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35年夏，戴笠已在杭州警官学校内成立了一个“特别训练班”。

学员们主要来源于特务处内文化层次较高的干部，他们被分配在六个纵队中的一个。一到三纵队是训练普通秘密警察或治安人员的；四队训练“全能性的特工”；五队训练驾驶员；六队是无线电通讯人员。此外，“特务”一词并不是军统人员们所偏爱的称呼。他们都知道它来自于日本语tokumu，而他们喜欢用苏联特工对自己的称呼：从事“革命工作”、“革命保卫工作”、“情报工作”或“调查统计工作”。

四队最享有声望，它设有密码术、侦察和监视、爆炸、摄影、驾驶、射击、政治和外语（通常是英语和日语）课程。毕业生们要经过一场特殊的、在半夜举行的加入军统局的仪式：在一个佛庙里，他们在阴暗的青灯笼下对着蒋介石的画像鞠躬，宣誓忠于三民主义，保证在需要的情况下为领袖献出自己的生命。然后，学生们饮鸡血酒来结束仪式。许多毕业生后来当了情报员，在全国各地的特务处（后来是军统）工作。

1938年，戴笠又“强调指出，军统这门工作，不是一般人可以胜任的，所以必须经过训练和思想考核以后，才敢放手使用”。在他的指导下，接下来的七年中，军统培训了20万基础干部、50万人的武装队伍，并在100期特训班中至少训练了5000名通讯人员。

沈醉叙述过一段有关戴笠的轶事，这段轶事非常能说明戴笠对建立和垄断特务训练班特别的偏执。那是在抗战早期，大批的流亡学生为特工招生提供了新的人才来源。上海刚一沦陷，沈醉就向戴笠报告说，前共产党人、十人团成员之一梁干乔在郑州建立训练班，为此他收容了800多个从沦陷区来的无法再继续上学的学生。梁向胡宗南借了几百支步枪，请宪兵团帮助培训，这使他建立一个精锐的半军事化干部队伍的用意暴露无遗。

戴笠立刻写了一封亲笔信交送到梁那里，命令他把所有这些有文化的爱国青年送到湖南。这位特务头子打算在那儿建一所军统训练学校，好使用因中国沿海失陷而形成的这批人才。

沈醉递交了这封信后，梁干乔立刻意识到他已经被戴笠把这些新人才武断地掠夺走了。他气愤之极，把信摔到地上，命令沈醉到中正中学去当学生的训练官。

三天以后，首都警察厅保警大队长杨清植持戴笠的另一封更加霸道的信到了梁干乔那里，这时这个前共产党人终于明白，他除了向军统特务交出这些受过良好教育而且能上台面的人员以外，别无选择。梁还认识到，由于想亲自指导训练为军统工作的学生，他已经失去了戴笠对他——最早变节而来到蒋介石特工部门的一个前共产党人——的信任。在中正中学与沈醉发生了最后一次冲突后（据说梁大叫：“你们都滚！明天一齐给我滚！”），梁干乔辞掉了戴笠的特工，去西北投奔胡宗南。他后来到耀县当反共专员，在一次战斗中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