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皮装小册封面上，镶着“Daylogue”这样的生僻字眼，里面包含5年的行事历，一天一页，每页五格，每本售价1.5美元。这类版式的小册子，适合简洁洗练的记事，而非漫无边际的抒情。它或许是哈里·布莱克门讨来的生日礼物，又或是他在某个圣诞夜收获的意外惊喜。无论是何缘由，1919年12月30日，布莱克门11岁生日几周后，他开始在这本册子上记事。

这事本来没什么好说的。许多孩子都记日记，日复一日，叙述他们年少时的忧伤与梦想。很快，这些梦想或被实现，或被遗忘。然后，大部分流水账被锁进抽屉，束之高阁。但是，哈里·布莱克门没有中断这一过程。

第一篇日记的开头颇为平常：“阳光普照，雪后初融。”接着，他以令人惊叹的翔实笔触，持续记录着日常生活，周遭变化。每页的格数很快捉襟见肘，不够他写，他只好先在册内记上几笔，再用家里的打字机补记每日的所思所想、重要事件。他用数百页篇幅，记叙了自己在人生不同阶段，与各种考试鏖战的时光：中学、大学、法学院、联邦法院法官助理招录、律师执业考试。一开始，他在父亲商铺的信笺纸上打字，纸张抬头是“科温·布莱克门，果蔬批发商”后来，打字纸变成律所用纸。他行文儒雅工整，从不马虎敷衍。透过日记，我们可以读到他的焦虑与满足，他的赛场激情与浪漫冒险，以及“大萧条”期间，父亲的黯然神伤与儿子的憧憬期许。

“我成名了。”1936年，他如此写道。这年他28岁，即将成为一家律所的合伙人。“虽然进展缓慢，但该来的终究会来。”此后，日记频率渐渐变低。因为作者的时间，大都耗在各类税法难题与房产争议上，他经常得在办公室挑灯夜战。此时，距离他开始在日记上自说自话，已有17年。17年来，这种独白从未间断。

一般来说，只有那些事先预料到，或期望自己有朝一日飞黄腾达的人，才会持之以恒，勤写日记。但是，这样的推测，还是无法解释布莱克门的所作所为。他的日记，仿佛是受某种内在冲动驱使，试图描述一个充满伤感、疾病、死亡，昏暗而无序的世界。这种冲动，在他漫长的一生中反复呈现，激励他记下自己听过的音乐会、读过的书、看过的电影。24年最高法院大法官生涯中，他持续记下各类“重要大事记”从孙儿出生到苏联解体，无一遗漏。最后，或许也是这种冲动使然，他决定将所有记录捐给国会图书馆，这些记录可不止判决意见、案件备忘录、官方信函那么简单，还包括高中的亲笔签名簿、法学院的课堂笔记、蜜月期间的旅馆收据和大量日记。为整理、归档布莱克门文献，工作人员用了一年多时间，光目录就有300多页，终于使“布莱克门的世界”井然有序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1908年11月12日，哈里·布莱克门出生在伊利诺伊州纳什维尔市，那是他外婆的家，24年前，布莱克门的母亲也出生在同一间屋子里。他的父母在中央卫斯理学院邂逅，这所学院是密苏里州沃伦顿市一家小型卫理公会派教会学校。婚后第十个月，哈里就出生了。哈里出生前，父母住在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市。但是，那年夏天，父亲科温·曼宁·布莱克门为了自己的批发生意，一直在外奔波，母亲西奥·休吉利·路透·布莱克门只好回娘家待产。

路透家族当时正沉浸在丧子之恸中。西奥的哥哥哈里是家族最引以为荣的儿子，一年前刚刚死于肺炎。哈里·路透是位出色的钢琴师，曾在柏林师从于著名演奏家、作曲家、指挥家特雷莎·卡瑞诺女士。哈里在与导师赴澳大利亚、新西兰举行音乐会途中，不幸病逝。卡瑞诺女士为此专程赶到纳什维尔，慰问哈里的父母，哀悼这位英年早逝的天才青年。西奥·布莱克门一直没有从哀痛中恢复过来。她决定用哥哥的名字，为自己的新生儿命名，并打算从幼年就培养小哈里学习钢琴。不过，明眼人很快看出，这孩子并没有演奏天赋。虽然他承袭了对音乐的爱好，年轻时即钟爱在合唱团引吭高歌，而且，终其一生都对音乐会保持着浓厚热情。

不久，灾难再次击中布莱克门家族。西奥·布莱克门的二儿子出生未满两天，就不幸夭折。这对一位年轻的母亲与妻子来说，实在是莫大的打击。第三个孩子贝蒂1917年降生时，西奥·布莱克门已经患上忧郁症。哈里早年的日记中，曾描述过母亲的病情。即使全身无恙，她也能在床上一躺就是好几周。最终还是时间抚平了她内心的伤痛。西奥·布莱克门活到93岁，生命的后30年一直寡居，并见证了儿子宣誓就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场面。她晚年写给哈里的信，仍洋溢着乐观情绪，以及对儿子成就的嘉许之情，偶尔还会向他提供一些智慧箴言。

布莱克门本人也常被间歇性忧郁困扰，而且与周遭变故无关。高中毕业前的那个秋天，他在日记中写下，自己刚刚当选为高年级学生会主席。这可是项了不起的成就，更说明他受到同学的尊重与认同。他同时当选为学生委员会主席，还是市演讲赛冠军、城际游泳比赛冠军。在班上，他的学习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1924年11月21日，当选主席还不到两个月，他却在日记中写道：“我到底是怎么了，身心俱疲，毫无底气。我必须克服这些。”

数年后，尽管哈里沉浸在与大学同学一起上课，一起看电影的欢乐气氛中，情绪却仍会大起大落，波动得厉害：“我最近总在想，如果我突然消失，世界也未见得有什么损失，我实在是碌碌无为，一事无成。”

他早期的日记中，常包含对身体状况的抱怨——背疼、眼疾、感冒，等等。但真正把他送进急诊室的疾病，却是14岁那年的一次盲肠炎，这也成为他终身难忘的一次体验。1923年3月21日，他以“我的病痛——盲肠炎”为题，写了篇5页纸的札记。文章开头说道：“3月8日凌晨，右腹部的一阵剧痛将我惊醒……”11年后，妹妹患上盲肠炎时，哈里获准在一旁观看手术进行。“他们开始手术时，我实在不忍心看着小可爱蜷着身体忍受痛苦。”他在日记中写道。不过，他对手术过程的好奇，很快战胜了之前的拘谨，他说：“她的盲肠不大，3英寸长，一支铅笔大小，色泽粉红，明显发炎，没想到这么一个小玩意儿能带来那么大的麻烦。”他盛赞14岁的贝蒂是位模范病号：“我从她身上看到了毅力与勇气。她可真是一位坚强的好妹妹。”

终其一生，布莱克门都对自己经历过的那场手术印象深刻，3月8日也成为一个对他意义非凡的纪念日。“8年前的今夜，我被抬上圣约翰医院的旧手术台。”1931年，时为法学院学生的他写下这句话。3年后，他又写道：“11年前的今夜，我的右腹被割开，这可真是段罕有的体验。”1988年3月8日，当他得知自己在联邦最高法院的同僚桑德拉·戴·奥康纳刚刚做完盲肠切除手术，迅速派人送去一封亲笔信，信中写道：“咱俩可谓同病相怜，65年前的今天，我生平第一次做手术，盲肠切除给我留下一个6英寸的伤疤。当我被人抬上救护车时，我能感觉到母亲的担忧，他怕我一去不返。那时医生用乙醚进行麻醉，我可一点儿都不喜欢那玩意儿。”

布莱克门在代顿市的布拉夫地区长大，这是圣保罗附近的一座城市，昔日繁华已一去不返。1910至1920年代，许多爱尔兰移民在此定居。不过，布莱克门家族祖上并没有爱尔兰人。布莱克门的母亲是德国后裔，她的父亲3岁时被从普鲁士的海森-拿骚带到美国。父亲科温·布莱克门的先祖是新英格兰移民。布莱克门的祖父与外祖父都参加过南北战争，而且都在联邦军队服役。祖上的经历，曾唤起小哈里对那段历史的莫大兴趣，可令他遗憾的是，祖父们都不大愿谈及自己的战争体验。

在凡巴登小学附属幼儿园内，哈里·布莱克门与沃伦·伯格相遇了。伯格比哈里大14个月，俩人被分在同一年级。两个男孩的家隔着6个街区，上主日学时也是同班。布莱克门后来回忆：“我的家境虽然不好，但伯格家里还要困难些。”两个贫寒之家相处融洽，孩子们也经常相互串门。哈里与沃伦，加上另外两个邻家男孩，约翰·弗朗西斯与布瑞格斯·罗伯茨·丹姆克罗格，组成了“四人对抗小组”经常一起运动、嬉戏。四人当中，伯格体能最好。男孩们逐渐长大，运动项目也从垒球变成了网球和高尔夫。布莱克门与伯格组成的网球双打组合实力强劲，他后来写道：“有时打得兴起，哪怕旁边有女孩观战，我们也会脱掉上衣。”哈里与沃伦读不同的高中，但他俩经常一起运动、远足、钓鱼，友谊也与日倶增。暑假时，两人还一起做过夏令营辅导员。当他们遇到自己的女孩后，常带着女伴一起去看电影。

哈里后来考入机械艺术高中，当时的照片显示，他是一个头发中分、戴着眼镜、神情严肃的年轻人。“西奥多·罗斯福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他在一篇题为《高中生的理想》的作文中写道。在圣保罗当地报纸《先锋报》与《快报》赞助的高中生宪法主题演讲比赛中，哈里力拔头筹。这场比赛的评委之一约翰·桑伯恩在拉姆齐地区法院任职，是位真正的法官。布莱克门在总结陈词中说：“惟有那些愿为自由生，亦愿为自由死的人协力推桨，我们伟大的‘国家之舟’方可破浪疾行。”当地一份报纸报道哈里获胜的消息时，还援引了他的开场白：“宪法生生不息！它历久弥新，尽管面临种种挑战，却仍是一个新国家的希望与堡垒！”报纸评价说：“这演说棒极了，让我们想起了丹尼尔·韦伯斯特。”

1925年春天，当届450名毕业生中，布莱克门以第四名的成绩毕业。他与班上许多同学一样，希望进人明尼苏达大学学习。毕竟在本州读书，经济上要划算得多。当时，哈里的父亲仍在创业，家里的经济境况尚不稳定。两位高中英文教师认为哈里人才难得，替他申报了哈佛奖学金。奖学金委员会由来自明尼苏达哈佛倶乐部的四位律师组成，每年只授予一名学生奖学金。7月底，哈里才获悉自己得到了这笔奖学金。那年夏天，他经家里一位朋友介绍，正在一家农场小店打工。“我终于梦想成真了。”收到哈佛倶乐部的通知后，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的手都在颤抖，激动得快写不了字。”这笔奖学金有250美元，包括100美元贷款，必须在毕业后3年内还清。如果他成绩稳定，这笔钱足够支付学费，但生活费必须另想办法。报纸宣布此事时，说他得到这笔奖学金“实在是实至名归”

16岁的哈里，乘坐一辆配备16张卧铺的大巴离家远行，目的地是他从未到过的芝加哥，然后在那里转火车，赶赴波士顿。对他和家人而言，这很可能是一次漫长的分离。因为缺钱，大学四年、法学院三年的圣诞假期，他都未必能回家。由于人学报到太晚，哈佛已无新生宿舍供应。他与两名来自洛杉肌，面临同样窘境的新生被迫走上坎布里奇街头，试图找一家便宜公寓租住。他后来在日记中记叙了这段经历：“终于有一位女士问我们晚上打算睡在哪里。我们只好告诉她，我们也不知道可以睡哪儿。于是她收留了我们，屋里还有一名老先生同住。她打好地铺、铺好毛毯，我们才感觉好多了。我们躺下后，那位84岁的老先生与我们闲聊，说这房子是1640年盖的，破烂不堪。半夜里，我们每两个小时被冻醒一次。但至少这一夜是免费的。”第二天，布莱克门得知还剩一间可供5名新生同住的宿舍，便迅速办理了人住手续。

哈里不太适应哈佛的气氛。这所学校的学生多来自英格兰地区的预备学校，中西部公立学校的毕业生仅占少数。凡是家境贫寒或缺乏人脉的学生，很难融人本校社交圈。不过，哈里并不向往那些自己未曾拥有过的东西，他热衷于参加校园合唱团，偶尔还在外面兼职修车，一周能赚上15美元。后来，他还接了一份数学家教。这年十二月，他致信哈佛倶乐部的赞助人：“对于你们为我所做的一切，我真不知该如何致谢。时光飞逝，我每天都获益良多。我相信一切都会有好的结果，更不会妄自菲薄。希望一切越来越好。”

夏天来临时，布莱克门回到圣保罗市。他兼职替人装玻璃、送牛奶，与沃伦·伯格的友情也日渐深厚。伯格白天打工，晚上在明尼苏达大学法学预科班上课，闲时常与哈里一起打网球。哈里返回坎布里奇时，伯格特地请假去火车站送他。这样的分离让哈里内心五味杂陈。离家前夜，他和母亲都哭了。“今年与去年不同的是，我真正认识到家的含义，”他在日记中写道，“总体来说，一切还算不错。去年，一切仓促而来，令我不知所措。在怀俄明州、明尼苏达州和波士顿间匆匆去留。但是，今年就不一样了，我要与世上最亲的家人和世上最好的朋友分离，这实在令人难过。”

大学生活逐渐明朗、舒展。学业的挑战，并非生活的全部。他偶尔也会和合唱团同伴结伴出游，第一次到华盛顿特区、第一次经朋友介绍与女孩约会，还有第一次赴纽约春游。哈里热爱各类现场表演，百老汇之行令他目不暇接。他得到一张齐格菲尔德歌剧院的门票，“剧院富丽堂皇，香气弥漫，设施齐全。表演虽好，但略显冗长，有不少好听歌曲，如《老人河》、《不得不爱那个人》和《我为何爱你》最后一首尤为动听。”

大四毕业在即，哈里曾短暂有过学医念头，但申请医科需加修几门课程，他思虑再三，最终作罢。申请法学院就相对简单了，更易通过，日后工作也有保障。他的父亲一直遗憾没读过法学院，家里的书架上，迄今堆积着许多旧法律书。“那年头，人们总爱说，如果你不知道未来该干什么，就读法律吧，至少这门学问不会伤害你，而且无论你以后做什么，它始终对你有益。”哈里后来回忆道。他的朋友沃伦·伯格也有相同打算，并已为攻读法学院准备了一年。布莱克门的在校成绩，完全符合哈佛法学院入学要求，他也将法学院作为自己的惟一选择。

不过，布莱克门仍担心经济压力。为避免拖欠更多债务，他决定休学一年，教书补贴家用。此事经由布莱克门的母亲之口，传至伯格耳中。伯格以长辈口吻，给哈里写了封语重心长的长信，鼓励他“坚守至最后”布莱克门的日记，对这件事记叙得非常详细，“我刚读了伯格一封来信，长得像本书似的，不过对我在大考前保持良好心境，颇有帮助。”俩人后来一直通信，但这封写于1929年3月18日，劝他“坚守至最后”的信，却是哈里珍藏的伯格的第一封来信。“在这里，我见到过许多怀揣雄心壮志或远大理想的人，他们受到外界薪水诱惑，”内心常常焦灼不安伯格写道，“这些人往往在离开学校一两年后，就不再碰法律书了。我不是说这样的事情一定会发生在你身上，但提醒你一下，总不是坏事。”伯格自己也曾动过离开法学院的心思。“经过去年秋冬的风暴与黑夜，”他补充道，“我一直对那些规劝我不要放弃的人们心存感激。”

两位童年好友的通信持续了数十年，直到他们年届不惑。布莱克门非常信任伯格，后者也经常以鼓励与赞扬相回应：

六月挤占了你不少心力，但一定得大于失。我希望，也确信你四年的苦读与不懈努力终将有所回报。与成就相比，你付出甚多，很少有人能理解你的艰辛，你背井离乡，远离家人与舒适生活，而到远方求学。你勤工俭学，成绩始终名列前茅。我可以体会到你的努力，也了解你四年来的坎坷颠簸。即便无人为我们的努力喝彩，我们仍应坚守目标。相信我，老伙计，我非常钦佩你的毅力、决心与努力。过去这些年，我们每天都更接近自己设定的遥远目标。相信你离自己生命中的高峰，已经不远了。

哈里保留这封信，或许是为激励自己，因为对他来说，哈佛法学院的生活让他颇为沮丧。本科时代的悠游度日，被法学院里的激烈竞争取代。最恐怖的是考试——“三名男生在考试时当场晕倒”他用“太恐怖了”来形容证据法科目的考试——他本人的成绩也乏善可陈。他未能进入法律评论编辑部。几份兼职更挤占了他的学习时间。第一年平均成绩67分，在班上排名中等，他试图改善这一局面，第二年却只拿到66分。“这真是一段惨不忍睹的时期，”1931年夏天，在圣保罗市收到学校寄来的成绩单后，他如此写道：“这是我第一次高估自己，真不知道自己从何时起，又因为何事，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奖学金、法律评论编辑岗位，甚至未来的工作，现在看来都希望渺茫。唉，算了，生命总是充满失望，我得慢慢习惯这些。”一位教授后来对哈里解释说，法学院评分标准非常严苛，很少给A或B。他后来给自己下了一个可怜兮兮的评语：“总体来看，66分或许算不错的了。”

阴霾之中，也有亮色。布莱克门所在的团队，在“埃姆斯竞赛”中取胜，这是哈佛最具知名度的模拟法庭辩论赛，辩手们多围绕上诉法院审理过的案件进行法律辩论。到第三学年，布莱克门已通过打各种短工攒够了钱，经济压力减轻了许多。当届451名学生中，他的成绩排名第120位，几乎是最顶尖的前四分之一了。不过，这样的成绩，对在哈佛数学系以最高荣誉毕业，并入选“美国优等生荣誉学会”的布莱克门来说，多少是有点儿失望的。以至于多年之后，他仍对自己在哈佛法学院的成绩耿耿于怀。1978年70岁生日时，大女儿南希送给他一本《哈佛新鲜人》(One L)，这是本讲述哈佛法学院新生艰难求学经历的书。作者斯科特·图罗是一位年轻的哈佛毕业生，应南希之邀，以签名书相赠。布莱克门回信致谢：“你的确敏锐地捕捉到了法学院的生活气息，并以辛辣笔触描述出那种焦虑不安、紧张激烈，而且令人不适的感觉，”布莱克门告诉图罗，“当然，法律教学有它的独特之处，标准高，要求严，需要扎实基础和对人性的深刻洞察。这是一门综合全面的艺术，你必须学会灵活思考，弹性理解，明白这个世界上并没有全黑或是全白。这也是我后来在审判席上领悟到的。”

1932年，布莱克门从哈佛法学院毕业，回圣保罗市待业。他只用了一个周末时间复习，就轻松通过了明尼苏达州的律师执业考试。他随后致信刚刚调任联邦上诉法院的约翰·桑伯恩法官，申请成为他的法官助理。8年前，正是这位桑伯恩法官，在高中宪法主题演讲比赛上，将第一名判给了哈里·布莱克门。时值“大萧条”时代中期，司法预算十分紧张，桑伯恩法官会不会雇佣法官助理，尚是未定之数。幸运的是，那年八月，布莱克门的申请终于被批准，只是原来2400美元的年薪被削减为2200元，布莱克门丝毫不以为意，他写道：“2200美金已经不错了，新的生活开始了。”

桑伯恩法官是美国第八巡回上诉法院的七位法官之一，这家法院所辖甚广，管辖达科他、明尼苏达、阿肯色等七个州的上诉案件。法官们主要在圣路易斯市办公，偶尔也巡回办案，在各州均拥有办公场所。

履任之初，布莱克门的主要任务，是为复杂棘手的版权案、财税案撰写案情摘要。他工作起来非常紧张，并被眼疾、头痛困扰，法官对他也态度冷漠。一个月后，他在日记中写道：“法官今天对我说了两个字：早安。爸爸说，这可能意味着‘还有两周’，就要让我滚蛋了！”很快，与法官的交往，成为布莱克门生命最具意义，也最令他获益的关系之一。桑伯恩法官成为他的良师益友、人生楷模。由于桑伯恩膝下无子，对布莱克门视同己出，常常免费让他享用自己和太太在圣克罗伊河附近的周末休闲屋。

18个月的法官助理生涯，使年轻的哈里撑过了“大萧条”时期最难捱的一段时光。他终于有望进入律所工作。不过，布莱克门仍和父母同住，家庭负担依然很重。科温·布莱克门的水果批发铺已经倒闭，他从当地银行与保险公司接下一系列兼差，拥有“市场代表”、“地区经理”等一串漂亮头衔，收入却很不稳定。在布莱克门的日记和退休后的口述历史记录中，都不乏对父亲的批评：“他非常固执，不对任何事情妥协，和大家都处不好。”布莱克门回忆说。即使到了晚年，在父亲去世50年后，他仍对父亲持家无道的事忿忿不平。

“今天一早，爸爸找我要300美元，我知道这一天总会到来的。”布莱克门在1933年9月27日的一则日记中写道，“我当然会给他，但这影响到我自己的计划，还会影响我的婚事。我完全被家庭负担拴住了。还要负担贝蒂读书，但是……我从没见父亲能超过别人，他永远在为迫在眉睫的账单发愁。”

两年后，他在日记里，提到父亲正面临失业压力：“父亲说，工作难保是因为糟糕的经济环境，但我觉得，他又在为自己的牢骚找借口。他的道德观过于僵化，单独来看，他那些道德观都没问题，但是，当你身处窘境，只求保住一份工作的时候，这些道德观却什么忙也帮不上。这类冲突的存在，说明这个社会存在问题，但这些问题确实无法解决。接下来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

当布莱克门为家庭生计犯愁时，沃伦·伯格已在圣保罗一家律所执业，并准备与埃尔维娜·斯坦龙伯格结婚。因为两个好友住在同一城市，他俩已久未通信，布莱克门偶尔会在日记中提到两人何时共进午餐，以及饭局上的高谈阔论。伯格的婚礼在新娘的娘家举行，布莱克门担任伴郎。“与往常一样，身边朋友结婚时，总会‘触动’我，”他写道，“婚礼神圣肃穆，众人皆大欢喜。它证明洁身自好，倾其所有去珍爱一个人是多么可贵。生命中总得有一些事情值得你去珍惜。”不过，布莱克门自己对婚姻的兴趣，还停留在纸上谈兵阶段，他时常约会，也会带年轻女孩儿回家过夜，偶尔会在日记中记叙这些。但他显然不打算向其中任何一位求婚。

尽管在家乡的生活并不如意，布莱克门还是拒绝了可以离开明尼苏达州的诱人机会。这个机会来自法学院老同学查尔斯·怀赞斯基。怀赞斯基是位杰出的年轻律师，担任过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的助理。当时，他刚刚结束助理工作，正在罗斯福政府担任劳工法律顾问，这也是劳工部最高阶的法律职位。布莱克门在法官助理任上刚满一年时，怀赞斯基写信邀请他赴华盛顿工作。考虑到自己再当6个月助理，就有可能在本地律所谋到一份职位，布莱克门婉言谢绝了这个机会。一年后，1935年4月，怀赞斯基又来信了。他强调，这次的机会更加有趣，不仅要处理日常行政事务，还可以时常与位于日内瓦的国际劳工组织联络。“只要你到华盛顿来，就有机会接触浩瀚有趣的法政领域了。”他说。

这一次，布莱克门的确深受诱惑，他也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告诉了怀赞斯基。“我该怎么办？”他在日记中追问。但是，他最终还是选择拒绝。这也正好反映了布莱克门行事谨慎、趋避风险的个性。此时，他已在圣保罗市最好的律所，琼奈尔、道瑞斯克、弗莱彻、道尔斯&巴克尔事务所（Junell,Driscoll,Fletcher，Dorsey&Barker)工作了两年。虽然怀赞斯基许诺，去华盛顿工作后，薪水会比现在的每月200美元多上几百块，但是，在那里待上一两年后，又能去干什么呢？“若我甘愿冒险，自然会欣然接受你的邀请，但我现在左右为难，怕之前的努力半途而废。”1935年5月2日，他在给怀赞斯基的回信中说道。

这段插曲意味着，布莱克门对人生道路作出了非此即彼的选择。怀赞斯基后来在波士顿担任了54年联邦地区法院法官，于1986年去世。布莱克门告诉他的遗孀吉塞拉，怀赞斯基的去世将他“带回1934年以来，一直在自己脑海中萦绕的问题”布莱克门在悼词中说，当时“内心反复挣扎”才拒绝了怀赞斯基的邀请，“我经常想，如果我决定接受，以后又会怎样？那实在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

布莱克门在律所税务部门工作。他接手的第一桩业务，就是起草一起最高法院案件的诉状，当时距离开庭不到一周，由于时间紧迫，他放弃周末，熬夜加班。这起案件的当事人为前妻设立了一个赡养费基金，却总被课征联邦所得税。此人认为，既然前妻从基金受益，就应由她承担税负。第八巡回上诉法院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布莱克门与另外两名高级合伙人，代表这位客户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本案定于1935年10月14日开庭。这是他第一次来到最高法院，这座法院曾经偏居国会山一侧，几经波折，才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立建筑。大法官们在这起名为“道格拉斯诉威尔卡斯案”(Douglas v.WiMcuts)的案件中，一致裁定维持上诉法院判决，要求那名客户依法纳税。

布莱克门对快捷的工作节奏颇觉疲惫。在参加完一起上诉案件的辩论后，他在日记中写下：“忙到下午5点，我才发现今天穿的两只袜子竟不是同一双。总之，今天实在是太糟糕了！” 当然，紧张之余，他并不缺乏各种调剂：与伯格夫妇一起餐叙、滑雪、打网球、壁球、桥牌、听交响乐。他花了702.14美元，买了自己第一部车：一辆双排座的福特，他将这辆车命名为“小可爱”在此期间，他在专业上的声望日隆。1939年，他升任初级合伙人，1943年成为正式合伙人。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楼

在此期间，布莱克门实现了结婚成家的心愿。1938年8月，他在网球场邂逅了年轻的多萝西·克拉克。那个夏天的周末异常炎热，布莱克门与一名球友连战三局，正口干舌燥，在热浪中喘气。这时，他们注意到远处有两个女孩正在对打。单打实在太耗力气，两人决定邀请对方打“混双”多萝西·克拉克是本地一位商人的秘书。“她的腿可真漂亮！”布莱克门后来说。那天下午，他们打完网球后，还一起去游泳。布莱克门与克拉克交往了3年多，直到她有天偶染小恙，他才在病榻前向她求婚。两人于1941年6月21日喜结连理，婚后迁人一座新公寓，从那里步行几分钟就可到达哈里所在的律所。随后几年，他们的三个女儿陆续出生：南希，1943年；莎莉，1947年；苏珊，1949年。

布莱克门的客户之一，是梅奥诊所（Mayo Clinic)，这家诊所的总部位于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东南部70英里的罗切斯特。事实上，他后来大部分精力都花在处理与梅奥诊所相关的法律事务上，如提供税务、房产方面的建议，或者为部分医生提供个人法律服务。1949年，诊所管理层决定聘请他出任首位驻院法律顾问。这就意味着，他将不再是一名律师，成为这家资产过百万的非营利法人的一名高管。他认真思考了数周，与妻子赴罗切斯特考察了居住条件、女儿人学情况后，最终决定接受这一职位。搬家后，他与社区居民相处融洽，也很受医生们欢迎。

布莱克门后来坦陈，在梅奥诊所的9年，是他执业生涯中最为愉悦的一段时光。在他主持下，诊所进行了自梅奥兄弟1919年建所以来的首次资产重组。无论是医疗事故，还是公共关系，他都提供过专业建议。外科医生的晚间餐叙，诊所员工的月度聚会，都喜欢邀请布莱克门参加。他会认真倾听医生们的最新研究进展，分析可能存在的隐患，有时甚至观摩手术或医疗实验的过程。“我发现自己观摩的手术越多，就越能为医生们提供更好的建议。”他后来写道。布莱克门对社区事务也很热心，1955年，他当选为扶轮社罗切斯特分社主席。

布莱克门从私人执业律师变身为公益机构高管期间，沃伦·伯格也在完成自己的人生转型。伯格从1930年代起，就积极参加明尼苏达州共和党的活动，最终走上了全国性政治舞台。1952年，伯格以代表身份，参加了在芝加哥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成为明尼苏达前州长哈罗德·史塔生的支持者。在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与罗伯特·塔夫脱参议员争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资格的激烈竞选中，伯格替艾森豪威尔争取到明尼苏达州代表的支持。大选胜利后，作为回报，艾森豪威尔任命伯格为司法部助理部长，执掌民权事务部。在那里，他将领导180名政府律师，处理与联邦政府有关的各类重要诉讼。

1953年，赶在艾森豪威尔就职典礼之前，伯格抵达华盛顿。两个老朋友之间的通信已经中止了近20年，这时却很快恢复。伯格当时仍是圣保罗市一家著名律所的合伙人，加人新政府后，他的薪水将大幅缩水。“这个决定虽然艰难，但在所难免。”1月8日，他致信布莱克门说，“我们都深知在彼此心中，始终有一种召唤，我们谁都避不开。你选择离开律师行业，捷足先登，走上一条更能令你发挥所长的道路。现在，轮到我做出选择了。”从此，伯格再未回明尼苏达州生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