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马志超陪同戴笠与梅乐斯视导中美合作所训练班人员

忠义救国军

忠义救国军是一支以帮会为主力的游击队伍，他的前身是诞生于八·一三上海抗战的抗日别动队。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蒋介石电令戴笠与上海帮会首领杜月笙合作，在一个月之内成立一支一万人的抗日游击队，以配合正规军作战，在敌前敌后进行骚扰、破坏、袭击、并肃清汉奸日谍。戴笠当即率领一班人马与杜月笙举行了会谈，确立了有关的人事安排。在当时战事紧急的情况下限一个月成军并配合正规军与强敌作战弄不好等于驱羊群入虎口，为此戴笠差人速调黄浦军校毕业同学尉校级有资历者600名到沪报到，按能力安排为别动队各级干部，又电令南京中央警校选派有相当文化程度并受过正规训练的学员100人来沪报导，安排到各中队当政治指导员。班长一级干部非久战之兵不能胜任，临时培训又来不及，于是他向第八集团军张发奎求援，从他处商调六百名具有班长副班长能力的军士级人才到别动队领兵……一切进行的有条不紊。别动队在经过短期培训后既参加战斗，除了第五支队布置于南市一带负责维持治安、肃清敌谍、守护仓库外，其他四个支队十二个大队都配合正规军部署于苏州河沿岸与日军血战，他们凭着抗日的民族义愤，不怕牺牲、坚持战斗，为封建帮会最后阶段的历史写下了最有光彩的一页。

在与日寇的血战中，他们与国军一道共赴国难，其事迹可歌可泣。到9月初全线撤退前夕，别动队阵亡官兵一千五百人以上，最后在正规军奉命撤退时，第三支队和第五支队仍依靠有利的地形与日寇展开巷战，历时三天，直至被租界当局解除武装。第四支队在掩护正规军撤退时也伤亡惨重。在上海大撤退后，原别动队的万余官兵只剩下两千多人，除少数星散不归外，其余的都英勇牺牲了。在1937年底以原别动队为骨干又组织了招募了一万多人，在江西、安徽两地进行了集训，建制也扩大为十个支队和一个行动总队，活动地区主要在苏、浙、皖三省和沿京沪、沪杭两路与长江下游一带。由于帮会成员的忠义思想比较浓厚所以在1938年该部队改称为忠义救国军。忠义救国军在江南开展的游击战令日伪军疲于奔命，他们或配合正规军作战、或在敌后破坏交通通讯、或骚扰袭击敌据点，有力地牵制了日军的活动，日寇对此深感头痛，将他们称为难以对付的“江南野鼠”，日军为了打击忠义救国军，多次发动清乡扫荡。侵华日军总部还在1943年发动了目的在于“攻占并确保广德附近，以摧毁敌忠义救国军根据地加强京、沪、杭三角地带的治安”的“广德作战”，以三个师团和一个以旅团为基干支队的强大兵力，攻占了忠义救国军总部所在的广德，并对其周边地区进行了大规模扫荡。忠义救国军总部被迫撤往天目山区，编入了当地的正规军。

“忠义救国军”起源于戴笠成立的、杜月笙组织的苏浙行动委员会下的“别动队”。这些工会成员和地下社会分子被日本人赶出上海分散后，戴笠派了周康去重新集聚力量。他们从残余部队中收容了两千多人，在溧阳重整后迁往休宁，然后扩充成由何行健和汤毅生带领的两个“教导团”。1938年又增加了阮清源的第三个团，于是整个团体被命名为“忠义救国军”，由俞作柏（即俞一则）中将为总指挥，指挥部设在安徽广德金山里。

俞作柏是前广西派的一个军阀，在1928年的蒋桂战争中被蒋介石收买。“忠义救国军”后来扩大到十万人；尽管它由于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的活动而在中国进步人士中臭名昭著，但在1938年秋天，它的确有效地在长江三角洲开展了抗日游击战。1938年夏，有无数可靠的报告说，在该地区内陆坐船或卡车旅行的小股日本人受到袭击。尽管日军维持了他们通讯线路的通畅，但美国观察家们报告说“游击队活动造成的伤亡很大”。而且，在当年9月和10月临训班的学生加入了“忠义救国军”以后，游击活动的水平显然提高了。

当然，与此同时，日本人正在缩紧对武汉的包围。戴笠几次去湖南南部见蒋介石，蒋当时正在衡山南岳召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会议。在蒋介石把军委总部迁到战时首都重庆之前，戴笠还去了四川替领袖安排保卫措施，并在海关巷设立他的军统办公处。然而，一旦这些安排完成后，戴笠个人的主要责任便是在日本人占领之前摧毁武汉的城市设施。结果，又有100个临训班的男女学生被挑选出来随沈醉到武汉，他们在一所叫南小路的小学旧址驻下，全部都穿上便衣。然后戴笠告诉他们：在武汉保卫战中他们将发挥军统的特殊作用。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直接在戴笠领导下工作，任务是确保不把公用设施留给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