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戴笠扩大了的“十人团”，即原来的“联络组”，现在已成为一个正规的官僚机构。1932年春，蒋命令在军委内成立由陈立夫及其副手、南京警察厅厅长陈绰领导的“调查统计局。”于是三个处相继成立。第一处是原中央党部的调查科，即密查组一科，它设在特务处所在的瞻园路，由徐恩曾领导。这个处便成了党务调查处，后来成为陈立夫抗衡戴笠军统局的部门——中统局。

第二个部门是戴笠设在鸡鹅巷的特务部，负责监视和调查军队。被提升为少将的戴，把这个部门当做自己的家，而他则是这个家的“家长”。他原来特务部的部下们管他叫这个组织的“老板”。

第三处先是由丁默，后来由金斌领导，负责监查邮电检查局，后来并入特检处，办公处在江西路。

统计局本应负责协调这三个处的工作。但实际上只有徐恩曾和戴笠派出了他们自己的人员到设立在南京西华门四条巷军委特务处总部工作。真正的工作是由各部门自己执行的，他们之间基本没有什么合作。后来蒋介石为了保持自己对这个组织的控制，任命自己的亲信郑介民和徐人翼分别为副处长和军委特务处的总管。郑介民曾是广东的一个冒险家，加入黄埔二期之前在新加坡开过一个咖啡店。他也是特务处的审查科长。唐纵任军委特务处书记时，反对军阀的云南绅士邱开基当了执行科科长。

“十人团”原来的成员中，那些能够接受戴笠越来越严重的家长式独裁领导的人就在BIS二处呆了下来，而其他受不了新的安排的人便转到了蒋正在建立的秘密政权的其他位置上：黄雍当了调查科的副科长，梁干乔负责复兴社的培训，余洒度则成了国民党华北宣传队成员。

二处现在有了具体的调查使命，它可以在“秘密领导公开，公开掩护秘密”的原则下利用军事委员会的权力来扩展它的业务。但它的扩展得通过制度化的渠道才行：它的前身已同军事或政府当局下属的执法部门建立了固定的关系。这一点可在原来由邓文仪按契卡模式在南昌组建的调查科里反映出来。邓文仪于1933到1934年间由于没有处理好徐培根事件而遭殃。

空军署署长徐培根负责中央政府在南昌的机场。徐是个非常堕落的人，多年来一直盗用军款，后来到了1932年，他终于得想法掩盖自己造成的亏损以对付政府的审计员们。因为无法弥补亏空，他便决定销毁账目。于是他纵火烧毁了账本和一些军用飞机。徐被撤职后，蒋介石命令邓文仪的调查科调查此事。邓却一直磨磨蹭蹭。蒋一怒之下，在1932年把这事转交给了戴笠和徐为彬。他们调查出纵火的原因以及事后邓文仪直接对此事的遮盖。邓在1933年被撤去科长职务，而且完全失去了在三省“剿匪”区对调查科的控制，由戴笠接管。从此，一直到抗战开始，戴笠一直被总司令叫做“戴科长”，即邓文仪丢掉的那个头衔。

对戴笠来说，这可是一个决定性的机会。首先，他所拥有的人员数目得到非同小可的增长：从145人到了1722人的另一种规模的单位。同时，戴笠占有了邓文仪多数或者全部的“骨干”：张毅夫（张严佛）、李果谌、袁寄滨、周声敷、王新衡和谢力公（谢少珊）。

其次，他所管辖的新部门包括延伸到南昌卫戍部队控制的所有省份内的常务情报机关。徐州行辕调查科，武汉及中国中部每一个保安处的调查股，现在起码在名义上都归他控制。

南昌行营调查科由戴笠接收后，徐州行辕调查科，武汉行营调查科，以及浙、赣、鄂、皖、湘、桂、黔、陕等省保安处谍报股（有的改为调查股或第四科）先后都归戴笠掌握。

第三，在二处的监护下，调查科开始把新获的权力当做军委会的一种武器来使用：它开始派出特工向各种卫戍司令部的侦缉处渗透，并企图接管国民政府控制下的城市公安局的侦探队。从此，戴笠特务系统透入了国民党的军事机关和地方保安系统，披上了公开的外衣。

最后，戴笠作为安插在每一个公安机构或警察署里的情报或间谍部门的头目，其职权还包括培训特工“骨干”。因为蒋介石在1934年任命戴笠为他在浙江省警察学校的特派员。下面我们将会看到，他很快夺取了对这个组织的人事和培训班的控制权。这是蒋介石的情报机构第一次公开转变成广泛的合法控制网络。从此，他个人的安全机构得到了正式的权力。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其业务内容还是由总统本人亲自控制。这不仅是因为这个机构的秘密使命必然地导致了蒋及其秘密警察之间既紧密又机密的关系。而且，是政府正规体制内一种团体的扩张——一个用当时的法西斯和长枪党的术语来说，是一种献身于美化领袖个人的军事化的团体，以使它在三十年代能够以独裁加宗教狂的架式发挥作用。

于是，如果我们想要了解中华民国体制的内部运转情况，那我们不仅应当把我们的视线投向蒋的官僚控制系统的公开转变，而且还必须关注他的思想意识形态的无形历史，而这一点导致了我们去探索“蓝衣社”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