里煮熟,然后蘸点酱油就吃,没有其他任何作料,可是感觉香极了!现在吃鹅,不管在哪儿吃,我一点胃口也没有,那时却觉得鹅是世界上最好的美食了。吃完之后,借着酒兴,有人弹起吉他,有人敲着水桶打拍子,大家就胡乱唱了起来。唱着唱着就有人哭了起来,气氛顿时变得有点奇怪。这也是,多少年来他们都不能回家,今后怎么样还很难说,而我那时已经知道我肯定能回家了,相比之下他们能不伤感吗?我非常理解和同情他们,可那又能怎么样呢?!这些人我还真的记得很清楚,当时的情景也历历在目,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忘记。

十月,金色的季节,国家集训队又开始集训,我这才离开农场,回到北京,开始了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