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辛亥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时，闻一多与他的六个堂兄弟正在武汉两湖师范学堂附属高等小学校读书。闻氏兄弟不但不惊恐，反而升起莫名的兴奋。第二天，12岁的闻便学着革命党人的样子剪去了辫子。后因战火蔓延，闻回到家中，当人们问起起义之事时，他一遍一遍述说着所见所闻。他还画了成套的革命故事，贴得满墙都是，其中一副绘有一个手执小旗振臂高呼的小人，意为拥护共和。

1919年5月4日的学生游行，远在郊区的清华大学没有参加。这天晚上，闻一多听许多从城里返回学校的同学讲述了白天城里发生的游行后，很受感动，连夜抄写了岳飞的《满江红》，张贴在食堂门口。

清华百余名学生上街宣传，被当局逮捕。清华学生为表示抗议，又组织160名学生进城宣传，闻一多也参加了此次行动。他和大家一起带上水壶、干粮、洗漱用具，随时准备被军警逮捕。北洋政府果然出动军警，但由于学生人数太多，只是在故宫太和殿前的广场围了一天，到傍晚就放他们散去了。

清华官费留学的时间为5年，如果留学中断一年，还可以再复学，但闻一多在美国只留学3年便回国，而且没有复学。留学期间，闻写信对梁实秋说：“我想再在美住一年就回家。……跑到这半球来，除了为中国多加一名留学生，我们实在得不着什么好处，中国也得不着什么好处。”

在美国，闻一多处处感受到身为华人遭受的歧视，内心很是痛苦。清华学生陈长桐也在科罗拉多大学读书，一次，他到理发馆理发，半天不见人招呼，最后一个理发师对他说：“我们不伺候中国人。”陈一气之下，诉至法院，法院判决理发馆败诉，需向陈赔礼道歉。道歉之后，理发师诚恳地对陈说：“下回你要理发，我带了工具到府上，千万别再到我店里来。”后来，他们才明白，如果华人进了理发店，白人便不来了。闻一多对此事极为气愤，对梁实秋谈及此事时，气得脸红脖子粗，悲愤激动难以自抑。二十年后谈及此事，闻仍耿耿于怀道：“我，……闭门读书画画，轻易不出去，宁可吃点冷面包，宁可头发留得长一点，少受点冤枉气也好呵。”

闻一多从科罗拉多大学毕业时，没有取得学位。按学校规定，毕业学生行毕业礼时，照例是男生、女生各排成一纵队，并排走向讲台，这样便是由一名男生一名女生同时领取毕业文凭。某年毕业的中国学生有6人，但没有一名美国女生愿意和中国男生并排站在一起，于是校方只好安排6个中国学生排成三对站在队列前端。目睹此情形，闻一多异常气愤，到自己毕业时，拒绝排队领取毕业文凭。

面对如此种种，闻一多坚定了回国的信念。他对梁实秋说：“栖身之所仍然没有把握，这倒是大可忧虑的事。不过回家是定了的。只要回家，便是如郭、郁诸人在上海打流也可以。君子固贫非病，越穷越浪漫。”1925年5月，闻一多离开了美国，从此再没有去过。

一次，留美清华学生聚会，闻一多问潘光旦：“世界上什么样的民族最优秀？”潘光旦说，世界上受压迫多、境遇困难的民族，如中国人、犹太人，是最聪明的。闻一多说：“那就好！要是你研究的结果，是中华民族应当淘汰灭亡，我便只有先用手枪打死你！”

闻一多说：“有些人感情很丰富，思想也很敏锐，见了一片红叶掉下来便百感交集，眼泪汪汪。但面对社会上丑恶的现象，见了不幸的儿童的赤血在地上被踩成泥浆，反而无动于衷，这是不是不近人情！”

1933年，日军占领承德，举国皆惊，清华召开教授会议讨论此事。一向埋头治学的闻一多也来参加会议，他认为蒋介石应该自责。次日，他为毕业班的学生写下《败》，要求他们像真正的士兵一样去战斗，哪怕“遍体鳞伤”，只“剩下了一丝气息”。

抗战爆发后，由于妻子不在身边，闻一多对如何搬家不知所措，最后连妻子的陪嫁首饰都没有收拾，只带了两本书离开了北京。在车站，闻遇到了正要赶回山东的臧克家。臧见闻所带行李非常简单，想到他家的四壁图书，便问：“闻先生的那些书呢？”闻一多回答说：“只带了一点重要的稿件。国家的土地一大片一大片地丢掉，几本破书算得了什么！”

到长沙后，教授们的日子过得很是艰苦，甚至可以用糟糕来形容，闻一多却在给妻子的信中说：“这样度过国难的日子于良心甚安。”

1944年，西南联大国文学会举办“五四”文艺晚会。晚会最后，主席罗常培宣布：“今天唱压轴戏的是杨金甫先生，杨先生将赴美国讲学。”杨金甫讲完后，闻一多径直上台说：“今天唱压轴戏的，不是杨先生，而是我！我研究中国文学二十年，目的就是摧毁这座封建的精神堡垒！”

闻一多曾说：“我们中国的方块字，是统治阶级愚民的工具，阻碍进步的绊脚石！方块字存在一天，中国的人民文学就一天不能实现。”

闻一多反对写旧体诗，老舍到西南联大演讲，闻一多任主持人，他介绍完老舍后说：“在今天抗战时期，谁还热心提倡写旧诗，他就是准备作汉奸！汪精卫、黄秋岳、郑孝胥，哪个不是写旧诗的赫赫名家！”全场震惊，连老舍都感到愕然。

抗战期间，看到国家糟糕到这步田地，闻一多如坐针毡，他在给学生臧克家的信中写道：“我只觉得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火烧得我痛，却没有能力炸开那禁锢我的壳，放射出光和热来。”1943年，闻一多走出书斋，从一个学者变成了一个激情喷发的民主斗士，在许多公开场合作“狮子吼”。对于这种转变，有的人不理解。特务骂他是“闻疯子”，连他的一位朋友在他被暗杀后也说他是“穷极失控，自蹈死地”。

1946年，加州大学致函梅贻琦，希望梅能为他们推荐一位讲中国文学的教授，梅想到了闻一多。但闻一多再三考虑后，决定不出国。他说：“在这个苦难的时候，我不能离开我的祖国，昆明还有工作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