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初，蒋委员长把“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的指挥权交给了戴笠，而军统上海站头目吴乃宪被任命为整个侦缉大队的大队长，侦缉大队设在城市中国区的方斜路白云观内。从理论上讲，整个上海地区的军事侦探现在都归特务处指挥了。但实际上，事实远非如此，变化只是行政上的表面文章而已。也就是说，上海站站长吴乃宪只是在名义上有了个侦察大队长的头衔。假如秘密特工头子想要在夺取头号位子以外有所成就，那么他就得用把自己人安插在“督察”位子上的办法，来控制侦察大队中层的职位。

吴乃宪的侦察大队长的位子被翁光辉取代后，在其中安插自己人变得至关重要。翁上任时带了四个特务处的人员来当“督察”：沈醉、程慕颐、林之江、倪永潮。在把警备司令部的侦探大队变成秘密警察半军事的政治机构的计划上，这些新督察们立刻遇到了两个障碍：常务副队长的抵制和队里普通侦探的不合作。

副大队长彭伯威是杨虎的人。1927年大清洗以来，他一直替杨虎管海员工会，在海关官员和检查员中有极可靠的关系网，因为他们是通过他得到工作的。只要彭当侦察大队的副大队长，戴笠的利益就会受到阻碍。结果，下一次换大队长时：王兆槐接替了翁光辉，戴笠便把彭伯威挤走了，并让当时一组组长杨凤歧代替他。

常规“稽查员”是军事警察里的老手，也是将市政警察变成白色恐怖工具的计划的障碍。从他们的意识和训练来说，军事稽查员们主要致力于维持地方法律和秩序。对他们来讲，把侦察大队变成一个恐怖和暴力的工具，利用其拘捕权来代替非法绑架，不按照正常的审讯程序而施加刑罚，是令人不能容忍的。

然而，要撤销或取代这些稽查员并不那么容易。仅从一点来看便能说明原因：他们中间有许多人都与法租界的警察和上海市警察发展了密切的工作关系。这使特务处的特工们在英租界逮捕嫌疑分子方便了不少，但同时上海站的特工们又非常谨慎，不愿因突然甩开在宪兵里的朋友和旧故而引起外国租界警察的怀疑和敌意。于是他们决定慢慢地物色侦察大队的侦探，一旦有可能，就挑选军警侦探们加入上海站当特工。

王兆槐当了侦察大队长后，有十多个前秘密特工被陆续派来当侦探，而一些原侦察大队重要的稽查员，如朱又新、王开明等，则被吸收为地道的军统特工。一旦他们的顾虑排除后，军警侦察部门便成了一个真正的秘密警察机构，成了替军统上海站服务的机构。每当上海站要把一次绑架变成逮捕，侦察大队只要向警备司令部要个许可证即可，后者是有求必应。偶尔案情实在出格，秘密警察便会向军法处要一些装门面用的法律依据。

军法处的处长是陆京士，杜月笙的弟子，他与侦察大队长王兆槐非常接近。要是秘密警察准备释放一个被打得奄奄一息的犯人，他们就让军法处接管。陆京士非常愿意答应，但他手下的人非常不高兴，埋怨说他们被迫成了上海站侦察队的遮掩。结果，戴笠的人索性得到了无可非议的逮捕权，这实际上等于取代了上海市政公安局的权力，使他们有恃无恐地在南京的直接指挥下将军统在这些地区变成了一个令人恐怖的恶魔。现在，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就地把政治犯投进监狱、严刑拷打了。

戴笠用和夺取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相同的方法夺取了上海的交通警察部门：1935年秋，他使吴乃宪被任命为京沪杭铁路稽察头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管理职位，它意味着把吴的军警侦察大队长的责任交给翁光辉，把上海站负责人的位置交给王新衡。不久，中国蒸汽商业航海公司的警察侦缉处也交到了戴笠人的手里，戴笠直接从南京向里面的关键位置安插了人手。从此以后，特务处的人就可以免费坐火车和轮船旅行了，而且每当秘密特工的囚犯从上海转移到首都时，上海站的特工们就能得到铁路警察的全面支持：他们会把卧铺车厢里的特殊包厢给他们秘密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