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十多年前开始研究戴笠和国民党特工。在那些年月里，我经常禁不住自问：你为何要花费这么大的精力来探究一个如此变幻多端的人物？假如戴笠并非完全是个凶神恶煞，那么他充其量不过是个狡黠暧昧之徒而已。人们可以佩服他的勇气和能力，或者对他既能周旋于蒋介石叵测的政坛险滩之中，又能博得部下敬仰的本领表示尊敬。但是，在道义上，他永远是一个模棱两可的人——甚至对“委员长”本人来说他都是个谜。

难道仅仅是好奇使我如此聚精会神？用同时代人的眼光来观察戴笠则好比在一房之遥看一条眼镜蛇。渐渐地，我意识到，我是在间接地面对一股力量、一个妖魔，它像某些道家法师那样，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能治理中国社会特有的内乱。

这又使我认识到，我对中国历史如此大量的关注全都在于展示从而理解和抵制那蛇眼的迷惑力。“社会动乱”、“冲突和控制”、“重建帝制”和“管辖上海”，毛主席宏伟的意志——对这些命题的选择，此刻在我眼里都显得合情合理。出于一些连我自己也不甚明了的原因，描述那巨蟒的注视使我产生一种幻觉，好像我在同它搏斗。

可以说，我自己最终恐怕是戴笠无意中的猎物之一。当然，我这个安全处境下的奇想说明，通过描述戴笠，我不知怎么的便能想象自己在抗拒那恶魔冷漠的目光。历史学家们常常以此来平息他们遥远的噩梦并压住以往的惊骇。但难道我们从此便能高枕无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