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辜鸿铭 教学

李季回忆,1916年底蔡元培接掌北大之前,教授他们英文的教师C先生常以妓院为家,从不认真备课、上课,引起全班同学的强烈不满,因而强烈要求校长改聘辜鸿铭来给他们上课。为达到这一目标,他们罢课数周,最后迫使原校长点头应允。李季说:“自C去而辫子先生(指辜鸿铭)来,我们不啻‘拨开云雾见青天’。”

震瀛回忆,辜鸿铭常教他们读英文版的“千字文”:“Dark Skies above The Yellow Earth(天地玄黄)……”音调整齐,口念足踏,全班合唱。学生们看着辜鸿铭的样子,觉得越发诙谐滑稽,故乐而忘倦。辜还常对他们说,《三字经》中有许多科学,开宗明义便说“性本善”,这是关于人生哲学的问题,与卢梭的论调相同;“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是数学;“白水火,木金土”是物理化学;“三纲五常”是伦理学;“天地人,日月星”是宇宙论、天文学……全书都是很有教导小学生价值的。

辜鸿铭讲课,每次总要讲“君师主义”。他说:“西洋有律师同警察,所以贫民不服,要起Bolshevism(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历来有君主持各人外面的操行,有师管束内里的动机,所以平安。若是要中国平安,非实行‘君师主义’不可。”

辜鸿铭捍卫东方文化,曾对学生们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谕那些四夷之邦。”

辜鸿铭授课,第一堂课时,他让学生将讲义翻到page one(第一页),等到上最后一堂课,他还是让学生将讲义翻到page one,授课时间全在嬉笑怒骂中过去。

辜鸿铭曾为学生定下三条规矩:“第一,我进来时,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第二,我向你们问话或你们向我提问,你们都要站起来。第三,我指定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来不能坐下。”

上辜鸿铭的课,学生最怕的还不是背诵,而是翻译。辜一次让学生将“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译成英文,学生们听罢,个个抓耳搔腮。他还曾要求学生用英文翻译《三字经》《千字文》,学生们更是痛苦不堪。

辜鸿铭讲课诙谐幽默,讲到得意处,会忽然唱段小曲,或从长袍里掏出几颗花生糖大嚼,令人忍俊不禁。

每次去上课,辜鸿铭总带一童仆为他装烟倒茶。他坐在靠椅上,辫子拖着,一会儿吸烟,一会儿喝茶。学生着急地等待着他讲课,他却一点也不管,慢慢吞吞。

辜鸿铭讲英国诗,旁征博引,海阔天空,怪论迭出。他将英文诗分为三大类:国风、小雅和大雅,国风中又分为苏格兰风、威尔士风等七国风。他今天教“大雅”,明天讲“小雅”,后天则是洋“离骚”(弥尔顿的《悼亡友诗》)。在列举诗人的作品时,他常常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对照原文,竟一字不差,记忆力之惊人让所有学生都不得不为之折服。

辜鸿铭上课时经常跑题,信马由缰,针砭时弊,臧否人物。周作人回忆说:“他在北大教的是拉丁文等功课,不能发挥他的正统思想,他就随时随地想要找机会发泄。”

一次,辜鸿铭骂袁世凯,从上课铃响骂到下课铃响。北大学生总结出一条规律,绝不能跟辜先生提“袁世凯”,否则一堂课就报废了。

北大某毕业班的班长请辜鸿铭提供一张照片,贴在毕业簿的同学录中,作为纪念。结果,辜火冒三丈道:“我不是娼妓者流,何用照片?你们要是不吝惜经费,何不铸一座铜像作为纪念?”

李季等北大学生毕业时,纷纷穿上毕业服装。辜鸿铭见后说道:“娼妓最喜欢招摇过市,炫示自己的美丽,无论什么足以自炫的东西,她们总要表示出来给人看,所以叫做婊子。你们现在穿戴这样的衣帽,不独是堂堂乎张也,而且洋派十足,真是了不得!”

辜鸿铭25岁之后才开始研习中国文化,故授课时写别字,或字缺笔少划的事常有发生。一次,他讲《晏子春秋》时,将“晏”写成“宴”。学生指出错误后,他很尴尬,一边纠正一边自语:“中国汉字真讨厌,‘晏’与‘宴’不过把‘曰’字的部位换一下而已,字义就不同了。英语中就没有这样调皮捣蛋的。”有好事的学生马上接口道:“英语中也有。比如‘god(上帝)’倒过来就成了‘dog(狗)’了。”辜鸿铭听罢,一笑了之。

著名报人张友鸾记载,罗家伦是北大的“名学生”,辜鸿铭却反感他好出风头,不好好学英文,故上课时十有八回让罗家伦回答问题。罗的英文底子很差,有时胡乱回答一通,有时干脆就说“不知道”。有一回,辜听了罗的回答很不满意,当堂加以训斥,话说得很重。罗颇为难堪,站起来为自己辩解。辜大怒,拍着桌子说:“罗家伦!不准你再说话!如果再说,你就是WPT!”罗家伦被吓得愣住了,不再言语,但他却不知道“WPT”究竟作何解。一天,罗趁辜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凑上前去问道:“上回老师不准我说话,骂我WPT。这WPT是什么意思,我到现在还不明白。请老师告诉我:这是哪句话的缩写?出在哪部书上?”辜一抡眼道:“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吗?WPT,就是忘、八、蛋!”此言一出,全班同学哄堂大笑。罗家伦恨得牙痒,却无计可施。此后,“北大学生,没有一个不知道罗家伦就是‘WPT’的”。

1919年5月3日,罗家伦写信给当时的教务长马寅初和英文主任胡适,历数辜上课的种种恶行,如“次次总是鼓吹‘君师主义’”,“上课一年,所教的诗只有六首另十几行”,骂新诗,说不出英文诗的精神等。

一次,辜鸿铭问某学生问题,要求该生站起来回答,学生就是不起立,辜气得将他驱逐出教室。某生离开后,其余学生皆随之而去。辜怒道:“礼教果坠地无余矣!”遂辞去北大教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