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家祖辈虽侨居海外多年，却一直谨守中国的传统，谨记自己是中国人。辜鸿铭的父亲每逢过年必祭祀祖先，自己拜祭祖先牌位后，让两个儿子跪下叩拜，并对他们说：“我们的祖国在遥远的地方，但不论我们身在何处，都不能忘了那里是我们祖先的家园。”

1867年，年仅10岁的辜鸿铭随布朗夫妇去英国时，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道：“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记，你是中国人！”父亲又摸着他脑后的辫子叮嘱道：“第一不可信耶稣教，第二不可剪辫子。”

在英国，辜鸿铭每天出门，街上的小孩们总在他后面叫喊：“瞧呵，支那人的猪尾巴！”但辜牢记父亲的叮咛，不敢剪辫发。一次，他在饭店上厕所，被女管理员拽出，塞进女厕所。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减掉小辫子。

一次，辜鸿铭在电车上看泰晤士报，几个同车的英国人见他样子可笑，出言侮辱。辜并不理会，只是将报纸倒过来看。英国人见后愈发嘲笑道：“看，那个中国小子连字都不认得，还看什么报纸！”辜听罢，用纯正娴熟的英语将整段文章朗诵出来，然后说：“你们英文才26个字母，太简单，我要是不倒着看，那就一点意思都没有了！”

布朗曾对辜鸿铭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中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义父的话，辜从此铭刻于心。

辜鸿铭私下对慈禧太后颇有微词，却竭尽全力在外国人面前维护慈禧的形象。慈禧被认为是庚子之变的罪魁祸首，辜却竭力为之辩护，将慈禧尊为中国妇女的杰出代表，称她为“满洲文明之花”、“中华文明之花”，说：“如果世界上还有一个既具有高贵的灵魂，又不失单纯童心的伟大女性的话，那就非刚刚故去的皇太后莫属了。”

一次，有个英国人当着辜鸿铭说：“你们中国人很聪明，并且有奇妙的记忆力。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认为你们的民族是一个劣等民族。”辜回敬道：“这只能表明你这个可怜的英国佬，不幸忽视了自己的教养。”

辜鸿铭极力对外国人宣传中国的优点。一次，他携眷回厦门小住，同船的外国老太太问他道：“辜先生，请你给我一点意见，我这次是到厦门去养病的，你说，这地方是不是适宜的？”辜马上回答：“适宜之至。当初我到厦门时，也是养病，那时我一句话不会说，一步路也不能走，随地尿痕屎迹，苍蝇飞舞，我就不得不一天到晚躺在床上，一直到病好了才离开厦门。”老太太一听非常高兴地问道：“辜先生，你在厦门住了多久？”辜竟答道：“我是在厦门出生的。”

辜鸿铭认为，中国向来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没有欧洲的宗教战争，中国的儒释道，各有各的自由，互不侵犯，互不干涉；中国也没有阶级争端，只有士农工商的职业划分，分工合作，各司其职；中国没有永久的强制征兵，也没有警察；中国人行动自由，不像国外居留要有证件，来往要有护照；中国只有土地税而没有人头税，所以无产者容易存活，不会经常爆发革命。

十九世纪末，欧洲流行起针对中国的“黄祸论”，德皇威廉二世专门画了一幅《黄祸图》，送给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主张欧洲白人应当联合起来，抵制黄种人的入侵。为此，辜鸿铭用英文发表《文明与混乱》一文进行驳斥。美国著名政论家波博·埃文斯特地致函辜说：“我怀着浓厚的兴趣阅读了你文中所写的每一个字，并相信这样做是值得的。最终，我在许多深具兴趣的问题上站在了中国人一边。”

辜鸿铭任张之洞幕僚时，某外国顾问起草文件，问辜某一英文字的用法。辜不答，到书架上搬下一本又大又重的字典，砰地丢在洋顾问的案头：“自己查去！”

张之洞进京时，端方代理总督一职。时恰逢慈禧寿辰，举国同庆，端方以纺纱厂作为庆祝地点，并在厂里准备一间房屋作为总督休息之所。端方至时，休息室内有两名外国人，端方媚外，对辜鸿铭说：“我要和他们谈一谈，你来翻译。”辜应了，进去却对两名外国人说：“这是我们总督预备的房间，请你们赶紧出去。”两人慌忙走出。端方见二人狼狈而出，莫名其妙。辜此举之意，是为中国存国体。他认为，这来历不明的两个外国人最多也就是寻常商人，我大清国堂堂总督，不应轻易与之交谈。

一次，辜鸿铭在电影院看电影，想抽烟时发现火柴已经用完。他认出前面坐的是位苏格兰人，就用一尺多长的烟斗和蓄着长指甲的手轻轻敲着那个人的光脑袋，平静地说：“点着它！”苏格兰人被吓坏了，不知辜是何人，赶紧掏出火柴，胆战心惊地点着了辜的烟锅。

辜鸿铭曾代表北洋政府出席华府会议。某次酒会上，一位美国女人坐在辜鸿铭旁边，她看着这个奇怪的中国老头，一时找不到话题。上汤时，她忍不住学着唐人街腔的英语，一字一顿地问辜道：“likke soupee？”（喜欢这汤吗？）辜有礼貌地点头微笑。美国女人以为辜连最简单的英语都听不懂，便不再理他。酒过三巡，辜起身，用一口流利典雅的英语致辞，举座赞叹不已。辜讲完坐下，学着那位女士的腔调，低声问道：“likke speechee？”（喜欢我的演讲吗？）

北大的洋教授历来极受尊重，辜鸿铭却从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一天，新聘来的一位英国教授到教员休息室，见一位拖着一根小辫子、土头土脑的老人坐在沙发上，便问坐在旁边的另一位洋教授：“此人是谁？”另一位洋教授悄声回答：“辜教授。”英国教授从未听说过，于是好奇地打量着辜，忍俊不禁。辜也不介意，慢吞吞地用英语请教英国教授尊姓大名、教哪一科的。英文教授答道：“是教文学的。”辜听罢，马上用拉丁语与他交谈，英国教授结结巴巴，语无伦次，洋相尽出。辜低下头，眼光从墨晶眼镜上边看着他道：“你是教西洋文学的，如何对拉丁文如此隔膜？”英国教授大窘。

王昆仑回忆，一天有两个外国女教师走在辜鸿铭后面，她们看见辜穿长袍，留长辫，戴瓜皮帽，以为他听不懂英文，就用英语嘲笑他。快到红楼楼口的台阶时，辜回头用英语对两位女教师说：“你们还没有说完啊！”然后又说了一大串拉丁语，两位女教师很是窘迫。

辜鸿铭在西方名气极大，几乎是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代名词。1921年，英国名作家毛姆游历中国时，想拜访辜鸿铭，特地托一位英国洋行的同胞代为说情，但几天未见回音。毛姆忙去问所托之人，那人回答说，他写了一张条子，让辜前来拜见，不知为什么一直未见辜的影子。毛姆一听，心知此人坏事，忙亲笔拟了一封短简，恭恭敬敬送去，表达仰慕之意，求赐一见，辜这才答应与他见面。见面后，辜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毛姆甚为尴尬，无言以对。

此次会面，毛姆被辜极尽讽刺嘲弄了一通。临走时，辜送给他两首诗，后来毛姆请人翻译，才知道是两首赠给妓女的诗。毛姆哭笑不得。

辜鸿铭虽精通多门外语，但与国人晤谈，一般不杂以英语或其他外语，以示不数典忘祖。

王森然曾在真光剧院与辜鸿铭同看梅兰芳的《游园惊梦》。辜向来对中国戏剧没有兴趣，对各名伶亦不屑一顾，唯独对梅推崇备至，频频对同座诸人说梅身段之佳妙，声韵之婉转，欧美各国戏剧，万万不能达到如此地步。

辜鸿铭家中常年供奉祖宗牌位，逢年、节必祭祀，给儿子起名字也是按族谱排序。辜说：“我之姓‘辜’，考其姓氏由来，祖先最早必定是些罪犯（‘辜’在汉语里有‘罪’的意思）。但这并不足以为羞，如果你数典忘祖，那才真正可耻！”

周君亮说：“与其说他（辜鸿铭）具有‘民族的自尊感’，毋宁说他具有‘民族的骄傲’，或假借佛经的名词称之为‘民族的我慢’，似更为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