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如此忌讳在他本人以外的这种师生关系，是为了防止在他的特工系统里形成帮派。从理论上讲，军统的人事规定禁止任命朋友在自己同级或手下工作。但事实上，要知道一个科或处，或者一个局的负责人的推荐是否出于个人原因是很难的。为了防止个人小集团的组成进而反对他，戴笠必须在不断庞大起来的军统的各个部门当中拥有自己的亲信集团，来监视潜在的对手。

而这个戴笠亲信集团的来源正是临训班的第一期毕业生。其中有些成为他机要室（也称为甲室，有意模仿蒋介石的侍从室——据说是抗战时期最重要的政府机关）的秘书。还有十多个人被分到人事处，其他的很快被提拔到股长或副股长。很快，军统总部的每一个处、局，或人组中，都有临澧毕业生在里面身居要职。在外勤方面也是如此，起码有十来个县的稽查所的头儿都是临澧毕业生，他们在上任后不久便被提升为上尉或少校。

比临训班毕业生有更多年经验的老特工对这些提升非常不满。他们说：“现在真成了非澧（礼）勿视，非澧（礼）勿用的世界了。”而临澧毕业生也故意让老人们知道他们是“戴笠的学生”：他们管特务头子叫“戴主任”而非“戴先生”。这些年轻的中学毕业生对老特工们粗俗腐化的生活嗤之以鼻，毫不迟疑地予以汇报。他们之间彼此的称呼也从来不是像军统一般人之间那样叫“同志”，而是以“同学”相称，而且要是他们碰到了以前临训班的队长，他们会以“老师”相称，而不用军统授予的军衔来称呼。

由于一些黔阳训练班的学生曾经与临澧的学生在一起直到训练结束，黔阳班的毕业生想借临澧班的光。他们坚持说“临黔不分家”。但临澧派只想自成一体，只与总部以外其他来自临澧的人结帮，每次只要有临澧毕业生从外省来重庆，他们就会在一起聚餐，以保持彼此的联系。其实，把每个核心训练单位当做一个特殊团体区别对待，显然是戴笠整体计划的一部分：他把临澧毕业生分到重庆，黔阳的分到西南地区，而兰训班的毕业生则成为西北地区干部的主要来源。

但是，渐渐地，一些包括毛人凤这类精明的头目在内的老特务开始意识到，他们可以用兰训班的毕业生来平衡在重庆的临澧派。他们把越来越多的兰训班毕业生安排到重庆，一个新的派系开始在他们周围形成，与临训班毕业生分庭抗礼。后来，息烽的三个训练班的毕业生任职军统，形成了又一个对立派。但即便如此，临澧毕业生仍保持了他们是“戴笠的学生”的特殊优势。而且，从临澧训练班成立到国民党在内战中失败的11年里，至少有5个人在戴笠和他的委员长的部门里被提升为少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