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军统局二处处长王新衡和蒋经国

获得侦察大队和交通警察的人马使上海站的工作量和责任都急剧增加，该站在新区长王新衡的有力领导下蓬勃发展。王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宁波人，与在上海的宁波商人有许多关系。他与上海的地下社会也非常接近：他既是杜月笙的密友，也是青帮组织“衡社”中一个受欢迎的客人。

由于这些关系，王新衡能吸引很多人参加秘密特工，其中有到苏联留过学的学生、商人、工人阶层的头面人物、帮会分子、上海邮政总工会的成员、作家和艺人等。新的地区秘密办公处在虹口、闸北和沪南建立起来。10多个独立的“站”与军事调查组挂上了钩。一个大无线电站建立起来，成为一个通讯枢纽。总的加起来，上海站扩增了5倍，人员从100增加到了500，他们全职在办公处或实地工作。

戴笠让一个像王新衡这样的共产党叛徒来担任上海站区长的要职，反映了他的一种信念：没人比前共产党员更适合来对付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从这点来看，王新衡只是共产党的背叛者之一。其他还有在三十年代成为特务处高级特工的梁干乔、谢力公、叶道信、陆海防和程一鸣。他们肩负着渗透和粉碎敌人的地下机构的主要责任，他们希望接触到共产党在城市里的一些边缘或前沿组织，因为这些组织是惟一有公开迹象而且可能被侦查出来的部分。

这并非是件容易的事。即使有许多精明的特工装作进步人士来攻击政府的政策和报刊，也不容易。

二组最能干的间谍之一，湖南人苏业光，原是共产党员，曾积极地参加了“民主党派”的活动。尽管他经常极其尖刻地公开批评挖苦蒋介石，发表了许多文章来揭露社会的阴暗面，但仍然蒙骗不了新国民党里的任何积极分子，而且根本无法渗透到共产党的各种前沿组织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