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曾用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之句“应作云南望乡鬼”治一印，不料一印成谶。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闻一多挽死难学生的挽联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带着孩子们去拜祭死难学生，对孩子们说：“他们死得多么光荣！”后来，闻又与夫人一起再次前去拜祭。回家后，他对夫人说：“一个人像这样死，才真是光荣啊！”

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关于闻一多的遇难这样记载：“七月十五日，本同盟支部假府甬道十四号民主周刊社为李公朴同志之被暗杀事招待新闻记者。会后闻一多同志偕其长公子闻立鹤于五时四十分离民主周刊社，回返西仓坡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职员宿舍，约五分钟后南行于宿舍门口，即被暗伏之特务暴徒若干包围狙击，闻一多同志头部胸部满是弹孔，血肉模糊，左腕并被打折，当场殒命；其长公子胸部中三弹，左右腿各中一弹，一腿亦已折断，生命危殆。……闻事先附近居民，即得暗示关门闭户，而行刺之后，暴徒复能扬长而去，无警宪追缉，此显系有组织有计划的政治暗杀行为，已毫无分辩之余地。”

据闻一多长女闻铭回忆，某天，一个穿着灰色长袍、菜绿色的脸、留着长指甲的女特务，拿着一本圣经，闯进闻家，威胁道：“闻一多，你还不改悔，你的‘多’字是两个‘夕’字，再不改悔你就命在旦夕了。”

7月11日，西南联大最后一批复员的学生离开了昆明。国民党特务当晚杀害了李公朴，闻一多听说后，当晚就要去看，家里人不允，怕晚上出事。结果第二天，天还未亮他就去了，到达时李公仆已经逝世，他抚尸恸哭。

7月15日，昆明学联以治丧委员会的名义在云南大学至公堂召开“李公朴遇难经过”报告会，闻一多坚持要参加大会。亲友一再劝阻，他毅然说：“这怎么行，李先生尸骨未寒，我们做朋友的都不出席，怎么对得起死者！如果因为反动派的一枪就畏缩不前，以后还有谁愿意参加爱国民主运动？李先生明天就要火葬了，这是一个重要的群众大会，我可以不发言但一定要去。”大家拗不过他，只好作罢。

这日的报告会并未安排闻一多发言，但他面对国民党特务，拍案而起，即席作了著名的《最后一次讲演》。讲演时，那个女特务来了，扔下一封恐吓信，说是给闻一多父子的，他们已命在旦夕。

当闻一多在学生的簇拥下，从报告会上回到西仓坡的家时，家人紧紧悬着的心才落回原地。长女闻铭回忆：“他（闻一多）回来以后的第一句话说，你妈妈呢，你看我回来了，放心了吧。说完把拐杖往门上一挂，非常镇定。恐吓信他看了，看完便揉成一团扔到纸篓里。”

下午一点，闻一多要到“民主周刊社”参加记者招待会。家人无法劝阻他，只能让闻立鹤护送父亲出门。往日还算热闹的西仓坡，此时变得寂静无人。

下午五点，闻立鹤到“民主周刊社”的门口去接父亲。街上依然行人稀少。民主周刊社离闻家只有200多米，拐过一个丁字型的路口就到了。父子俩拿着一份报纸边走边看。眼看离家只有十几步的距离，西南联大宿舍院的大门近在咫尺，父子俩都暗暗地松了一口气。

闻铭回忆：“那时候为了调节一下自己，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我就跑到隔壁去，在陈达教授家跟他的小孩玩扑克。我母亲拿件毛衣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其实也心不在焉。这个时候，大概下午五点钟的时候，一阵枪响，有十几声，我们都听到。一听到枪响我们都明白了，全都往外跑，我母亲她踉踉跄跄就跑，她身体心脏本来就挺弱的，有心脏病。我一边跑一边觉得腿就直往下跪。因为明知道是他们，那个时候正好我大哥去接，我母亲不放心，让我大哥去接他去了。果真出门一看，他们父子两个一横一竖倒在血泊里。”

闻一多头部中了三枪，胸部、左腕也被击中。年仅18岁的闻立鹤在父亲中枪后，立即扑到父亲身上，想用自己的身体保护父亲，身中五枪，直到被打得从父亲身上滚落下来。闻立鹤记得，父亲满身是枪眼，血像泉水一样喷出来，面色苍白，嘴唇微动一下，手杖、鞋子和眼镜都打掉了……闻立鹤经抢救保住了性命，但腿部落下了残疾。闻一多却不幸遇难，年仅47岁。

1946年7月21日，西南联大校友会召开闻一多追悼会，朱自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说：“闻一多先生在昆明惨遭暗杀，激起全国的悲愤。这是民主主义运动的大损失，又是中国学术的大损失。”朱自清在详细叙述闻一多在学术上的巨大贡献后，悲愤地说：“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常跟我们说要活到80岁，现在还不满48岁，竟惨死在那卑鄙恶毒的枪下！有个学生曾瞻仰他的遗体，见他‘遍身血迹，双手抱头，全身痉挛’。唉！他是不甘心的，我们也是不甘心的！”

闻一多去世后，朱自清决定将闻的全部遗著整理出版。他在给学生王瑶的信中说：“一多先生之死，令人悲愤。其遗稿拟由研究所同仁合力编成，设法付印。”在朱的努力下，《闻一多全集》四卷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