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经在我心中像天使一般美丽，但这只是过去。我只能在今天保留一份美好的回忆。

1968年10月，我认识了一个女孩，她叫章娅，小名丫丫。

那时我们整天无所事事，也没处去，于是一帮男男女女就聚在一起瞎聊。有些家庭条件比较好的高干子女就在家里成立了所谓的俱乐部，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我常去的就有林杉杉家的“杉杉俱乐部”。在“杉杉俱乐部”我认识了闵梅，闵梅又带我去了“丫丫俱乐部”，也就是章娅的家，我大概就是在那儿认识她的。

那年她十五岁，我十六岁，可能是有缘分，一见面我们就相互产生一种天然的好感。她说她爸爸有将军帽和将军靴，我说那好，让我试试。她真的就把她爸爸的帽子和靴子拿来，给我穿上，并让我穿回家。在那个年代，如果能弄到一身军装，那是非常时髦的，更不用说是将军的了。当时我神气得不得了，觉得她对我真够仗义的，关系马上就不一般了。

后来我们就经常一起去玩，那时年龄都还小，谈不上谈恋爱，但是当时一个男孩如果能在身边带上一个女孩还是很时髦的。

按当时的情况说，我们家庭之间的差距是很大的，她爸爸是北京军区副政委，中将军衔，“文革”中没有受到任何冲击。而我父母都是“黑帮”，家也被抄过好几次。可是她从来没有歧视过我，还帮我洗衣服，她爸爸妈妈对我也挺好，经常叫我在她们家吃饭，甚至还在她们家住。为什么会在她们家住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挺奇怪的，可能是我不愿意回家的缘故吧。

那时我们很纯洁，可谓两小无猜，有点类似保尔和冬妮娅。

有一天晚上，她打电话约我到正义路路口见面，记得当时已是冬天，天气还挺冷的，我放下电话就去了。到了正义路，她已经在那了。我们谈了些什么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好像也没什么特殊的事，只是在分手的时候她忽然在我额头上亲了一下。那一瞬间我紧张坏了，觉得地球都要停止转动了，浑身也抖了起来。我担心这样会怀孕，出什么问题，于是我对她说这怎么得了，出事怎么办？她可能这方面比我懂得多一些，说不会出事的。

可见那时我们单纯得不能想象。

从那以后我们的关系更加密切，一天不见都觉得不行，一有空不是她来找我，就是我去找她，多数是我找她。有一次她到我家来找我，父亲不叫我出去，我简直痛苦极了，甚至对父亲都产生了怨恨。那时我认为全世界最好的人就是她了，她在我心中就像天使一样。

没过多久，她妈妈似乎有所察觉。到了1969年3月的一天，章娅突然失踪了，事先也没和我打声招呼。我问她家里，他们拒绝告诉我。我问她的几个女友，她们也不知道。

在她失踪后的那些天，我觉得整个世界黯淡下来，日子简直没法过了，我唯一做的事就是到处打听她的下落。终于有一天闵梅收到她从青岛的来信，并马上告诉了我。原来她是被她家里送到东海舰队当了兵。从事后看，她家里觉得我们两家门不当、户不对，于是采取措施断绝了我们的往来。

当我知道章娅在青岛后，便决心去青岛找她。可这事我又不能和父亲讲，那时他已经放回来，对我管得很厉害，总觉得我学坏了。于是我决定先去太原，摆脱父亲的控制，然后再想办法去青岛。

太原有我两个小棋友，刘黎亭和张小弟，1965年在成都参加全国少儿比赛时认识的，后来他们到北京找过我，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我当时口袋里只有五元钱，又不好找家里要，就一路蹭车到了太原。

刘黎亭和张小弟的父亲一个是山西省委的宣传部长，一个是组织部长，当时正受到猛烈冲击，情况挺惨的。我就在两家之间来回住，和他们下下棋，有时也和他们的父母聊聊天。那时吃得也差，我记得老吃高粱面，吃得拉不出屎来。尽管每天都有人陪我下棋，我还是无法从对章娅的思念中解脱出来，最后实在忍不住了，我就把准备去青岛的想法和刘黎亭、张小弟说了。他们一听都表示愿意陪我一块去，颇有点为朋友两肋插刀的精神，使我非常感动。

可是我们都没钱，怎么办？他们瞒着父母，从家里偷了点钱，我给家里打电报谎报什么事，家里寄来了十元钱。有了基本生活费，我们从太原开始扒车，一路上经历辛苦，并多次被人家抓住，遭受侮辱、殴打，甚至被赶下车。等到了青岛，我们一个个灰头土脸，就跟小流氓似的。

我们到处打听，最后终于找到东海舰队。人家见我们这副样子，当然不让我们进，只能打电话叫章娅出来。过了一会儿，章娅穿着一身崭新的海军军装和胶鞋跑了出来，刘黎亭和张小弟知趣地躲到一边。

我们谈了很长时间，我抱怨她走时为什么不跟我打招呼，她却不停地跟我讲大道理，什么形势跟以前不一样了，要抓革命、促生产，不能像以前那样无所事事了。听她老这么说，我心里非常难受，我说，我希望你说清楚，你为什么跑到这儿来？我们到底要不要保持联系？

章娅没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只是说，你应该回学校复课闹革命，别在外面来回晃了。我一听心就凉了半截，我历尽艰辛千里迢迢来看她，却落了个“在外面来回晃”！当时给我的感觉是她现在进入了革命者的行列，而我则成了游手好闲的人，感觉完全不对了。我心里的失望、难过、羞愧就甭提了，这是我有生以来感情上遭受的第一次严重打击。

我下意识地朝旁边看了一眼，刘黎亭和张小弟还在不远的树底下等着，见我朝他们望去，便向我挤眉弄眼，以为我这里怎么样呢，我真想扭头就跑，一直跑到天涯海角。

最后章娅对我说，部队的纪律很严，她出来的时间不能太长，然后问我有没有钱，她肯定知道我是自己跑出来的，并要给我钱。说实话我当时口袋里已经没钱了，但说什么我也不能要她的钱，就这样我们分了手。

从青岛我们买了五等舱坐船去了上海，会了一位棋友，然后又扒车回北京，到了南京就走不动了，此时我们一分钱都没了，真可谓“弹尽粮绝”。

没地方住，我们就在候车室里坐了一夜。

虽说是四月份，夜里天气还有点冷，再加上肚子饿，半夜我们都醒了。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这时我们三人同时发现前边地上有十五元钱，开始我们特别紧张，没敢马上去捡，先朝四周看看，当确知没人注意我们时，张小弟才快速把钱捡了起来。这十五元钱对我们三人来说真是救了大命，我们就是靠这十五元钱平安地回到北京。现在说起来就像讲故事一样。后来张小弟还为此写了首诗，我也托他写文章寻找失主，如果能找到他，我们一定要重谢他。这都是后话了。

从青岛回来后，我仍然没有死心，不断地给章娅写信，可她从来不给我回信。我有一张她送我的照片，上面还有她的题字，我一直视如珍宝地藏在身边，每天晚上都放在枕头底下。

4月30日夜里，我正睡着，东华门派出所的一个民警突然闯入我家，要把我抓走。我问为什么抓我，他说过节了。简直是莫名其妙，他认为我是不安定因素，就可以没有任何理由地把我抓起来。那个时期也没处讲理，只有乖乖地跟着他走。可是临走前他从我的枕头底下翻出章娅的照片，说哎哟，你怎么会有她的照片？我和章娅两家所在地都属同一个派出所管，显然他认识章娅。他那话的意思是你这个小流氓怎么会认识将军的女儿。

说着就把照片没收了，当时我心中愤怒极了，我无法说明这张照片对我的意义，只能眼看着这唯一的纪念品从眼前消失。我觉得他才是个流氓。

当晚我被关在一个小屋里，同屋还有一个人，开始我们不认识，也没说话，到了下半夜，实在睡不着，就互相询问对方的情况。没想到他竟是刘仁的儿子，我和刘仁很熟，却不认识他。他也没干什么坏事，就因为他爸爸是北京最大的“黑帮”，半夜里被人从被窝里揪出来，带到这里。这样我们成了难友，后来成了很好的朋友。

第二天天一亮派出所就把我们放了，那张照片却没有还我，这是我唯一的一张章娅的照片，以后再也没有了，这成了我终身的遗憾。

后来到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我仍然隔一个星期给章娅写一封信，她还是不回。当时知青由于精神空虚，谈恋爱成风，可我始终没有谈过，也没有交女朋友的欲望，我心里只有她。那时我很穷，工资被扣发，邮票都成问题，我宁可少买一个馒头（那时八分的邮票可以买两个馒头），也要坚持给她写信。可她居然不理我，没有回过一封信。这对我的刺激真是太大了，终于我明白了她看不上我，逐渐地我也失去了和她恢复关系的信心，停止了写信。

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只要路过她家的胡同口，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朝里面望上一眼，那里面有我的初恋和少年时期的美好回忆。

谁知命运使然，十几年后，章娅竟然主动找到了我。

1986年，我从日本比赛回来，孔祥明到机场接我。在车上她给我一封信，并说这是你从前的女朋友来的。

信并未拆封，但信封的下面署着“章娅”两个字。章娅的事我曾经和小孔说过，所以她知道。我当时特别吃惊，做梦都没想到十七年后她会来信。

我拆开一看，信很短，先是问我还记得不记得她，然后说多年不见，不知我的情况如何，如果有时间，希望我们到她家做客。

首先去不去她家我有点拿不准，我心里是很想去的，但我不能跟小孔表示出来我想去，我就问她，你看怎么办？小孔挺绝的，说你别问我，你想去就去，别装傻充愣的！我说我一个人去不大合适，还是咱俩一块儿去吧！后来我和小孔一块儿去了章娅家。这时她已改名叫章燕，结了婚，有一对双胞胎儿子，长得虎头虎脑，很漂亮，婚姻也很美满。

以后章燕又单独约我到她家，她妈妈对我非常亲热，总是留我在她们家吃饭，好像我是她们家的女婿似的，简直让我受不了。章燕悄悄跟我说，那年她就是顶不住她妈妈，现在她妈妈非常非常后悔。我心里说，你顶不住你妈妈你跟我说呀！你不能让我写了几十封信也得不到个回音，而且我从太原扒火车去找你，你就让我那么灰溜溜地走了，这怎么受得了啊！

我以为这事到此就可以结束了，没想到事情继续向前发展。章燕向我表示希望继续保持以前的关系，我说现在已经不可能了！我跟她讲，我和当年的我不一样了，你也和当年的你不一样了，我们错过了那个机会也就失去了那个缘分。现在如果照你说的办，舆论太大了。我不能说我以前不喜欢你，你曾经在我心里像天使一般美丽，但这只是过去，现在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我们可以保留过去一切美好的回忆，和你做个好朋友。

当时正在擂台赛期间，我心脏不好，医生劝我吸氧。章燕在一家部队医院当主治医生，她叫我到她那里去做高压氧治疗。这种治疗方法是把人推进一个玻璃舱内，关上门，大约待一个小时，没人理你，让人觉得烦闷无聊。可是我做的时候，她就坐在舱口陪着我，和我聊天。将近一个月疗程，她天天如此。

做了高压氧后，我的状态好极了，在第二届擂台赛上我连赢五盘，不能不说同我做高压氧有关。我对章燕非常感激，而且我也感觉到她对我的那种强烈好感，而我对她的回报却很差，这使我觉得很对不起她，不是我不想回报，而是怕分寸掌握不好，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才算是恰到好处。想来想去我能做的只有请她吃饭。每次出去她都显得特别兴奋，我看得出来，她和我一块儿上街时，有一种女性的虚荣心，很得意。相反我很怕带她上街吃饭，上街对我这个公众人物来说，换了个女人在旁边总觉得不大对劲，我愿意在屋里聊聊天、说说话。

那段时间我和小孔的关系很紧张，她要一个人到日本去，这是很不正常的，开始我不赞成，可她执意要去，没办法，我只好同意并帮她办了手续。其实我和孔祥明的夫妻关系早就出现不和谐现象，这同章燕没关系，但章燕的出现确实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首先医院里反映大极了，开始人家以为我是个名人，主治医生表示一下关心，多说两句话也属正常。可她不停地说，每次都这样，而且毫不顾及影响，人家就开始议论了，搞到后来我都不敢去了。接着社会上也开始流传我这个那个的，这些都难免不传到小孔的耳朵里。有一次我感冒发烧，卧床不起，章燕突然到我们家来，指挥我们的小保姆干这干那，还亲手给我做了碗鸡蛋面，端到我的面前，就像女主人似的。在感激的同时也使我进一步感到事态的严重，以后我慢慢有意疏远她，不去找她，也不给她打电话，直到断绝了往来。她父亲去世时，她给我打来一个电话，我到她家表示了哀悼，还参加了在八宝山举行的追悼会，她对我能去很感激。

后来我和王静有了麻烦，我感到走投无路去找过她，请她替我出主意。

当然，她也拿不出什么好办法。

不管怎么说章燕对我的比赛帮助很大，不仅做高压氧治疗很重要，有她陪我聊天也很重要，否则一个多钟头像死人一样躺在里面，多难受，那我肯定不能坚持下去。我怕以后的局面无法控制，在她对我非常热情时离开了她，至今都觉得对不起她。如果我们换一种方式，只保持朋友关系，就可以经常往来，那该有多好！高压氧治疗对我的疗效非常好，我希望以后还有机会由她来给我做这种治疗，她毕竟是个合格的医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