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国会梦，曾经一步遥

清廷丧失了最后的机遇，在1908年登上专制的马车，绝尘而去。

对此转折，《神州日报》在一年前就有一篇神奇的预测：

政府之于专制也，乃取其实而不欲居其名；于立宪也，则取其名而唯恐蹈其实。从今往后，政府之政策不外乎两方面：一方面必日益言销融满汉、改良庶政、宣布宪法、予民自由；一方面必日益派侦探、捕党人、钳制学界、添募陆军。而所谓立宪云立宪云者，则言之愈殷（恳切），去之愈远。

一言以蔽之：听其言则百废俱举，稽其实则百举俱废。

唯一让人觉得还有个盼头的是为期九年的预备立宪方案。朝廷承诺，到第九年时，公布宪法（而不是大纲），实行选举。

客观来看，即便是转型最快的日本，从明治天皇即位到开设国会，也用了二十二年的时间。

九年，已经很短了。

问题是天朝欠账太多，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不改革，必亡；改革，也必亡。

而至于方案中言及的议院，倒并非画饼充饥。丙午改制时“四院”里的资政院便是其体验版。

按照袁世凯的设计，资政院采集舆论，是议院的雏形，通往宪政的中介。

一年后，孙家鼐和贝勒溥伦（曾率团代表中国首次参加世博会）会同军机处拟定了资政院的架构：议长一人，副议长两人，钦选议员和民选议员各半。

钦选议员从王公大臣中产生。民选议员自然来自民间，可问题是，怎么选？

用咨议局选。

作为省级民意机关，咨议局是资政院正式开院前的热身，堪称九年预备立宪方案里的重头戏。

虽说议员基本还是出身传统功名的进士举人，选举也山寨得啼笑皆非——有票仓未开即已知某人得票多少的，有把早已病故者列入候选人的。

但无论姿势多踉跄，“民选”这一步，终究跨了出去。

勤劳勇敢的中国人，一起奋发走进新时代。重燃希望的社会中坚们暂时放下了“速开国会”的请愿，比照着《钦定咨议局章程》，在全国除新疆外二十一省的咨议局中打点各自的位置。

袁世凯苦笑着摇摇头，不再关心宏观的改制，而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当中。

他每天凌晨5点起床，一直工作到晚上9点，中间只有短暂的用餐和休息时间。

瞿鸿禨主持外务部时，作风因循拖沓，外国人极其厌恶。

当然，保守派多半表示理解：洋人都是人渣，眼不见心不烦。

问题是你图清静，全国人民就清静不了了。外交需要大智慧，一味“搁置争议”，寄希望于下一代，小病也拖成了绝症。毕竟，谁也不敢保证后代里不出晋惠帝。

袁世凯上任后一改拖延之习。每日军机处下班，即将外务部积压各案提前赶办，准时回信，一时间使馆人员无不感佩。

此前，最棘手的外交难题是日俄重新勾结，将满洲划分为南满、北满，各占一半。

美国为了遏制日本，采取积极的对华政策，主动提出退还庚子赔款，并建议将此款用于中国派遣留学生赴美和美国人在华开展教育事业。

袁世凯立刻响应，同美方达成初步协议，将两国外交关系由公使级升为大使级。

作为最高级别的外交使节，大使享有比公使更高的礼遇，有权请求驻在国元首接见。

与列强建立大使级关系，对中国而言还是首次。如能成功，将显著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

于是，大头请旨，派唐绍仪为特使，赴美全权办理此事。

在中美的那段蜜月期里，《纽约时报》专访了大头。

记者最感兴趣的是他对美国的看法，袁世凯道：

我一直期待着访问美国。在所有未访问过的国家里，最吸引我的就是美国。这也许是因为，在我周围有很多年轻人都是在美国接受教育的。我觉得，尽管中美两国在形态上有明显的差异，但实际上美国比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更接近我们的体制。我已经注意到，受美国教育的大清国民比受欧洲教育的能更容易地将他们所学到的知识运用于国内的管理。

在问及对改革的期望时，他答道：

我们内部的管理体制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革。这是一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难的事情，因为它牵涉到要彻底改变甚至推翻现行体制的某些方面。而这个体制已经存在了好几百年，诸多因素盘结交织在一起。但就民意而论，我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给我们时间和机遇，无论如何都能实现改革的大部分目标。

可惜，既没时间也没机遇了。

政治即人事

1908年11月15日，慈禧吃过晚饭，忽然晕去，为时甚久。

自知命将休矣的她醒来后立刻召见中枢重臣，交代后事。

据说临终前，她幡然悔悟道：

以后勿再使妇人干预国政，此与本朝家法有违，须严加限制。尤须严防者，不得令太监擅权，明末之事可为殷鉴。

但从后来出了个隆裕太后来看，可见其所谓的悔悟并非那么简单。

不久前，慈禧过了生命中最后一次大寿。

西藏的达赖喇嘛率属员来京，向太后祝寿。

当时，慈禧的陵寝已然竣工，京城纷传“一城不容二佛”，老佛爷会被活佛给克死。

结果，寿会一过完，慈禧就病倒了。

达赖很紧张，呈上佛像一尊，说应当立即送往太后陵寝，以镇压不祥。

慈禧于是命奕劻迅速办理此事。

送个佛像用得着庆王之尊？联系到奕劻和载沣由来已久的暗战，答案显山露水。

在对权术的运用上，载沣和奕劻的距离好比跆拳道白带跟黑带的差别。

之所以选中他，是慈禧机关算尽的结果。

首先，近支里确实没有更好用的了，以载沣制衡庆袁，勉强令人放心；

其次，其子溥仪年幼，若自己命长，立之为国君，还能继续训政；

最后，载沣有没有可能同袁世凯化敌为友，像奕劻一样被牵着鼻子走？

答案是绝无可能。

除了兄（光绪）仇不共戴天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原因。

那就是大反派：张翼。

这个连生卒年都没有，即使历史专业的人瞥见也只会联想到三国时蜀将张翼的“酱油男”，却是推动剧情发展的关键因素。

作为醇亲王府的马夫，张翼深受奕譞喜爱，被拔为近侍，跟载沣情同手足。成年后捐了个江苏候补道，又接替唐廷枢任开平煤矿督办，正式开始其反派生涯。

第一季里，承担军需保障的张翼给北洋舰队提供劣煤（煤渣），丁汝昌屡次诘问，屡教不改；

第二季里，戊戌政变前夕，荣禄将其主张写进密信，托奕劻转达慈禧，从而促成了反政变的发动。坐火车去北京送信的，正是张翼；

第三季里，干脆玩把大的。眼看大清朝的首都都被八国联军攻陷了，得，为自己想想辙吧。于是，把开平煤矿倒卖给了胡佛（胡佛又转手给英商）。

袁世凯出掌北洋后，发现此事。震怒之下，上奏朝廷，指出：“矿地乃国家产业，股资为商人血本，岂能凭一二人未经奏准，私相授受！”接着，请旨下命外务部照会英使，向其说明“该矿系李鸿章筹集官商股本奏准开办的，中外咸知。张翼与胡佛之私约，未奏明我政府，断不承认”。

此时，私卖国有资产的张翼居然已官至侍郎。经大头参奏后免职，并被勒令赴英国打官司。

对一个法盲来说，这可真是不小的挑战。

载沣出面替张翼说情，遭到袁世凯严词拒绝。

第二道梁子就是这么结下的。

慈禧为了布好载沣这枚棋，竟强废其所定之亲事，而自己家已无可以许配的人，便将宠臣荣禄之女嫁给载沣，即溥仪生母瓜尔佳氏。

但她显然高估了载沣对权力的热情。此人性格懦弱，一如其父奕譞。当年慈禧选光绪入宫继承大统时，奕譞仓促间竟被吓得肝病发作，立马上疏请辞，哀求“为天地容一虚糜爵位之人”。

天机算不尽，祸福轮流转。

当立溥仪并令载沣为摄政王的懿旨传至醇王府时，载沣的生母刘佳氏激烈道：

先杀了人家的儿子，又来杀人家的孙子！给个皇帝的虚名，实际上等于终身监禁！

这倒是大实话。

强势如康熙，亦曾感叹“臣下可仕则仕，可止则止。为君者则勤勉一生，了无休息”。遑论给慈禧当一傀儡？

因此，出于真实的恐惧，载沣真心叩辞，绝非做戏。倒是病危的光绪，听说后极为喜悦，道：“立一长君，岂不更好？如此亦不错。”

同样的建议，张之洞向慈禧提过：主少国疑，不如径立载沣。

慈禧的回答非常官方：

不为穆宗（同治）立后，终无以对死者。今立溥仪，仍令载沣主持国政，是公义私情两无所憾。

真实原因，还是权力平衡。

之所以把奕劻支到清东陵去送佛像，就是为了给接班创造实施条件。

庆王前脚刚走，慈禧便将段祺瑞的第六镇全部调离北京，而以陆军部尚书铁良的第一镇接防。

而让溥仪继承同治帝位，结果便是光绪的后妃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将全如弃履。

奕劻回京后，政局木已成舟。

为了安抚老臣，慈禧将“世袭罔替”的殊荣给了庆王。这意味着等他死了，其子载振不必按“降级袭封”的常例获封郡王爵，而是世袭奕劻的亲王爵，俗称“铁帽子王”（有清一代只有十二家）。

问题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再铁的帽子也铁不过现实的权力。因人走茶凉而被革爵的铁帽子大有人在，奕劻不得不严肃对待。

面对残局，老辣的庆王愣是扳回一城。

他提出：溥仪可以继同治之统，但要先继光绪之嗣——只要把光绪喊爹，就得把皇后隆裕喊妈。

届时，以皇太后隆裕均分摄政王载沣之权，奕劻方能安全自处。

问题是慈禧能答应吗？比较一下亲疏就清楚了。

载沣跟慈禧的联系只有一条：外甥（其父奕譞是慈禧老公咸丰的弟弟），远不如他哥光绪。

光绪的母亲那拉氏既是奕譞的福晋（正妻），又是慈禧的亲妹妹。而载沣他妈刘佳氏除了奕譞侧福晋的身份，什么都不是。

综上所述：载沣和慈禧没有血缘关系。

隆裕则不同。其父桂祥是慈禧的亲弟弟，她是慈禧的亲侄女。再不讨姑妈喜欢，也是一家人。

于是，当奕劻跪在病榻前苦劝时，半昏半醒的慈禧准其所请，做了生命中最后一次制衡，在遗诏末尾加了条伏笔：

遇有重大事件，必须请皇太后懿旨。

有了隆裕这座靠山，即使千夫所指，奕劻最后也捞了个善终的结局。

冷月无声，灯影明灭。

瀛台涵元殿，三十七岁的光绪在幽禁多年后，终于含笑而逝。

十几个小时后，慈禧驾崩。临终前忽然叹道：

误矣，毕竟不当立宪。

奈何生在亲王家

二十六岁的载沣能否开稳帝国这艘破旧的大船，是萦绕在所有人心头挥之不去的疑问。

在袁世凯看来，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传统中国，以农业立国。其社会秩序的混乱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土地分配的适当还是失当。

每次大乱都伴随着人口锐减，以致有足够的土地供幸存者耕种。

新的王朝开启了和平的年代。经过所谓“大治”的盛世之后，人口的自然增长不可避免地导致人均耕地面积的下降，从而再次进入乱世。

如此往复循环。

人地矛盾，实为破解中国治乱兴替的密码。

若以清初的1660年和中叶的1800年为两个时间点考察不难发现：人口增长超过了百分之百，耕地面积却增加了不到百分之五十。

至太平天国兴起，形势进一步恶化。近九成农民没有耕地，不得不在地主的土地上劳作，支付高昂的地租。

而由鸦片的大量输入导致的白银外流、货币贬值，则进一步加剧了早已尖锐无比的社会矛盾。

同时，历史交给晚清掌舵者的重任却异常艰巨：既要应对现代化的挑战，又要融合民族关系，化解近乎无解的满汉冲突。

更不幸的是，王朝自身的转折恰与列强入侵中国的外部危机不期而遇……

那么，没有外患，清廷是否就能完成从专制到民主的华丽转身？

考诸前史，君主集权真正完善并付诸实施之际是在清朝。

唐代，一切政令由宰相拟定，送皇帝画押；

宋代，宰相向皇帝上条陈，得到皇帝同意或批改后，正式拟旨；

明代，内阁大学士分割了相权，但仍能“票拟”——阁臣写出自己的意见，由皇帝细阅决定。若摊上个昏君，不看“票拟”，直接批红下达，则大学士亦可弄权。

直到清朝，“一切皆决于上，权力不容旁落”才得到制度性的固化。

军机处架空了内阁，却只是个秘书班子。奏折由具有奏事权的官员亲封，皇帝亲拆，披阅后下发军机处。军机大臣根据皇帝的朱批或面谕拟旨，再经由皇帝批准后方能下发。

然而，事实证明，越复杂的机器，越容易出错。

如此事必躬亲的设计，对君主的能力、体力以及耐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非工作狂不能胜任。

雍正明显高估了子孙后代的实力。

而载沣的性格也决定了他不会因为要给清廷保驾护航而让自己过劳死，即使其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的亮相就是代清政府受辱。

《辛丑条约》第一条规定：就德使克林德遇害一事，中国派亲王代表皇帝赴德致歉。

清廷本想让驻德公使代为谢罪，遭德方拒绝，只好屈辱地派出了年仅十八岁的载沣和副都统荫昌。

叫荫昌去，盖因他当年留德时跟现任德皇威廉二世是同窗好友。

结果德皇公私分明，根本不买老同学的账，给道歉团安排的是普法战争中被俘的法皇拿破仑三世住过的寓所。

次日，在充满冷漠和敌意的氛围中，载沣一行谒见威廉二世，向其三鞠躬赔罪。

威廉坐受国书，致答词也不起身，只傲慢道：“断不能因贵亲王来道歉，遂谓前愆（qiān，罪过）尽释。”

尽管此行给载沣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屈辱记忆，却也为他创造了走出中国，睁眼看世界的机会。

在德国，他目睹了建造中的巨型商轮“威廉二世”号（排水量三万吨），又参观了著名的克虏伯军工厂。

日记里，他详细记载了炼钢的过程：

熔炉厂内有大炉四十座，未炼之钢入炉须九时之久，其炉火热至两千度后方可浇铸；

每块新式钢板炼轧完成后，先以巨炮轰击，观其成效如何。

年轻的载沣所表现的沉稳风度，也给德国王室和西方媒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莫理循论断道：“在这次曲折的行程后，太后一定会为这个她喜爱的侄子在未来安排一个显赫的位置，以补偿他替朝廷尊严所做出的牺牲。”

与其他拘谨、陈腐的老一辈皇族亲贵不同，载沣经常出现在各国驻京公使馆的聚会上。一个名叫赫德兰的美国传教士的观察颇具代表性：

他长得很端正，两眼炯炯有神，常常紧闭着嘴巴，不多说话，走路时身体挺直，浑身上下却透露出一个亲王的气度。

然而，一切只是表象。

真实的答案在溥仪的弟弟溥杰的回忆里：

我父亲（载沣）谦抑退让的作风，好逸畏事的性格，大抵与祖父（奕譞）相似，而对于待人接物的深谋远虑，却远不及祖父。

在家，载沣的威信甚至不如其妻瓜尔佳氏。

一次，瓜尔佳氏离府外出，当值的下人闲散了一整天，连各个房间的窗户都没开过。即便如此，载沣也只有无奈地大喊一声：“我还在府哪，上窗户！”

同时，他害怕应酬交际，客人待到再晚，家里也不留饭。一次，一位贝勒夫人对瓜尔佳氏说：“听说您家的西餐做得很好，既然不留我吃饭，能不能改日送两样给我尝尝？”

瓜尔佳氏苦笑之余，只好把菜送到对方家里。

溥仪也清楚地记得，载沣一遇大事，不是唉声叹气就是原地转圈，结结巴巴地对他道：“皇上，这、这、这也得慢慢商议。”

在外，载沣更是优柔寡断，不敢自专。

一日，东三省总督锡良就日俄同时陈兵在边之事急报中枢，觐见载沣。谁知，召对时“只有寻常慰劳，无他语”。

锡良再次陈情，载沣索性来了一句：“汝痰疾尚未好吗？”

不久，出国考察的邮传部侍郎汪大燮自东瀛归来，上奏密陈日本的小动作，折子却被留中不发。

再三启奏，终于得以面见载沣。痛说利害后，载沣默然无声，旋即取出一只怀表，道：“已经十点了。”

遂端茶送客……

一切为了倒袁

懦弱的载沣甚至连同样庸碌的隆裕都对付不了，被时人讥笑为“内惧福晋，外畏隆裕”。

隆裕当上太后，第一件事便是在紫禁城修“水晶宫”，以为娱乐之所，而正在兴建新军的清廷财政已然吃紧，载沣却根本无力阻挠其败家之举。

当然，要说一点手腕都没有，也不客观。

镇国公载泽因贪赃被参，载沣传见时，以折示之。

证据确凿，载泽清楚无法隐匿，遂一一承认，静候处罚。谁知，载沣竟收起折子，淡然道：“既然确有此事，就不必交查了吧。”

赤裸裸的包庇，为他赢得了一个甘愿效力的奴才。

宣统二年（1910），举国上下力言解除党禁。载沣为了树立开明的形象，意欲解禁，使流亡海外的康有为和梁启超回国。

结果，隆裕顶着凤冠，急如星火地找到载沣，阻挠道：“非此二人，先帝何至十年受苦？”

摄政王的权力运作只好再次搁浅。

每天按时临朝的载沣，都会面对养心殿的西墙凝视许久。

那里挂着各省官员的职名表，总督以下、知府以上，全都有份。

君临天下者，权力首先在此体现。

西墙两旁，挂着一副雍正题写的对联：

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

对于雍正，联语表达的是一种踌躇满志和对集权的渴望；但对载沣，却充满了一种莫名的讽刺。

权力制衡的微妙之处在于：有人掌权的同时，要对权力的效果负责；而有人拥有权力，却从不负责。

隆裕扮演的就是后一种角色，不承担权力的责任，却有监管权力的权力。

因为西太后留给侄女的这份遗产，载沣永远处于被动的地位。也许，退位才是他最好的归宿。

1911年10月16日，载沣交权归藩，神色淡定地回到府上。

他更衣用茶，并淡淡地对哭泣不止的瓜尔佳氏道：“这下可好了，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

退休后的载沣自刻印章两枚，一为“闲园”，一为“天许作闲人”，并自书一联“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天天躲在书房看书、听曲，研究天文学。

比起浩瀚无垠的宇宙，地球上发生的这点破事算个屁。

每到夏日的夜晚，载沣就给孩子们指点天上的星座，把用天文望远镜观测到的哈雷彗星、五星连珠用笔画下来，夹在日记里。

一个鲜明的对比是，当孙文这样重量级的人物登门拜访后，载沣在日记中也只是以“孙文来晤谈，江朝宗（时任步军统领）在座”一笔带过。

张勋复辟时，前清的遗老遗少不断上门请安、求官，载沣无动于衷，一概挡驾。

以宅到死的决心，总算安然活到建国后。

如果说载沣身上还能找到一条明确的政治主张，那就是倒袁。

明确到连他两岁的次子溥杰都懂得看到袁世凯的照片就爬过去剜他眼睛。

舆论本来非常有利。

宫里的流言，有玩悲情的，说光绪临死前拉着载沣的手让他杀袁世凯；有搞悬疑的，说隆裕整理光绪遗物时，发现砚台盒里有“杀袁世凯”的御笔。

海外的配合也非常到位。

早在1907年，康有为就批示梁启超和麦孟华将反袁作为今后的首要任务，并杀气腾腾道：“鲁难未已，则以聂政行之。”

康南海之所以好用春秋时的典故，在于时刻提醒别人他是研究《春秋》的专家。

此处用典，意在指示弟子：必要时可对袁世凯实行暗杀。

两宫殡天，“南海牌谣言制造机”又开足马力造谣了。

说袁世凯趁太后病危，买通内侍，鸩杀（毒死）光绪，并密召直隶提督姜桂题率军入京自卫，谋弑新帝篡位。

不知情节如此荒谬的宫斗秘闻远在日本的康党是怎么编出来的，反正梁启超就据此致电各省督抚说“两宫祸变，袁为罪魁。乞诛贼臣，以伸公愤”了。

其实，现代科学的检测表明，光绪死时，头发中的砷含量是正常人的一百多倍，基本可以证实死于砒霜中毒。

敢毒杀皇帝，除了慈禧，没有第二人。

让光绪死在自己之前，以免其上位翻案，完全可以理解。但如此机密之事，估计只有李莲英、小德张几个清楚，外廷根本无从得知，与大头何干？

康有为也知道剧情不太接地气，自撰讨袁檄文一封，把戊戌以来中国所有的坏事都算到袁世凯头上，呼吁“为先帝复大仇，为国民除大蠹（dù，害虫）”，遍寄满朝文武。

梁启超则走内线，很早便同善耆和度支部尚书载泽建立了远程联系。

关键时刻，两大内线联袂吓唬载沣，说袁世凯的党羽已遍布内外，而唯一能制约其的太后也死了。他日坐大，后果不堪设想。

事实证明，这帮人纯属杞人忧天。

诛袁对载沣而言，非不欲也，实不能也。

几十年的吐丝结网、润物无声，大头已将朝廷内外布置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铁甲钢拳。

反观载沣，只掌握了君权的二分之一，离生杀予夺还很遥远。

因此，他不敢急于动手，反而趁改元宣统之日，加袁世凯与张之洞太子太保衔。

大头从慈禧殡天那天起就保持低调，成天躲在家里补写尚未完稿的回忆录《戊戌纪略》，回顾那不堪回首的北京一夜，替自己辩解。

“谭复生夜访法华寺，袁慰庭拒当李多祚”也是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的一回。据历史学家杨天石多年来的考证，梁著刻意隐瞒了许多事实，而《戊戌纪略》则基本可靠，只在少数问题上有所掩饰和美化。

比如，袁世凯曾对谭嗣同表示“杀荣禄如杀一狗”。后来可能觉得有损形象，且易招惹不必要的麻烦，故纪略中只字未提。

再比如，《纪略》里的大头，动辄高喊“人臣之大义”，搞得自己跟五道杠似的。这一点，中国读者笑笑就行了，没人会当真。

杀青后，袁世凯将《戊戌纪略》郑重交给幕僚张一麐保存，并嘱咐他说：“万一哪天遭遇不测，一定要想办法把这本书公开，以正视听。”

君要臣病，臣不得不病

载泽早就料到载沣下不了手。

从他首次以摄政王的身份召见军机大臣那天起，载泽即有预感。

当日，寒风凛冽。为了表示谦抑，载沣将会议地址选在相对偏僻的文华殿，并商定：今后凡发布谕旨，皆由摄政王盖印，军机大臣联署。

此举意在收买人心，却给自己戴上了沉重的镣铐，令载泽等人痛心疾首。

当然你会问，载泽也是立宪派，为什么非扳倒袁世凯不可？

这就是中国问题的复杂之处——政见也要为政治斗争服务。

除了身为太子党要夺权的“使命”之外，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盛宣怀曾进贡白银七十万两，并以自己在洋行的人脉，帮载泽洗钱。

条件只有一个：倒袁。

于是，作为清政府的财政部长，载泽不把心思用在理财上，一天到晚盯着外务部，终于抓到了袁世凯的小辫子：联美制日。

即接受美国的示好，与之结盟，将外交关系升级为大使级。

这是光绪在世时，袁世凯力推、慈禧拍板，定下的国策，因顾虑日俄的干预，一直秘密进行，不为外人所知。

直到载泽来挖坟。

连这样利国利民的外交政策都要去黑，可见此人最大的能耐是颠倒是非。

他像发现新大陆一般，兴奋地向载沣汇报，并挑唆道：“日本到中国，在三日之内；美国援助中国，在二十日以外。不忧三日之祸而待二十日之援，是与谋大臣居心不良。”

不懂远交近攻也就罢了，载泽还跟家庭主妇似的算起了账：“那，每年费用增加好几万，只得到一个大使的虚衔，能是上策吗？”

载沣心想：“还有这事？”赶紧命人调查大使和公使的区别。

回复说：大使可以要求同驻在国元首面谈。

满清皇族，向来恐洋，载沣更是患有社交恐惧症。动不动就得接见外使，他宁可提前办退休。

问题是唐绍仪已跟美方谈妥，大头不甘心功亏一篑，入对时仍极力主张，结果惹得载沣震怒，当场推翻御案。

袁世凯悚惧不安，默默地退下。

载沣杀心已起，磨牙吮血，拟好诏书，内称袁世凯“跋扈不臣，万难姑容”，要将其革职流放。

不要小觑流放，在没有编好杀头的理由前，这是最给力的惩罚。

多少流放三千里的政治犯不明不白地死在了祖国的边疆，如张荫桓、载勋。若袁世凯真被发配，赐死的朝旨指日可待。

因此，当载沣拿着诏书请奕劻裁断时，对方毫无悬念道：“此事关系重大，请王爷再加审度。”

载沣隐忍不发，趁一日军机处散值，召张之洞和另一个军机大臣世续入内。

又摸出那封捂热了的诏书。

本以为世续是满人、张之洞跟大头颇多抵牾，当无异议。

谁知两人以大局为重，怕袁世凯去职会引起中外震动，坚决反对。

事实证明，并非多虑。袁世凯被罢官后，东交民巷的使馆区顿时炸开了锅。《泰晤士报》发表社论，将大头定位于“伟大的政治家”，替他抱屈道：“就是这样一个官员，居然被政府用侮辱的方式放逐了。”

无奈载沣固执己见。

张之洞婉转苦劝，唇焦舌烂，总算帮袁世凯磨出一个“开缺回籍”的处置。

下来后，有人不解道：“项城（袁世凯）一世之杰，朝廷既不能用，杀掉就是了。如今使其悒悒（忧愁）而归，不怕遗患于他日吗？”

张之洞摆手道：“明有崇祯，勤政爱民，也算得上是一代贤君，徒以对待臣下操切，轻于杀戮，遂至亡国。今监国仁慈开明，宜引导其宽大为怀，以增国脉。倘若刚刚行政就诛戮先朝重臣，我怕他重蹈明末之覆辙。”

在鹿传霖等军机大臣和新军镇统一级的北洋系军官的一致反对下，载沣只好以“足疾”为名将袁世凯开缺，并令那桐补授军机大臣。

借口虽说蹩脚，但绝对童叟无欺。

半年前，袁世凯五十大寿，收到寿联五百余副，寿屏一百多堂。家里高朋满座，气势辉煌。

反袁专家江春霖为了搜集证据，深入敌后，也来祝寿。

他发现奕劻送的贺仪，落款不称王而直书其名，载振更是自称“如弟”（结拜兄弟），有违王章，便以此入手，罗列了袁世凯的十二大罪状，连他远房亲戚抽鸦片都算在内，上折弹劾。

慈禧寻思着自己快不行了，死前还得再敲打一下，便把袁世凯唤来，出示弹章，怒批了他一通。

躺着也中枪，真是毫无天理。

出门下台阶时，惊惧不安的大头一不留神便把脚给扭了。

罢旨中的“步履维艰，难胜职任”即来源于此。

袁世凯接旨后，面色通红，强笑道：“天恩诚厚。”

当时，慈禧的丧事还没办完，大头是恭办丧礼大臣之一，轮日值宿，念及此事的他忽道：“我今天当值，怎么办？”

一旁的世续叹了口气，说：“我代你去。”

出宫后，袁世凯开始做回乡的准备。

亡清之局，他早已布好。留给载沣的，只剩死棋。且不说北洋系把持了多少中央和地方的要职，单看新军镇、协、标三级军官的名单，便知天下到底操诸谁手：段祺瑞、王士珍、吴佩孚、段芝贵、曹锟、张怀芝、唐天喜、雷震春、陆建章、张敬尧、孙传芳、田中玉、靳云鹏、王占元、孟恩远……

几乎尽出于小站。

这帮一时之选分布在“北洋六镇”（直到1911年，全国也只有十四镇），遍控天下关隘。

第一镇驻北京；

第二镇分驻山海关和直隶省永平府；

第三镇分驻保定和奉天省锦州府；

第四镇驻天津小站；

第五镇驻济南；

第六镇驻北京南苑。

虽然其中四镇已划归陆军部，但军队向来认人，段祺瑞等根本不把铁良放在眼里。

而另一方面，治理中国所依赖的社会基础士绅阶层，随着科举的废除，其身份已发生了转型。

年轻一点的，被革命党忽悠去，走上颠覆现政权的道路；

年长一些的，通过选举挤进咨议局，以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跟清廷对抗到底。

才不敷用的载沣，面对这样的残局，即使怨谤集于一身，也无能为力。

因此，东海之东的伊藤博文在会见英使时预测道：“三年之内，中国必将发生革命。”

太子党的逆袭

袁府离东华门不远，众人已在此恭候多时。

袁克定一见到父亲就嚷嚷起来：

这是要像尔朱荣那样被杀的！

尔朱荣是南北朝时的北魏权臣，因与皇族矛盾尖锐被北魏孝庄帝骗入宫中砍杀。

载沣绝无此等魄力，但九房妻妾一边号泣一边劝其出国走避，搅得大头自乱阵脚，一时也拿不定主意。

时任新军第一镇协统的张怀芝建言道：

怀芝一人护我公速往天津，依杨士骧，再作计较。

眼下也只有如此了。

结果，车至天津，张怀芝给直督杨士骧打了个电话，让他派人来接，却遭到拒绝：

他奉旨回籍，怎么能到这来？要是来了，必得上报。

张怀芝不再多说，转身回禀袁世凯。

杨士骧挂了电话，其幕僚道：“虽如此，一定要前往慰问，不要让他记恨我们。”

遂遣其子前往。

袁世凯已经看透了杨士骧，不冷不热地打发了他儿子。

北京。

世续去袁府慰问，看门的说袁大人病了，不让进。硬闯之下，对方无奈告以实情。

他大惊道：“这才真的是大祸临头呢！”

赶紧用电话催袁世凯还朝，并以人格保证，没有追加严惩的后命。

奕劻和张之洞也派人转达了同样的意思，劝他赶紧回家，避其锋芒。

1909年1月6日，北风如刀。

袁世凯带着一大家子，伫立于北京火车站的月台上，即将奉旨回乡“调养足疾”。

前来送行的只有孙宝琦、杨士琦、杨度和严修等区区数人。

倒不是什么人情冷暖。重量级的官员为了不刺激敏感的载沣，早就私下送别过了。

比如张之洞。

唇亡齿寒的两个人冰释前嫌，促膝长谈。

张之洞大有兔死狐悲之感，握着袁世凯的手，慨叹道：“马上就轮到我了。”（“行将及我。”）

离别的车站。

四人里，孙宝琦跟袁世凯是儿女亲家，一向高调。

早年任驻法公使时，兴中会叛徒汤芗铭偷了孙文的公文包，拿着里面的会员名单跑去使馆告密。

结果，清廷的三品命官孙宝琦扭头就派人给孙文传信说“危险速逃”……

此外，杨士琦的农工商部侍郎、严修的学部侍郎以及杨度的四品京衔全是大头一手争取来的，三人岂能不感佩于怀？

大树既倒，载沣再接再厉，着手剪除袁党。

在这个问题上，缺乏阅历的载沣跟慈禧完全不在一个段位上。

后者欲擒故纵，分化瓦解，各种手段交替使用。而载沣除了正面打击，罢官贬职外，没有任何让人眼前一亮的政治手腕。

唐绍仪、赵秉钧和严修等相继去职，徐世昌内调为邮传部尚书，以锡良接替其东三省总督一职。

锡良一到任，就严参袁党骨干、黑龙江布政使倪嗣冲的贪污案，将其革职查办。

不久，杨士骧病故，端方北上署理直隶总督。

屁股还没坐热，就因一件荒诞至极的事被革。

当时正逢慈禧梓宫移陵，由端方负责相关事宜。从紫禁城到清东陵的路上，新潮的端大人想给隆重的出殡大典留下些历史记录，便举起相机，一路狂闪。

结果，没过几天便被农工商部左丞李国杰（李鸿章长孙）给参了。

李国杰是个混混，曾以“侄国杰”的身份，写信向端方求官。

端方一口答应下来，却因故未能践诺。

李国杰记恨多年，终于逮住这个机会，跑到隆裕那搬弄是非，说：“沿途拍照，毫无忌惮。岂唯不敬，实系全无心肝。”

隆裕见识短，心想自己刚上位，疆臣便敢如此不敬，一定要杀一儆百，树立威信。

于是，摄影爱好者端方因勇于尝试新鲜事物而被开除公职。

载沣则继续其揽权大计。

早年出洋的见闻让他看到，德国皇室从幼年起就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因而国势强盛。

有心效法军国主义的他开始日夜思索如何集中兵权。

得出的答案是：国之利器，岂可予人？

说干就干。

先裁撤练兵处，再加两个弟弟载洵和载涛郡王衔，分管海军与陆军，完全无视慈禧遗折中“满汉视为一体，内外必须兼筹”的劝诫。

载洵把持着新成立的海军处，与其兄载沣性格迥异。以海军大臣的头衔出访欧洲时，一路颐指气使，纨绔到底。

当德皇的叔叔出面为载洵举办送别晚宴时，他竟以晚饭已吃饱为由，拒绝前往。急得驻德公使荫昌想辞职，最后生拉硬拽把载洵拖到了波茨坦皇宫。

结果，看到名流显贵济济一堂，名媛淑女竞相邀舞，载洵转怒为喜，又在觥筹交错间大醉失态。

美国政界普遍认为载洵不仅腐化，且对海军事务茫然无知。

当他出访美国时，马克西姆造船厂因施放了一组能在空中展示载洵身穿军礼服形象的焰火就赢得了订单，气得那些不懂中国逻辑的竞争对手直喷美国国骂。

回国后，玩兴大发的载洵在廷议上主张大举国债，建设海军，引得朝野大哗。

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对让载沣也不便贸然支持自己这个脑残志坚的弟弟。

情急之下，载洵居然搬出宠爱自己的生母刘佳氏，跟《大宅门》里的白三爷似的，不依不饶，逼得载沣一个多月不敢回家。

国运将尽

左膀不行，还有右臂。

载涛相对而言更有城府，但也更年轻。载沣一直在物色机会，帮他铺路。

先是从新军第一镇中抽调士兵组成自己直辖的禁卫军，装备和粮饷优于各军，以载涛和铁良为训练大臣。

再将陆军部的下属单位军咨处分离出来，改造为直接对皇帝负责的军事顾问、指挥机关军咨府，交载涛管理，凌驾于陆军部之上。

紧接着，将新军第一镇镇统段祺瑞外放为提督；将铁良外放为江宁将军（南京地区总司令），而把荫昌召回，代替其陆军部尚书一职。

本来，和载沣拥有共同敌人的铁良是可以挤进政治核心圈的，奈何他押错了宝，竟跑到隆裕跟前劝她训政。

隆裕倒是想效法慈禧，再来一个太后垂帘。故动辄与载沣为难，事事力争。

但毕竟敌不过人兄弟齐心，三矢之誓。

由此可见，以铁良的智商，当个国防部长确实令人堪忧。

载沣的胡作非为引起了张之洞的不满，终于在津浦铁路（天津至南京浦口）的人事任用上集中爆发。

当时，张之洞已卧病在床，载沣拟定了督办人选，到病榻前征求老头的意见。

张之洞：“朝廷用人，如果不考虑舆情，恐怕要激起民变。”

载沣：“国家养着这些兵，怕什么民变？”

张之洞：“国家养兵，不是为了打老百姓。”

两人不欢而散。

望着载沣离去的背影，张之洞悲愤满怀，一口鲜血倾泻而出，怆然道：“不意竟听到亡国之言！”

不久，载沣听闻张之洞病危，再次前去探访，宽慰道：“中堂有名望，公忠体国，好好为国珍重。”

张之洞在枕席上吃力道：“公忠体国不敢当，廉正无私，不敢不勉励。”

意在讽谏载沣“廉正”，不要任人唯私。

载沣走后，礼部侍郎陈宝琛问道：“监国之意若何？”

张之洞长髯抖动，无他言，唯叹息曰：“国运尽矣。希其一悟而未能。”

1909年8月，中兴四大名臣中的最后一位溘然长逝。

遗折中，他念念不忘的还是警醒载沣：“臣平生以不树党援、不殖生产自励。”

载沣却并不领情，认为张之洞死了还要讽刺自己结党营私，将其“文忠”的谥号降为“文襄”，彻底寒了满朝汉臣的心。

没关系，以良弼（1872—1912）为代表的政治集团已然异军突起。

此人留过洋，才识兼备，素有大志，刚正不阿。可惜，人如其名般忠君爱党。

在视野开阔的良弼看来，气度狭隘、不能容人的铁良纯属弱智。

一味排挤、封闭，根本无法遏制北洋系尾大不掉的趋势。只有反其道而行之，广为延揽，拔擢富有朝气的新势力与之抗衡，方为上策。

归纳起来四个字：以汉制汉。

良弼的主张同其留学日本时的经历有关。他所在的学校是一所位于东京、精英辈出的名校——陆军士官学校，培养了东条英机、冈村宁次等著名战犯。

对中国而言，该校则是革命的摇篮，后来如雷贯耳的蔡锷、阎锡山、唐继尧、李烈钧、张凤翙等，均从这里毕业。

官派赴日留学的风气为大头所开。科举废除后，清廷为了培养新式人才为己所用，采纳袁世凯的建议，加大了公派的力度。

虽说有学监盯着，但这帮跑到墙外的学生还是纷纷投进革命的怀抱，踊跃加入同盟会。

良弼耳闻目睹，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知清室将亡，当力图振奋”。回国后，历任练兵处、陆军部司长，整天游说高层，终于同载涛一见倾心，被其引为智囊。

良弼给载涛开的药方很简单：掺沙子。

所谓沙子，是指从士官学校学成归国的士官生。良弼天真地以为，用体制内的禄位羁縻软化，这帮成天跟政府过不去的八零后还是能够为我所用的。

由此，良弼汲引了大量排满反清的党人。用心固然良苦，怎奈生于末世运偏消，到头来不过是自掘坟墓罢了。

以士官生里的代表，同“北洋三杰”齐名的“士官三杰”吴禄贞、蓝天蔚、张绍曾为例，三个革命党，借着人才引进的东风，成功打入反革命大本营，以火箭速度被擢为镇统或协统。

三人里，吴禄贞跟良弼关系最好。两人的友情堪称道不同亦相为谋，后者明知前者的革命思想，仍在载涛面前力保其才。

后果便是：趁武昌起义爆发，荫昌率军南下平乱，作为新军第六镇镇统的吴禄贞立刻跑到河北滦州策动第二十镇镇统张绍曾起兵反清。

张绍曾曾兵谏清廷速开国会，但对直接造反还是犹豫不决。

不久，山西亦乱，阎锡山被推为革命军都督。

载沣调第六镇前往弹压。不料，吴禄贞却在娘子关与阎锡山会谈，商量组建“燕晋联军”，共讨北京……

在良弼的影响下，即使对禁卫军管带蒋百里（钱学森岳父）这样的中级军官，载涛也奉之如师。

换来的结果是，载沣很快发现，自己所倚重的军事力量，已成为一座踩在脚下、随时可能喷发的活火山。

当载洵结束对欧美的考察，取道俄国坐火车回国时，曾担任新军混成协队官（连长）的革命党人熊成基在哈尔滨布置暗杀任务，事泄被捕。

审讯中，熊成基历数清廷罪状，质问说：“近年创设海军陆军，若真有自强御侮之意，中国之大，岂无人才，何以偏要假手载洵、载涛等近支亲贵？”

并视死如归道：“自由之树，不以血灌溉，焉能期其茂盛？”

谦卦六爻皆吉

下野的袁世凯，明确向外界宣告了自己政治生命的终结。

在给师友亲朋的信中，他反复表示自己“年逾五十，精力已衰。遗大投艰（交给重大而艰难的任务），断难胜任”。

清制京官退休，不准住在京城，必须回原籍。

但一般而言，除非获罪遭遣，倒也并不一定非要回本县老家，原省即可。

袁世凯就没回项城，而是在同属河南的卫辉府下了车。

个中原因，他解释说是“屋宇无多，不足栖止”，实则另有隐情。

几年前，大头的生母刘氏去世，被朝廷追赏一品封典。

刘氏是袁世凯生父袁保中的侧室，在正房死后被扶为正妻。按宗法制，完全有资格入祖坟，与其夫同埋一穴。

谁知，大头的二哥、袁保中的嫡子袁世敦认为，他的生母才是实至名归的正室，刘氏只是山寨的。

于是从中作梗，坚决不准其与袁保中合葬。

为此，兄弟二人反目，袁世凯发誓再不回项城。

卫辉。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物华天宝，钟林毓秀，是姜子牙、商鞅的故乡，也是清朝官场公认的养老圣地。

在府治汲县，袁世凯买下一座当铺大院作宅子。当一大家子全部迁来后，这座拥挤不堪、毗邻闹市的府邸开始变得不敷使用。

正好袁世凯的亲家、富商何炳莹在邻府彰德的北郊买地建厂，盖了一栋别墅。听说大头要另觅新居，便将其半卖半送地给了他。

于是就有了富丽堂皇的洹上村。

洹水悠悠，流经宅前，默默地凝视着演替了数千年的兴衰荣枯。

战国纵横家苏秦，在向赵肃侯建言时就曾献过“令天下之将相，会于洹水之上”的合纵之策。

袁世凯并不在意这些历史掌故，只觉“前临洹水，右拥太行”的自然风情让他心旷神怡。

袁府山石叠翠，曲径幽兰。名花异草，争奇斗艳。洹水穿墙而入，凿地成池。池中莲蓬摇影，鱼虾成群……

这是一个独立的生态系统，菜地、果园、鸡笼、猪圈一应俱全，蚕娘们日夜不停地缫丝、纺织，真正实现了足不出户，自给自足。

园内主楼名为“养寿楼”，旁边的建筑唤作“谦益堂”，告别了风云岁月的袁世凯则自称“洹上老人”。老人每日泛舟垂钓，静静地思索着“得失进退”这困扰了国人几千年的命题。

这是难得的自省的机会。昆德拉说，生命不是话剧，可以彩排一次再正式登台。他们的悲剧一次性上演，就挥霍完了他们的一生。

残阳似血。望着远村的炊烟渐起，又袅袅散入暮霭之中，一如人世的一切功名利禄，都这样转瞬云烟。归鸦背日，倦鸟投林，一头耕罢的老牛，旁若无人地在田埂上啃吃野草——多么简单的生存啊。在向晚的风中，竹叶飘潇于地，浑如一幅随心所欲的书法，记录着那些亘古不变的道理。

罗素有言：“据说人是理性动物，我至今仍在寻找支持这一说法的证据。”的确，人类在世上的烦恼和精神病，大都因为和人类在一起待得太久。强迫症、妄想症、抑郁狂躁、人格分裂，几乎都来自一个原因、一个问题：在别人眼中，我究竟是怎样的？

《圣经》上说，人不能独自生存，极致的自由意味着极致的孤独。然而，在人群里感到的孤独与在荒野中感到的究竟哪种更加难以忍受？

当塞林格书写麦田里的守望者，当兰波杀死作为诗人的自己跑到非洲追逐太阳，当古龙笔下的剑客带着行走于荒野之中的神情穿过满是高手的厅堂……所谓强者，就是能够不理会不想理会的一切，仍能没有后顾之忧地沉浸在自己世界中的人。

人们往往把交往看作一种能力，却忽略了独处也是一种能力，且在某种意义上比交往更为重要。不擅交际固然是一种遗憾，不耐孤独也未尝不是一种缺陷。

人之需要独处，是为了进行内在的整合，把新的经验安放到记忆中某个恰当的位置上，诱发出关于存在、生命以及自我的深邃思考和体验。

没有人能忍受绝对的孤独，但绝对不能忍受孤独的人一定灵魂苍白。他们最恐惧的便是独处，哪怕和自己待一小会儿都是一种酷刑。只要闲下来，就必须找个地方消遣。

表面上这种人过得热热闹闹，其实内心极度空虚，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逃避，逃避面对那个真实的自己——一张味同嚼蜡、单调贫乏的A4纸。

承认吧，承认自己误把世故当成熟，麻木当深沉，怯懦当稳健，油滑当智慧；承认自己诬告勇敢是莽撞，执着是偏激，求真是无知，激情是幼稚。

放空，尝试去感悟而不是去改变世界。事实上没有人能改变世界，不被世界改变已然不易。人的强大不是征服了什么，而是承受了什么。

伍迪·艾伦晋升为国际大导前靠写讽刺小说赚钱，只做自己的他活得快乐、讨人喜欢，不嫉妒那些耀眼的大神，真实却助其走上了成神之路。

欲望都是人为炮制的。

每个月的薪水打到工资卡上，又被划入另一张银行卡，然后这张卡自动按时还贷。如此荒谬的重复比《月球》还冷酷，之所以大多数人尚能忍受，归功于广告制造出来的期待。

殊不知期待是痛苦的源泉。生命中不存在任何必须的事情，只存在不必要的期待。

抛开期待，袁世凯发现，今天才是唯一可以触摸的存在。而对未来茫然的苦闷和对往昔错失的悔恨，只是人们自找的枷锁与折磨。

人生之旅的目的地不在远方，在内心

诸行无常。

宇宙的寿命亦有尽时。

佛教讲，一切现象都有四种状态：生、住、异、灭。

生出来后发展到一个稳定的状态（住），不久便会由强变弱、逐渐衰老（异），最后尽归于“灭”。

降生于世时，人没有带来任何东西。离世时，也带不走任何东西。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故一切都要在现实中完满地解决。

谈何容易？

人生在世，饱受贪（生理上的欲望）、嗔（心理上的失衡）、痴（观念束缚认死理）之苦。各种烦恼，其实源于对自我的执着。

因为有了我，也就有了他，就有了“这是我的，那是他的”之分。他得到了，我没得到，心里便不高兴，苦恼相随。

这是没能看清众生的本质。

在佛教的世界观里，万物既然有聚，就会有散，本性都是空。

只有空杯才能盛水，空屋才能住人。因此，想达到心灵的完整，必须进入它本然的状态：空无。

也许，只有以全然的天真来过起伏不定的生活，全然的单纯来经验苦乐无端的生命，全然的洞见来观照波涛汹涌的人生，方能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常人之所以难以放空，皆因被“五蕴”所迷。

五蕴者，色（世间万象）、受（感觉）、想（思索）、行（行动）、识（意识）。

比如，看到吴法天呕心沥血地在微博上发表反人类的言论，这是“色”；

他毫无底线四处诽谤却一直逍遥法外，引起大家的强烈反感，这是“受”；

你寻思着能把这厮拖出来打一顿该多好，这是“想”；

终于有一天，自我膨胀的吴法天主动跳出来跟网友约架，你兴奋地赶到现场，同大伙一道围殴了此人，这是“行”；

最后你得出结论：多行不义必自毙，当什么也不能当五毛。这是“识”。

然而，在佛教看来，只有不偏执于一边的“中道”方是不二法门。

没有肮脏，就没有清洁；没有愚蠢，就凸显不出智者。

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打吴法天，起不到任何作用，打残了还容易博取同情，反倒成全了他，就跟良弼到死都认为自己是“复我大清”的悲情英雄一样。

人的一生，被五蕴左右，产生诸多偏见，失去了平和与公正，最后事与愿违，一无所获。直到有一天幡然醒悟，才发现因为走了太久，竟忘记为什么出发。

其实，以宇宙的眼光看，人类的存在只是一朵稍纵即逝的浪花，没有任何意义。

但是，站在活生生的个体的立场，既然人生如电如露，渺沧海之一粟，逃不脱匆匆落幕，就更应该拒绝做永恒生成的玩具，为存在寻找一个意义。

对生命而言，意义可以是穿插其间的一段段真情。老幼相揖、爷孙共戏的亲情之乐；抵足论文、对月小酌的友情之乐；花间偎语、调琴弄瑟的爱情之乐。

袁世凯尝试慢慢放下，开始新的生活。

清晨，踏着薄雾，与接到此处养病的三哥袁世廉扶杖漫步在宁静的丛林里，吐故纳新。

午后，与一干文人吟诗斗酒，往来酬唱，留下不少传诵一时的佳篇。

如暗讥清廷卸磨杀驴的《雨后游园》：

昨夜听春雨，披蓑踏翠苔。

人来花已谢，借问为谁开？

如嘲讽载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病足》：

采药入名山，愧予非健步。

良医不可求，莫使庸夫误。

如优游泉石的《春日饮养寿园》：

背郭园成别有天，盘餐尊酒共群贤。

移山绕岸遮苔径，汲水盈池放钓船。

满院荷花媚风日，十年树木拂云烟。

劝君莫负春光好，带醉楼头抱月眠。

而他自己最喜欢的，还是那首能彰显出世之心的《自题渔舟写真》：

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

野老胸中负甲兵，钓翁眼底小王侯。

思量天下无磐石，叹息神州变缺瓯。

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

随诗流出的是几张屏息垂钓的自拍，被好事者煞有介事地说成是“职业演员”。

更有甚者，以讹传讹，谣垮中国，说袁世凯在家中私设电台，与朝中同党密切联系，暗中操纵政局——这不仅是对大头人格的诽谤，更是对其智商的侮辱。

清末的电报普及率很低，即使是中央各部或督抚衙门，也未必有专门的电讯设备，而必须通过电报局往来。

当然你会说，以袁世凯的经济实力，架个电台还不是分分钟的事？

问题是即便架了，也要接到官方的电报网上，除非与你联系之人也私设一座电台。

鉴于当时无线技术还不成熟，私设有线电报需要铺设电线。华北平原一望无际，几公里外就能看见电线杆，袁世凯一介罪臣，躲避打击还来不及，会做这么幼稚的事吗？

事实上，谪居期间，大头与外界来往的信函有七百多封，九成以上都是回信。而据袁克文在《辛丙秘苑》中记载，为数不多的电报也都是通过彰德电报局收发的，洹上村只有专门管理电函的“司电报者”。

时任农工商部右丞的袁克定，以锡拉胡同的府邸为北京联络站，在奕劻、那桐和徐世昌的关照下，时刻注视着朝局，派信使通过京汉铁路传送。

一次，在邢台火车站，信使的行囊被小偷窃去。袁世凯万分紧张，立刻找负责该区治安的老部下、大名镇总兵言敦源缉查此事。

几天后，幸得查获，言敦源亲自送到洹上村，把大头感激得无以言表。

要真有“永不消逝的电波”，还用费这劲？

不过，袁世凯的故事教育我们：在中国混，什么都是浮云。只要你编织好一套牢不可破的关系网，任他狂风骤雨，我自凭栏大笑。

比如邮传部铁路局局长梁士诒，纵使不知袁世凯是否尚有复出之日，还是在彰德车站为他安排了一条专列，以备情况有变，可以迅速避往沿海口岸，择机出逃。

退而不休，是一种境界

北洋旧部始终对袁世凯保持着向心力。

张勋擢升江南提督，第一件事便是跑到洹上村向老领导汇报成绩；陆建章官运不佳，被罢去总兵之职，致函袁世凯诉苦，大头回信安慰说：“你历练戎行（军旅），勋劳夙著，他日一定会再拥旌旄（借指官兵）。”

雷震春和王士珍心生龃龉，互相不服气，官司打到袁世凯这儿。大头劝他二人笃念同袍之谊，不要再闹。两人也都买账，握手言和。

转眼又到了大头的生日。

遥想去年做寿时的盛况，恍如隔世。今非昔比，声张无益，还是关起门来吹吹蜡烛得了。

刚作此想，便收到姜桂题寄来的贺礼——白银万两。

蛰居以来，辞退的馈赠已不胜枚举，此番数额巨大，更不能收，便在回书中写道：

盛谊心领，来款璧还。硁硁（kēng，固执）素衷，知我如公，必能曲加谅恕，不予咎责也。

谁知来使方走，四面八方的贺信又随着贺礼蜂拥而至。京汉道上，一时间车水马龙。

北洋旧部们坐不住了，组团到洹上村贺寿。这帮人啸聚一室，愤愤不平，发泄不满，抨击政府。袁世凯躲在上房，隔着门听得心惊肉跳。

反正辈分都比他低，索性称病不出，闭门不见。

众人聚集到上房门前，束手无策。

张勋资历最老、辈分最高，带头硬闯，挤出条门缝，余者一哄而入。

袁世凯只好赔了怠慢之罪，在太师椅上坐定，接受祝贺。

踏破袁府门槛的，还有附近的绅商。

刚到卫辉时，当地的煤老板王锡彤便经人引荐，偕同汲县著名学者李时灿前来拜会。

时值大年初四。据王锡彤回忆，他第一眼见到袁世凯时，对方“须发尽白，俨然七十岁之老人”，且因慈禧“国丧”，臣子不能剃发修面，更显神色黯然。

但他也承认，袁世凯“双目炯炯，精光射人，英雄气概自不能掩”。

寒暄之后，双方心照不宣地漫谈起兴办实业之事，不知道的还以为在举行企业家沙龙。

想想看也是。这大过年的，初次晤面，王锡彤要是一上来就对袁世凯的际遇表示慰问，再喷几句对朝廷不满的话以示同情，而大头则答以“皇恩浩荡，谢主不杀”，狂表忠心，岂不大煞风景？

王老板浸淫商场久矣，开场白说得滴水不漏：“袁公在位之时，轰轰烈烈，我等不便趋谒，免致攀附之嫌。而今垂翅而归，寄寓本县，即使不论一直以来的仰慕之心，单说这乡邻之谊，也应尽地主之敬意。”

袁世凯接纳了烧冷灶的王锡彤，对他道：

罢官归田，无他留恋，惟实业救国。抱此宗旨久矣！

希望他能帮自己经营实业。

王锡彤欣然应允。于是，大头帮他办理了候补郎中的身份，正式招入幕中。

在王锡彤的协助下，袁世凯兴办了一项惠泽千家万户的实业——京师自来水公司。

早在军机大臣任上，慈禧就曾以如何防备火灾问计于袁世凯。

答以兴建自来水。

于是，两年时间招股三百万银元，水厂、水塔等基础设施拔地而起，近二百公里的水管铺设完成，工程质量好到直至新中国成立依旧运转良好。

但却断了挑担卖水的苦力们的生意。

这帮人聚众闹事，妄图阻挡时代前进的车轮。为免酿成社会问题，袁世凯命人组织他们再就业——在街市上销售水龙头，方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春去秋来，万木凋零。

不到一年的时间，二哥袁世敦和三哥袁世廉相继去世。

葬礼上，死亡的恐惧再次笼罩于袁世凯的心头：难道袁家男丁真的都活不过六十岁？

心悸不安的他反复叮嘱家人：“祖坟不可随意动土，家中住宅不可改门塞门。”

当周馥要来洹上村看他时，他专门嘱其带上著名的堪舆师杨焕之一同前来，帮忙看看风水。

同时，深感时不我待的袁世凯还在洹上村建立了家学，亲自督导子侄们读书，并撰写、手书了《袁氏家塾训言》。

第一条提纲挈领，是袁世凯为学的宗旨：

求学贵乎力行，敦品重于文艺。若举止不端、言语不信，最足以败坏品行。纵能博学，亦归无用。

袁世凯用行动证明了他不只是说说而已。

江苏镇江的候补知县申天骐去世，其子致函袁世凯，乞求资助，回籍葬父。

虽说申天骐是大头儿时的老师，但授业时间很短，且三十多年没有联系，换个人多半置之不理。

袁世凯却不避闲言碎语，三次写信给镇江道刘燕翼，请求关照。

查明情况属实后，刘燕翼协助申家料理了归葬事宜。袁世凯也捐了四百两银子，并帮申子安排了一个典史（监狱狱长）的职务。

而另一方面，当袁世凯的姐夫杨益年来函谋求差事时，却遭到了果断的拒绝。

杨益年的爷爷杨式榖官至吏部侍郎，和袁甲三有同乡之谊。其孙辈结为连理，亦可谓门当户对。

可惜，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杨家传到杨益年这儿早已门庭衰落，不仅抽大烟，还气死了袁世凯的大姐。

混到五十多岁，眼看这辈子就要废了，杨益年厚着脸皮低三下四地求取嗟来之食，自然只能换来一封婉言谢绝的回信。

其间，日本下野首相大隈重信的《日本开国五十年史》杀青，派人携带书稿来到中国，遍访政要，为之撰写序言。

袁世凯一直将日本视作敌人和老师，故欣然提笔，为大隈作序，以此言志，警醒国人。

全文先是肯定了明治维新：

万矢一的，万众一心，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鼓荡于惊风骇浪之域，而酝酿为文明灿烂之花……向使维新诸杰，永守其嘉永、安政（倒幕前的两个年号）之故习，终古不变，其何以国？

又似有所指道：

若夫深闭固拒，颟顸焉守一家之言，以应无穷之变，此于治身且不可，奚能治国？

最后得出结论：

《易》之为道，变动不居，与时偕行。

宗旨很明确：呼吁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