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闻一多一直过着优渥的生活。从1934年11月开始，闻一多住在清华新南院七十二号，此处有卧房、书房、客厅、餐厅、储藏室、仆役卧室、厨房、卫生间等，大大小小一共十四间。电灯、电话、电铃、冷热水等设施一应俱全。房前甬道两侧有草坪，周围是冬青矮柏围墙，草坪中央置一大鱼缸。闻一多的书房宽敞明亮，四壁镶着高达天花板的书橱，窗下是书桌。闻看书累了，便到门前的大阳台散步，或到草坪上拔草，观赏金鱼。冬日雪后则和孩子们一起滚雪球、堆雪人。

抗战爆发后，通货膨胀日益加剧，西南联大的教授们生活集体恶化，薪水的实际购买力从战前的人均350元，下降到8.3元。闻一多有五个孩子，夫妻二人加保姆赵妈，八口之家全靠闻一人薪水度过，十天八天就花费殆尽，剩余的大半月经常在半断炊中度日。他们的饭里常掺着沙粒，有时全家8人共吃4只荷包蛋，且不是天天都有。粮食不够，只能吃豆腐渣和白菜帮度日。为了给丈夫孩子补充营养，夫人高真常带着孩子到村外的小河中捞点小鱼小虾，并开出一块荒地，自己种植蔬菜。

吴晗在《哭一多父子》一文中悲伤地回忆闻家的境况：“一只破烂藤椅是孙毓棠去英国时送的；一个整齐一点的方桌，是我向学校借来转借给你的。你的书桌是三块长木板，像裁缝用的。”

无奈之下，闻一多只能将书卖给学校，他说：“我只卖给学校清华图书馆，等到将来我有钱我还能收回来。”最后，他不得不将最心爱而且最必须用的几本书都卖了。他对夫人说：“教书的卖书，心里好难过哦。”

1940年冬天，书籍衣物典卖已尽，闻一多无奈，脱下自己仅有的狐皮大衣，拿去寄卖，结果自己冻得发了高烧。高真流着眼泪让长子立鹤连夜从郊外赶到城里，把大衣赎了回来。

闻家刚搬到昆明福寿巷三号，不到一个月，就遇到了日寇飞机轰炸。闻一多及弟弟闻家驷一起住到一个山洞里，一次空袭中，一颗炸弹落在洞旁，幸而没有爆炸。为了安全起见，闻家只好搬到郊外陈家营。

在陈家营，闻一多与华罗庚两家共14口人，一起在一间阴湿的、只有16平方米的偏厢房里共同生活了一年多。闻一多一家住屋子东头，华罗庚一家住屋子西头，两家中间挂一块碎花布相隔，半夜华罗庚的小儿子尿床，可以一直湿到闻家这半边。雨天到来的时候，两家孩子一起把脸盆、漱口缸、饭碗、尿罐集中起来，接屋顶楼下的雨水。华罗庚曾写了一首七言小诗，描绘两家的生活：“挂布分屋共容膝，岂止两家共坎坷。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