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况通报，一份份汇集到许世友的办公桌上，足有一尺来厚。

自从一九七七年以来，越南黎笋集团不断在中越边境地区无故制造事端1740余起，入侵袭扰的地段达160多处，伤我边民110多人，霸占我领土浦念岭、庭毫山地区；在国内反华排华，大批华侨被驱赶到边境……许世友看着这些情况通报，眉宇紧锁，心中怒火难平。“疯狂！太疯狂了！！”他常常这样自语。当他看到越南黎笋集团准备派几十万军队入侵柬埔寨的情报后，更是怒不可遏。“小小的越南竟敢称霸东南亚，太狂妄了！不教训它一下不行！”浑厚的声音，竟使进来送情报的作战参谋惊呆了。

不久，司令部接到了总参谋部的通知：准备反击越南的侵略行径。打这以后，许司令员多年养成的生活习惯改变了，他不再去打猎，更不外出，自己把自己“关了起来”。人们时常听到的笑声中断了，习武的身影消失了……

对于这一仗到底打不打？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战役问题，它是国家的大事，甚至是世界的大事。不打则已，打则必有理有据。同志们各抒己见的话语，不时地在他脑海里萦绕。

部分同志认为：从军事利益来看，打这一仗不一定有利，我们在越南北边打越南支援柬埔寨，苏联也有可能在我国北边打我们支援越南。那时，我将处于两面作战，十分不利。若扩展开，美国也有可能在它认为有利的时机参战，从中渔利，甚至有扩展成世界大战的危险。有的同志从国际舆论的角度看待这一仗，认为我国和越南是邻邦，它是小国，我们是大国，打越南，其他国家会不会认为我们以大欺小？而且我国的经济建设刚刚从“四人帮”干扰破坏的困境中摆脱出来，应集中财力搞建设，哪有那么多钱用于打仗？

另一部分同志则认为，这一仗应该打。从国际关系角度来看，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一贯支持正义战争，在东南亚和亚洲享有崇高的威望，我们怎能置越南践踏另一国主权的侵略行径而不闻不问？置越南用武力威慑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宁而不管不顾呢？况且越南已将称霸的魔爪伸到了我国境内，严重影响和破坏了我国边境人民的正常生活和工作，干扰了我国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如果任其猖狂下去，我们的军队还称得上是捍卫祖国领土完整的钢铁长城吗？还是人民的军队吗？……

那些天，许世友独自苦苦地思索着同志们提出的各种意见，有时偶尔在宿舍的院子里散散步，表情严肃，沉默不语。身为军区司令员，他不仅要指挥这次战役，而且肩负着祖国的尊严、边境人民的希望，这是他想得很远、很远……

昔日的“同志加兄弟”

中越两国人民的友谊源远流长。十九世纪中叶后，中越两国先后沦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同受列强的侵略和蹂躏。在近百年来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解放斗争中，中越两国人民互相支持，抗击共同的敌人。

首先要提到的是刘永福的“黑旗军”助越抗法的斗争。刘永福是广西天地会抗清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他的队伍起兵时祭七星黑旗，作战时常擎黑色战旗，故名“黑旗军”。一八七三年，法军第一次入侵越南北部，占领了河内，应越南阮朝政府的要求，刘永福率“黑旗军”和越南军队联合作战，击毙法军头目安邺，歼灭法军一千多人，迫使法军从河内撤退。这个胜利使法军对越南北部的第一次侵略破产。

一八八二年，以李维业为首的法国殖民军再度入侵越南北部，重新占领河内，南定等城市。刘永福从老街出兵援助处于困境的越军。是年五月，在第二次纸桥战斗中，“黑旗军”冒着法军的猛烈炮火，与法军展开白刃战，杀掉法军统帅李维业和副统帅安眉，五千法军几乎全军覆灭。从此，法军对“黑旗军”畏如猛虎，闻风丧胆。

在一八八四年中法战争中，广西将领冯子材在谅山大败法军，导致法国总理茹费理的下台，有力地支援了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

二十世纪初，越南进入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当时领导越南人民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著名领袖潘佩珠，曾长期在中国活动，多次会晤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受到了三民主义的熏陶。一九一二年潘佩珠在我国广州建立“越南光复会”，常常在沙河刘家祠（刘永福的房子）聚会，刘永福一直支持他们的活动。不少华侨与光复会关系密切。曾侨居越南的广东革命党人苏少楼是潘佩珠的好友，积极参加光复会活动，后来成为光复会的统领之一。

早在二十年代初，胡志明主席在法国从事革命活动时，就与我党在巴黎的周恩来、李富春等同志密切交往，建立了革命的情谊。一九二四年十二月，胡志明从莫斯科来到我国广州从事革命活动。一九二五年，胡志明主席创立了“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即越南共产党的前身，总部设在广州文明路12号（现为延安二路422号）。

越南党成立不久，遭到了反动当局的残酷镇压，越南革命处于低潮。为了保存实力，越南许多革命者如黎鸿峰、何辉集、明开、冯志坚等暂时避居我国，我党和我国人民给予了积极热情的帮助。我国抗日战争时期，越南党还未建立军队，缺乏进行游击战争、建立统一战线和人民政权的经验。我党驻昆明、武汉、贵阳等机构给予了热情帮助，并协助其在我广西南光开办训练班。然后回到国内建立越北根据地和自己的军队，逐步赢得了抗法斗争的胜利。

在越南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广大侨居越南的华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41年5月，旅越华侨建立了“越南华侨救亡会”，成为越南抗日、反法统一战线组织——“越南独立同盟”的一个组成部分，同越南人民一道，投入反对日本法西斯和法国殖民者的斗争。许多进步华侨为了越南的民族解放事业英勇奋斗，献出了鲜血和生命。

1945年越南民主共和国诞生后不久，法国殖民者卷土重来，挑起了战火。在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中，中国人民一如既往，给予大力支援。特别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越南抗战创造了十分有利的国际条件，1950年1月18日，我国首先正式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表示愿意建立外交关系。同年应越党要求，派出了军事、政治、经济、土改专家组成的顾问团，协助越南人民进行抗法战争和经济、土改工作。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为了维护越南的独立、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我国政府积极努力，促使会议达成协议，迫使法国撤走全部远征军。抗法战争胜利后不久，我党还应越南政府的要求，帮助起草《新形势、新任务、新政策》、《统一战线纲领（草案）》等文件，派出代表团，对巩固和平、建军、土改、整党、接管城市、恢复经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外交斗争方面的工作予以帮助，使新生的越南政权尽快地以巩固。

1964年8月，美国派舰艇侵入北部湾挑衅，并以“北部湾事件”为借口开始对越南北方进行大规模轰炸，派出大批海军陆战队在岘港登陆，发动了侵略越南的战争，将“特殊战争”升级为“局部战争”，妄图以“南打北炸”的手段迫使越南屈服。正当越南人民濒临民族危难之时，我国立即掀起了援越抗美的高潮。我国政府庄严声明：“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中国人民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甚至不惜最大的民族牺牲，竭尽全力，支持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斗争进行到底。”

我国政府和人民从经济上、军事上给予了无私的援助。从1950年到1978年，我国对越南提供了200多亿元援助款，其中无偿援款占93.3%，无息贷款占6.7%。此外，我国每年还向越南提供自由外汇，到1975年止，共提供63563万美元。提供的各种物资中有：粮食、食品548.9万吨，棉布34630万米，钢材、水泥140余万吨，汽车、拖拉机、机车、火车车厢4.5万余辆（台）。无偿提供的军援总量达94亿3千余吨。其中枪支216万余支，火炮3.75万余门，各种弹药128887万发，飞机179架，船艇145艘，坦克、装甲车、履带牵引车1044辆，各种汽车16333辆，压缩饼干、副食品15.3万余吨，燃油22万吨，以及大量工兵、通讯、防化器材、装备零件、军需被装机其他物资。

在越南抗法、抗美期间，我军派出上千名军事专家协助组织并参加了抗法和抗美斗争的重大战役。1950年，为了扫清中越边境法军和控制被法军占领的通向我国的主要交通线，我党应胡志明主席的邀请，派出了以陈赓同志为首的代表团到越南帮助训练干部、组织战役；同时派出了以韦国清同志为首的军事顾问团入越。1950年9月，在中国顾问团的帮助下，越南人民军发动了“边界战役”，粉碎了法军自高平至谅山一线的防御体系，一举解放了老街、高平、谅山等省的广大地区，打通了长达1000公里的中越边界线，控制了边界几条交通干线，使越南解放区与我国连接起来。“边界战役”后，中国顾问团有帮助组织了中游战役、东北战役、西北战役、上寮战役、歼灭了法军大批有生力量。

1953年，法军为了扭转败局，调集了法国在印度支那个战场的机动兵力，侵犯越北平原，妄图在18个月内夺回战场主动权。11月，法军以6个营伞兵空降越南西北部战略要地奠边府，修筑了坚固的堡垒。法军吹嘘奠边府是“一个不可侵犯的炮台”，“东南亚的凡尔登”，企图以奠边府作控制越南西北部和上寮地区的据点。为了粉碎法军企图，早日解放越南北方，以韦国清同志为首的顾问团帮助组织指挥“奠边府战役”。经过55个昼夜的战斗，于5月7日解放了奠边府，歼灭法军16000人，活捉了法军司令德卡斯特里少将及指挥部全部人员，迫使法国在日内瓦协议上签字，印度支那随之恢复了和平，越南北方完全解放。

在抗美战争期间，我援越高炮部队对空作战2500余次，击落、击伤美机3288架，俘虏、击毙美军飞行员211名，对粉碎美军对越南北方的轰炸计划起了重大作用。

在美国对越南北方封锁期间，我海军舰艇出海扫雷526艇次，扫雷航程17500海里，清扫面积200平方海里。奋战十多个月，相继疏通了海防、鸿基、锦普港口及东北群岛各航道。我派出的工程、铁道、通信等部队，克服种种困难，为越南修建了铁路、桥梁、公路、机场、输油管线、通信线路、国防工程等大量军事、经济设施。

近30年来，我国向越南提供的援助大大超过了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同一时期对越南援助的总和。越南人民军在战争中的吃、穿、用及车辆、武器、弹药，大部分是我国供应的。苏联和东欧通过铁路运输援助越南的物资，运费也有我国负担。我国的援助，对越南取得抗美救国战争的胜利，解放南方，统一国家，以及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我国给予越南的援助，是在克服我国困难，甚至挤掉自己的项目的情况下提供的。有的武器装备，我们科研单位刚研制出来，部队还未使用，就优先提供给他们。为了帮助越南建设输油管线，我们花外汇从联邦德国进口无缝钢管给他们。越南北江氮肥厂压缩机的电机，是联邦德国产品，他们搞坏了，我们从自己的工厂拆下一台电机给他们运去。为了建设红河大桥，我们不惜压缩国内工程，挤出8万吨水泥、5万吨钢材。我国援助越南的飞机也是我国制造的最好最好的飞机。在美对越南北方空袭严重的日子里，我们不顾被美机轰炸的危险，让一批又一批越机进驻我边境机场。不管白天黑夜，只要飞机一到，就立即维护保养。他们飞机上的零件坏了，宁可我们不用，也要及时给他们换上。

对于我国给越南的无私援助，全世界人民有目共睹，越南党和人民也是承认的，广大越南人民更是永志不忘。正直的越南人民把我对越的件件援助赞为越中人民友谊的花朵。曾经担任越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黄文欢同志，曾专门撰写文章颂扬我国对越南的无私援助，他说：“在越南抗法、抗美斗争期间，中国不仅在政治上、道义上给予越南最有力的支持，而且还向越南提供了任何国家所不能比拟的、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巨大的人力、物力支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越中关系是建立在革命基础上、国际主义基础上的极为美好的纯洁的关系。”

越南人民的伟大领袖胡志明主席，对于我国的支持和援助有过高度的评价。他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所写的文章中称颂我国：“恩深、义重、情长，友好精神万代流芳”。

许世友想到这些，他觉得当年在那友好的气氛中，由于两国的团结是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以“同志加兄弟”的关系相处，不仅对重大国际问题的意见比较一致，在涉及两国关系的一些问题上，也能够以维护友谊为重，互谦互让，协商解决。

例如，现在的中越边界是中法战争后划定的。两国政府在1958年的边界谈判中，一致同意维持边界现状这一原则。30年来，这条边界线成为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桥梁，边界人民友好相处，亲密无间，边界关口市场繁荣，买卖兴隆。

再如华侨问题，居住在越南南方和北方的华侨有100多万。1955年，中越两党就华侨国籍应采取自愿原则的问题达成协议。越南党曾在自己的文件中反复强调：“华人转为越南国籍应由他们完全自愿，绝对不能强迫”，“有人还不自觉自愿地转为越南籍公民则给予一切权利，不得歧视，也决不能急躁地用命令方式强迫他们或轻视他们。”并确认：“居住在越南的华侨，在政治上享有与越南公民同样的权利并尽同样的义务，在经济上享有依法从事工商业活动的自由，在文化上享有办学、板报的自由，其风俗习惯应受到尊重。”

1956年8月，越南南方吴庭艳反动政权颁布法令，强迫华侨加入越南国籍，我华侨事务委员会发表声明，对此提出严重抗议。当时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赞同和支持我国这一正义立场。越南劳动党机关报《人民报》曾发表文章指出：“吴庭艳集团强迫越南南方华侨加入越南籍的行动，是一种独裁的、法西斯的和严重违反国际法的行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1960年、1964年、1965年和1968年，都曾在自己公布的政策和有关文件中规定：“废除美伪政权对华侨的一切法令措施”，“华侨有选择国籍的自由权利。”由于中越双方共同协商，互相合作，两党有关华侨问题的协议，其执行情况基本是好的。

今日的“东方小霸”

好几天来，许世友闭门不出，看了很多材料。从这些材料中，他越来越坚定了自己的认识：黎笋集团企图做东南亚的霸主，他们的所作所为，全是为了这一“霸主梦”的实现。

1975年越南人民赢得抗美救国战争的胜利，实现了南方和北方的统一。我国人民把越南人民的胜利看作是自己的胜利，表示了由衷的高兴和祝贺，但愿他们能够尽快地医治好战争创伤，重建家园，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建立一个美好幸福的新越南。可是事与愿违，黎笋集团公然背叛马列主义和胡志明主席确定的正确路线，国内外政策发生了根本变化，对内加强政治控制，对外推行地区霸权主义。

在对外关系方面，黎笋集团以缴获的几十亿美元的武器装备作为炫耀的资本，卖力追随霸权主义，开始迈出了蓄谋已久的实现“印支联邦”的步伐，妄图称霸印度支那。

所谓“印支联邦”，实际上是法国殖民者对越、老、柬三国实行殖民统治的一种政治形式。黎笋集团不仅不去珍惜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在遭受共同的民族压迫和反对外来侵略中建立起来的友谊，反而利用历史上的这种关系，重温起法国殖民者的美梦，企图在此基础上向东南亚扩张。

黎笋集团为了拼凑“印支联邦”，加紧了对老挝的全面控制和兼并，派驻重兵，把老挝的干部一批一批地送到“学习班”“洗脑”，灌输反华亲越思想，派出人员编写老挝的中、小学教材，向学生灌输亲越思想。

1975年以来，他们先后撤免、逮捕、关押了老挝的高级干部数万人，其中有政府的经济、计划部大臣陶苏·佩拉西，原中央经济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玛纳，农林办公厅主任通达，工商部副部长提丹，教育部办公厅副主任坎布，商业局局长王发兴等。有两万多人被抓至集中营——“再教育中心”关押，进行惨无人道的折磨。黎笋集团出动军队血腥镇压苗族人民，摧毁村寨，施放毒气，把抓到的妇女、儿童作为毒气试验品。

黎笋集团曾经大言不惭地说过：“越南人的血流到哪里，哪里就是越南的土地。”抗美救国战争结束后，越南驻老挝的军队已无实质意义，他们不仅拒不撤军，反而不断增兵，扩大对老挝的军事占领。至今越军在老挝的部队已逾6万，而老挝本国的军队不过4万人，这些越军占领了全老挝的战略要地。纵贯老挝南北的12号公路等主要交通线，万象、琅勃拉邦、占巴塞、沙湾拿吉、北汕、桑怒、丰沙里等重镇，都有越军驻扎，万象、万荣、塞诺等主要军用机场，全被他们占领。

悍然出兵侵占柬埔寨，是黎笋集团推行地区霸权主义的一个重要步骤。

1978年12月，黎笋集团在拼凑了以韩桑林为头子的“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的傀儡组织后，以应邀为名，出动15个师的兵力，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分成数路，对民主柬埔寨发动了大规模的入侵。1979年1月7日占领了金边，次日拼凑了一个“柬埔寨人民革命委员会”，把他们的傀儡韩桑林扶上了“总理”宝座。同年2月18日，越南总理范文同到金边与柬伪头目韩桑林签订《越南、柬埔寨和平、友好合作条约》，用条约形式规定他们之间的关系。

入侵柬埔寨的20万越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囤积在磅逊港待出口的谷物、木材、橡胶等物资被掠劫一空，闻名于世的吴哥窟在劫难逃，许多珍贵文物如金、银器被捣毁或运回越南。在占领柬埔寨初期，越军动用数百辆汽车，把掠夺来的黄金、白银、谷物、橡胶、机器设备、零件、布匹、药品，连续数月不断地往越南运。

对柬埔寨的资源掠夺更是惊人。柬埔寨闻名的洞里萨湖淡水渔场捕鱼量的90%以上被越南独占，还在该湖周围兴建了一座水产加工厂，将鲜鱼加工成鱼干和罐头，供越南出口，据有关资料，越南每天从柬埔寨运回国内的鲜鱼达150吨左右，每月运走的干鱼约5000吨。

柬埔寨的橡胶是越南又一重点掠夺的资源，几万名越南胶工开进柬埔寨胶园，进行掠夺性开采。按惯例，35年以下树龄的不施催叶药，但越南胶工不分晴雨，不顾树龄，不看胶液浓度，只要出胶就尽量采集，仅从朱普地区每年就搜刮生胶15000吨，全部通过磅逊港装上船只运走。

黎笋集团公然背叛和平准则，入侵邻国，破坏东南亚各国人民的安宁与和平生活的霸权主义行径，使许世友十分气愤。“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国家，竟蜕变成霸权主义，不仅给东南亚各国人民带来了灾难，也给本国人民带来了痛苦。”许世友当时的这一想法，果真被事实所证实。

委屈不能求全

黎笋集团在越南全国统一后就敲响了反华侵华的紧锣密鼓，恶毒攻击我内外政策，残酷迫害驱赶华侨，不断挑起边界事端，悍然武装入侵我国，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歪曲历史，煽动越南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对立情绪，是黎笋集团采取的一个卑劣手法。纵观中越关系史，自秦以来的1000多年中，越南是中国的郡县，越族同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原是长期和睦相处、互相帮助的同胞兄弟。公元968年，越南独立建国后，中越两国人民依然友好往来，在经济、文化、科学、艺术、卫生等方面密切交流，在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中互相支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是两国关系的主流。诚然，两国之间曾多次发生战争，有中国侵略越南的战争，也有越南封建王朝侵略中国的战争。这些战争的发生，有着许多历史原因，责任在于封建统治者，不能把账算在当今的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身上。周总理访越时曾明确指出：过去封建王朝对越南的侵略是中国封建皇帝干的，今天的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是没有责任的。对于这个问题，当时的越南领导人与我们的看法也是一致的。而到了今天，黎笋集团却一反常态，别有用心地摘引荒诞无稽的记载，随心所欲地解释考古材料，编造出所谓雄王时代文郎国圣翁抗击殷朝侵略的英雄事迹，说什么：“文郎国刚刚建立就要反对外来的强盗既殷朝的侵略。”

更令人气愤的是，他们公然篡改历史，抹煞刘永福“黑旗军”的抗法功绩，胡说什么“黑旗军的行为伤害了越南人民的感情”，甚至污蔑黑旗军是一伙“视杀人放火如儿戏”的“流寇”，离间中越人民的传统友谊。

黎笋集团明目张胆地把历史上越南发动的侵略战争说成是反抗侵略的正义战争。越南建国不久，就成了中印半岛最富有侵略性的国家，鲸吞占城，肢解柬埔寨，蚕食老挝，屡次入侵中国。据记载，仅公元995～1241年的200多年间，越南的前黎、李、陈各封建王朝侵略中国宋朝就达12次之多，其中以1075年李常杰入侵的规模最大。这一年冬天，李朝派李常杰等人率10万大军水陆并进，突然入侵宋境，由于宋朝忙于对付北方的辽和西夏的威胁，无暇南顾，南疆兵微将寡，缺乏防范，结果越南连陷宋之钦、廉、邕三州，有10万余中国军民惨遭杀害，七八万妇女、儿童被掠夺。黎笋集团却厚颜无耻地说：“李常杰越过边境的大进攻主要是粉碎敌人积极准备侵占我国的阴谋”，还给双手沾满中国和越南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李常杰戴上一顶又一顶桂冠。

一个国家研究本民族的历史，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但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研究历史问题，反对利用历史问题来煽动民族沙文主义，更不能歪曲、伪造历史。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曾经揭露英、法、美帝国主义列强“竭力挑起波兰对大俄罗斯压迫者的旧仇宿怨，企图把波兰工人对地主和沙皇的完全应该具有的仇恨，转移到俄国工人和农民身上，使波兰工人相信布尔什维克和俄国沙文主义一样，梦想征服波兰”。李笋集团把过去封建王朝的帐算在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身上，其做法与当年的帝国主义如出一辙。

他们在政治上歧视迫害华侨。在专政机关工作的全部调离，原来是干部的一律撤职开除，不准看中国报纸，没有言论、集会、人身自由。有的被剥光衣服在太阳底下暴晒4～6小时，有的双脚被棍棒打伤后，关禁在一间又窄又黑、又脏又臭、地面上铺满尖石的牢房里进行折磨。

在文化教育方面，他们不准华侨子弟学习中文，大学不录取华侨学生。在就业问题上，对华侨无理刁难，有不少华侨被就业单位无缘无故地驱赶出来，甚至连一些在抗美战争中立过战功的华侨，从部队复员后也不予以安排工作。在生活上对华侨百般虐待，越南人民每人每月分配口粮21公斤，华侨只有几公斤。

更为卑劣的事，黎笋集团以搞社会主义建设为名，剥夺华侨的生活资料，极其残忍地断绝华侨的生活。

在西贡堤岸，他们派出一个师的兵力包围了华侨居住区，把5万家华侨商店、企业抢光，强迫华侨离开西贡去“新经济区”垦荒。在“新经济区”没有房子，没有生产工具，只有一片荒地。等到华侨辛辛苦苦垦荒，种出庄稼来，越南当局又以种种借口把他们驱赶到另一个地方。

他们推行“净化”政策，强迫华侨加入越南国籍。1976年2月，在南方人口普查和选举国会代表的发布决定，强迫越南南方的华侨一律按照吴庭艳统治时期强加于华侨的国籍进行登记。尔后又对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侨施加种种苛刻的限制，剥夺他们就业和升学的权利，无故解职，取消户口，不分配口粮。有个百岁老人周黄氏，旅居越南80年。在抗法战争时期，周黄氏摆摊卖米粉，粽巴、每当人民军路过他家门口，老人总是热情地把粽巴塞进战士的怀里。1977年12月，月山罗市当局强迫她加入越南籍，她不同意，越南公安人员就没收了她家7口人的粮簿，夺走了全家的肉票、粮票，逼得她全家无法生活。

1977年开始，黎笋集团有计划地大批驱赶华侨，至1978年12月底，被驱赶出境的华侨搭17万人之多。他们为了掩盖大批驱赶华侨的真相，欺骗世界舆论，指派公安人员非法闯入华侨住宅，强迫华侨填写“自愿回国书”，按照事先准备好地说词，强令华侨复写、复述，由公安人员录音、照相、拍摄电影。莱州市华侨廖光文揭露，1978年春节后，莱州市3次召集华侨开会，宣读越南当局的电报，逼迫华侨在3天之内填写好两份“自愿回国申请书”，写上“在越南受到政府很好的照顾”，“自愿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等语句。

1978年8月8日中越关于华侨问题谈判开始后，黎笋集团暴力驱赶华侨的事件有增无减。8月11日晚至8月12日凌晨，越南公安人员用消防水龙头、催泪瓦斯袭击住在河内火车站旅馆的100多民华侨，并将他们强行劫走，其中一部分人被关入监狱。8月25日，越军和公安人员400余人挥舞大棒、匕首，在友谊关地区驱赶和袭击滞留在越方一侧的华侨，打死5人，打伤数十人，打伤我关口工作人员9人。

我边防人员亲眼目睹，有3名越南公安人员手持木棍恶狠狠地追打一个背着包扶的华侨妇女和一个肩挑行李的中年难侨，他们一棍把挑担的难侨打倒在地，用脚朝他身上乱踢。还有五六名越南公安人员残酷地把一位青年华侨殴打致昏后，推入公路旁的池塘，待其清醒后又拖上岸，用石头往他头上砸，把他打得死去活来。更狠毒的事，越南公安人员连老幼妇孺都不放过。难侨沈桂科的亲戚，一个65岁的老人，因为说了几句不满越南驱赶华侨政策的话，就被十多名越南公安人员残酷地杀死。一位不到10岁的男孩，也在越南公安人员的乱棍猛击下，倒在血泊中。

越军的对华作战准备是蓄谋已久的。早在1972年4月，越党中央保卫局长在一次秘密报告中煽动说：“中国人是很阴险的，我们要提高警惕。”1975年底在一次秘密报告中又说：“我们的威胁来自北方。”1978年7月中旬，越党召开了四届四中全会，专门下发351号文件，公开叫嚷“中国是越南的主要敌人”，越南要认真地准备打仗。在我军缴获的越军炮兵166团1978年10月12日标绘的射击图上，射击的箭头都指向我国境内，有的箭头越过凭祥地区指向平而关以东的山上，有的箭头穿过友谊关东面的25号界碑指向我国境内10多公里的宁明县增怀村，我国的凭祥、友谊关、油隘等边境城镇都成了他们计划摧毁的目标。爱店关口对面的越南峙马公安哨所的作战计划，也标明了从四路侵袭我爱店的箭头。在我广西水口镇对面越方一侧的边防检查站，越军就在该站会客厅下修筑了暗堡和地道，地道一支通到紧靠中越边境的越方进攻出发阵地。我友谊关对面的同登，早已变成了一个对中国进行军事挑衅的前哨阵地。这里明堡暗堡星罗棋布，战壕掩体纵横交错，附近的山头几乎全掏空了，甚至连当年法国构筑的早已残缺不堪的炮台、碉堡也都“复活”起来。

许世友又看了一部分军区机关送来的材料，得知黎笋集团不但在政治上造谣、排华，而且在军事上侵略我国领土。他把老花镜甩在办公桌上，气冲冲地在室内转圈子。

中越陆地边界全长1347公里，其中广西段637公里，云南段710公里。这条边界线分别在我国宋元时代大体上形成。中法战争后，法国强迫中国清朝政府于1885年6月9日签订《天津条约》，“承认”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并提出划定中越边界问题。1885年至1887年，中、法两国政府会堪确定了中、越之间的国界。国界大部分以分水岭为界，小部分以河为界，全县共分9段，立界碑310块。

几十年来，双方实际管辖同条约规定的边界线基本是一致的。但由于在划界时，有的地段是按图定界，跳跃、界图与实地不符；有的界碑未立在条约规定的位置上；有的地段界约叙述过于简单，界碑稀少，地形复杂，边界走向在实地难以辨认，加之年代久远，界河变迁，或者界碑损毁与移动，双方对某些地段走向的认识不尽一致。据调查，中越边界存在领土归属争议问题的地方有78处，面积72平方公里。其中广西段40处，20平方公里。总的来说，争议面积不大，问题不难解决。

对于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我国政府一贯主张本着公平合理、互谅互让的精神，通过友好协商予以解决，在谈判之前，维持边界现状，避免冲突。多年来，双方基本上执行了维持边界现状的原则，领土纠纷事件不多。但从1973年越南停战后，特别是1974年以来，黎笋集团一方面完全违背两党中央换文中所确认的维持边界现状的原则，力图否定中、法界约划定的边界，以它单方面主张的所谓“历史边界线”来代替中、法界约划定的边界线。另一方面则采用各种手段破坏边界现状，有组织、有计划地蚕食和侵占中国领土，企图多占地盘，造成既成事实，为今后的边界谈判“创造条件”。据统计，1974年越南方面挑起边界纠纷125起，1975年增加到423起，1976年又增加到926起。到1977年底，发生各种纠纷达1940余起。

黎笋集团愈演愈烈，继而发展到武装入侵。据不完全统计，到1978年12月中旬，月均2000多人次入侵我广西境内近百起。

1978年8月25日，黎笋集团公然指使边境武装人员侵占了我国领土浦念岭。这一天下午，200多名越南军人按照预定的计划，腰别匕首、手枪和手榴弹，身上挂着装满石块的挂包，手里挥舞着木棒和石块，恶狼似地扑向浦念岭。他们用雨点般的石块打伤了执行上级命令不予回击的我方工作人员9人，在18时35分占领了浦念岭，随即布下了三道防线。第一道从零公里处界碑到金鸡山脚下，由200多名武装人员占领；第二道在后200米的小山上，由150名武装人员占领；第三道设在再后面250处，由50名武装人员占领。占领后，他们连夜构筑工事和架设铁丝网。同时还占据了友谊关西南中国边境村庄弄怀两侧的山头。

庭毫山事件是越南武装侵略中国边境领土，大量枪杀我边民的又一次严重事件。1978年11月1日我边境社员和民兵前往庭毫山地区排除越方非法设置在我境内的各种障碍，越方公然出动武装人员和民兵60多人进行蛮横的捣乱和挑衅。当我边境群众严正指出他们侵入了中国领土，要求他们返回越南一侧时，越南武装人员不仅不听劝阻，反而用匕首、石头刺、砸我边境群众。更加残忍的事，预先埋伏在附近堑壕里的越南武装人员，用机枪、冲锋枪、步枪对我群众突然扫射，打伤我方人员12人，抓走8人。事件发生后，中国边境口岸当即向越南边境口岸提出抗议，要求越方交还抓走的中国居民。越方蛮横拒绝，将其中的6人杀害。

黎笋集团不仅对我国陆地边境存在吞并之心，而且把魔爪伸进了我沿海岛屿和领海。1975年他们趁解放南方之机，从阮伪政权手中夺占了我南沙群岛中的6岛，而后又向我提出西沙群岛和全部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要求，公然把我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划入他们的版图。更有甚者，他们把它的领海范围划到我国海南岛边上，把整个北部湾划去了三分之二，他们口出狂言，说什么广东、广西是他们的，湖南到洞庭湖边也是他们的。

他们派出舰艇，多次武装袭击在我领海和公海进行正常捕捞作业的中国渔船。1978年12月9日，广西东兴县江山公社沙湾渔业大队东兴5101号和董兴5102号两艘拖网渔船，正在广西东兴县白苏岩岛附近海面捕鱼，遭到5艘越南武装船只包围。8时40分，越舰突然用机枪和冲锋枪向这两艘中国渔船猛烈射击。两艘中国渔船被迫返航，越南武装船只继续跟踪射击达半小时之久。东兴5101号渔船船体中弹161处，副船长黄思卿中弹死亡，船长何宗汉身受重伤。同日上午7时，钦州县龙门公社东村大队钦州1236号渔船在捕鱼时，也遭到4艘越南武装船只的包围和射击，30多名全副武装的越南人强行登上我方渔船，捆绑渔民，抢走机油、钓线、暖水瓶、凉鞋等物资。

越军的武装入侵，侵犯我国的领土主权完整，破坏了我边境地区的稳定和四个现代化建设，威胁着边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致使我国边民有家不能回，有田不能种，有房不能住，学生不能上学，工厂被迫停产。广西那坡县平孟地区，是当年胡志明主席领导越南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根据地之一，被称为越南“革命的故乡”。这里的老一辈中国人曾和越南领导人一起闹革命，为越南革命负过伤流过血。1963年越南国庆时，胡志明主席亲邀救护过他的苏忠良和为越南民族解放斗争做出卓越贡献的黎元庸去河内赴宴，热情地对他们说：“等我们南北统一了，再请你们来。”10多年后，越南统一了，苏忠良、黎元庸何平孟人民是多么为越南人民的胜利高兴啊！但他们万万没想到，越南武装人员就在他们的家门口埋上了地雷。黎元庸的孙儿被越南武装人员砸得头破血流，儿媳妇上山割草时遭到了越南武装人员的枪击，险些丧命。

友谊关是当年我国援越物资运输的重要口岸。这里的人民热情地接待过越过边境前来躲避美国飞机轰炸的越南兄弟，这里的边防战士曾和越南军队并肩作战。可是今天，当年运送援越物资的铁路工人，遭到了越方武装人员的毒打，镌刻着“友谊关”三个大字的关楼门口，溅上了被越军炮弹炸伤的我守关战士的鲜血，当年胡志明主席经过友谊关时休息过的地方被越军的炮弹炸的弹痕累累，中越双方边防人员在友谊馆内会晤的建筑物和附近我边防部队的营房，被炸得千疮百孔。

本着维护和巩固中越友谊的愿望，我国领导人多次同越南党和政府领导人进行过开诚布公的谈话，对改善中越关系，解决争端问题提出了许多合情合理的建议。周总理生前利用访越和会见来访的越南领导人之机，不止一次地同越南领导人交换过意见。1975年9月24日，邓小平同志在北京会见黎笋，当面同黎谈过两党、两国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求得解决。1977年6月10日，李先念同志代表我党中央，再次就两党两国关系问题同范文同总理举行会谈，希望不要使中越友谊继续受到伤害。为了解决在越南的华侨问题，我国政府首先建议并同越方进行了8次会谈，希望能按国际法准则妥善解决。关于陆地边界和领海及岛屿纠纷，我国多次建议举行两国政府间谈判，以求得到妥善地解决。

黎笋集团在反华道路上走了凶狠的十步，我们都忍耐了；现在他们走出了第十一步，我们被迫开始走第一步。

针对越方长期阻挠我在越设立领事馆，我方以对等原则，于1978年6月16日关闭了越方驻我昆明、南宁、广州的3个总领事馆；鉴于越方破坏铁路，枪击炮轰列车，我国铁路部门于1978年12月22日被迫通知有关国家的铁路部门，对越南暂停国际客货运输。鉴于越南大批驱赶华侨回国，给我国经济上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我国迫不得已撤销和停止对越援助，撤回专家，以便用这笔资金安置和救济被越方洗劫一空的归国华侨。

在我国政府向黎笋集团提出规劝、警告和采取制裁措施的同时，为了避免事态的扩大，我国边境军民仍然严格执行命令，一不还手，二不还枪，委曲求全，期待着越方幡然醒悟，改弦更张。

但黎笋集团有恃无恐，把我方的克制与和平愿望误认为软弱无能，把我们的善意规劝和警告当成了耳边风。他们整天叫嚷着“全民动员，全民武装”，随时准备同中国大一场大规模的战争，狂妄地声称要与我“决一死战”，“首战告捷”。越军的武装人员对着我边防哨所手舞足蹈地狂叫：“我们已经打下金边了，你们中国怕不怕？等着吧，我们要打到东兴去吃饭。”据不完全统计，我发起自卫还击作战前的一个半月时间内，越南武装人员侵入我境内100多次，打死打伤我国军民117人。

1978年1月8日上午，越武装人员向搁浅在北仓河口中国海域内的防城县东兴公社7205号渔船开枪射击100余发，继而强行登上渔船，抢劫物资，将该船劫往越南。

1月11日至17日，越军使用机枪、重机枪向我广西靖西疯狂扫射，发射子弹5000余发，使该地区许多房屋遭到破坏，群众被迫离开家园，大量耕地无法耕种。

1月28日，在我国人民欢度除夕之时，越南武装人员向我边境地区扫射数小时。2月1日下午，我河口县城城关镇蔬菜队社员4人在田间劳动时，突然遭越军袭击，当场被打死打伤各1人。

2月16日11时，我边防分队在富宁县田蓬公社边境地区巡逻时，遭到预先埋伏在附近的越南武装人员的机枪扫射，一名战士中弹身亡，另一名战士身负重伤。当晚，越南武装人员向我爱店小学开枪达一个多小时，校舍受到严重破坏。

越南武装人员肆意妄为，穷凶极恶，发展到在我边境见人就开枪的地步，在河边洗菜的妇女，上学途中的学生，去地里劳动的村民，在领海内捕鱼的渔民，公路上行驶的车辆，以及民房、学校、工厂、橡胶园，甚至在山坡上的牛、羊、马匹都成了他们枪击炮轰的目标。

黎笋集团疯狂反华侵华，占我领土，杀我军民，毁我村寨，对中国人民欠下了一笔笔血债，对我国的领土主权和边境地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思索，许世友几天来沉默不语的思索，使他逐渐理清了自己的思路。他散步时的步子不再那样沉重了，还不时地观赏他亲手栽种的庄稼和橘子林；他严肃的面容，也露出了老人常有的慈祥笑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和熟悉他的其他领导同志，从他的细微变化中，估计到他的主意已定。特别是向仲华政委几次来到他的住地与他交换意见的长谈，其气氛是那样的平和、融洽，更证实了人们的猜测。

在军区召开的领导干部会议上，许世友谈了他的意见：

“越南黎笋集团称霸东南亚，搅得这一地区不得安宁。他们竟然派兵打死我们许多人，抢占了那么多地盘，挑起边界纠纷。这是徒弟打师傅——恩将仇报！我们岂能装聋作哑。”

许世友的话言简义明。接着他又从中越两国的过去讲到现在，从友谊讲到越南的挑衅……他的声音是那样的高昂、有力；他的话语又是那样的坚定、有理。不善讲长话的许世友，那天却一反常态，讲了许多、许多……

“事实终归是事实，难道我们自卫还击没有理吗？”许世友最后的话语像是在问自己，更象是在问大家……

不久，许世友接到了中央军委发来的书面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