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家乡念过九年私塾，在这里他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学生逃学，先生抓着便打，越打越逃”，原因是“老师收入太少，一个学生每年才交两块银元，老师生活困难，当然没精力认真去教，学生只有念死书，背死书。这样自然很苦，不愿去学，更谈不上去用功学习了”。胡适的母亲为他多交学费，才使两位先生认真为他讲书。

1904年始胡适到上海生活了六年，先后在梅溪学堂、澄衷学堂及中国公学就学。他自述：“在我停留在上海的时期内，我经历过三个学校（无一个是教会学校），一个都没有毕业。”

清末民初，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除以编撰教科书为重点外，对于一般图书则注重西方文化思想的译介，如严复译的《天演论》等思想名著。这些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术语，都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成了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许多人用这些名词做自己或女儿的名字，原名胡洪骍的胡适，也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中取“适”字做了自己的表字和笔名。

温源宁这样描写胡适：“四十出头了，胡博士还显得很年轻。脸刮得挺像样，衣服穿得挺像样，他真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头发漆黑，不见二毛；前额突出，跟奥古斯都大帝相似；一双坦率的大眼；两片灵活的嘴唇，显得能言善辩；面色红润，却不是由学者的‘生活朴素，思想高超’而来，也不是由俗人的‘饮食丰美，生活放荡’而来。中等身材，十分匀称，一举一动，轻快自如。从外表看来，胡博士是由俗人变为学者，而不是由学者变为俗人。”

《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之后，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胡适也由此“暴得大名”，天下何人不识君，那个时代有个口头禅，居然是“我的朋友胡适之”。

胡适的“朋友”遍天下，连美国人也不能幸免。珍珠港事变前，芝加哥大学教授史密斯当选众议员。时任驻美大使的胡适与此君曾有一饭之缘，得知消息后，便请他来中国驻美大使馆用晚餐。史议员在赴宴的路上突然想起：还不知道主人叫什么名字呢，这可如何是好？但转念一想，只需按“大使”、“阁下”这样称呼，定没错。宴会散后，胡大使送客时免不了“欢迎到敝国旅游”这样的客气话。“中国我是一定要去观光的，”史议员肯定地说，“我到贵国观光，第一个要拜访的便是我的朋友胡适之博士，大使先生，胡适博士现在在什么地方呀？”胡大使听后哈哈大笑，说：“胡适就站在你的对面呵。”宾主相拥大笑，尽欢而散。看来“我的朋友胡适之”在美国也是行得通的。

胡适留学归来，青春少年，声名远播，更兼风度翩翩，对女士温柔体贴，绅士风度十足。他讲课的时候，看到女生坐在窗边，寒风吹进来，他会很细心地走过去替她把窗户关上。与女孩子们在一起，他总是有说有笑，温厚机敏，幽默风趣。自然，免不了有许多女孩子苦苦追求他，写来许多神魂颠倒的情书。1926年，汤尔和赠给胡适一诗，描写的就是当年胡适周旋于红袖之间的情形：蔷花绿柳竞欢迎，一例倾心仰大名。若与随园生并世，不知多少女门生。缠头拼掷卖书钱，偶向人间作散仙。不料飞笺成铁证，两廓猪肉定无缘。

胡适的名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都只有上卷，人送雅号“半卷博士”。

胡适在介绍自己的事业时，只介绍文学是他的“娱乐”，哲学是他的“职业”，历史是他的“训练”，政治是他的“兴趣”，却从未说过教育是他的“什么”。

胡适在评论中国传统戏曲时说，居然竟有人把脸谱，嗓子、台步、武把子、唱工、锣鼓、马鞭子、跑龙套，等等，当作中国戏剧的精华！

胡适说他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是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翻阅《大英百科全书》偶然发现的。

上世纪30年代，赵元任和杨步伟去安徽旅游，游览了黄山，顺便去了歙县胡适之的老家，两人赞叹真是山清水秀之乡，杨步伟和赵元任写了一封信给适之说，你们有这种好风水的地方，所以才出了你这个人。适之回信说：“韵卿（杨步伟字韵卿），我要接吻你一百次，谢谢你。”

1923年春天，胡适应清华大学学生所请，开列了一份共计185种“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把《三侠五义》、《九命奇冤》也列入。梁启超对胡适说：“我便是没有读过这两部书的人，我虽自知学问浅陋，但说连国学最低限度也没有，我不服。”徐志摩看了“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后说：“惭愧！十本书里有九本是我不认识它的……我是顶佩服胡先生的，关于别的事，我狠听他（胡适）的，但如其他要我照他定的书目用功，那就好比要我生吞铁弹了。”

胡适在陈存仁家中，常时喜欢讲笑话，谈小脚，谈辫子，谈打麻雀。他常提起他的太太江冬秀女士。他说，他太太虽是小脚，但早年就解除束缚了，他称她是“改组派”。关于他自己的辫子，在考取官费留学那年（宣统二年），他还是拖着辫子上船的。至于打麻雀，他的太太最欢喜，他自认是怕老婆会的会长，所以非但不反对，而且常常在案牍疲劳之后，也参加打几圈。

民国时期，官员、文人搓麻成风，胡适在《麻将》一文中痛斥麻将的祸害。他算了一笔账，即麻将每四圈费时约二点钟，少说一点，全国每日只有100万桌麻将，每桌只打八圈，就得费400万点钟，就是损失十六万七千日的光阴，更不用说金钱的输赢、精力的消磨。他写道：“我们走遍世界，可曾看到哪一个长进的民族、文明的国家，肯这样荒时废业吗？……只有咱们这种不长进的民族以‘闲’为幸福，以‘消闲’为急务，男人以打麻将为‘消闲’，女人以打麻将为家常，老太婆以打麻将为下半生的大事业！”他把麻将与鸦片、八股、小脚列为“四大害”。

骂归骂，胡适也不是视麻将为洪水猛兽坚决不碰。梁实秋就曾看到过胡适搓麻的情景：“有一年在上海，胡适、潘光旦、罗隆基、饶子离几位在一品香饭店开了房间，硬木桌上打牌，滑溜溜的，震天价响。”梁实秋还记得那次胡适“麻运”不佳，最后输个精光，因为带的现金不够，只好开出一张三十多元的支票，在当时不算小数目。

相对于胡适的胜少败多，胡夫人在方城战中可谓每战皆捷，这让平生不信鬼神的胡适，“小心求证”出“麻将里头有鬼”，亦不失为一趣闻。

唐德刚从胡适打麻将联想到他的思想，有一段精彩的描述：

“一次在背后看他打麻将，我忽有所悟。胡氏抓了一手杂牌，连呼‘不成气候，不成气候！’，可是‘好张子’却不断地来，他东拼西凑，手忙脚乱，结果还是和不了牌。原来胡适之这位启蒙大师就是这样东拼西凑，手忙脚乱。再看他下家，那位女士慢条斯理，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她正在摸‘清一色’，所以不管‘好张子，坏张子’，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

其实“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又岂只胡家这位女客。在胡氏有生之年里，各党派、各学派、各宗师……哪一个不是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呢？！胸有成竹，取舍分明，所以他们没有胡适之那样博学多才，他们也就没有胡适之那样手忙脚乱了！

胡适评论道：“京剧太落伍，用一根鞭子就算是马，用两把旗子就算是车，应该用真车真马才对……”黄侃挺身而起道：“适之，适之，那要唱武松打虎怎么办？”

胡适因创作和提倡白话诗，被称为“新诗的老祖宗”。海内作新诗者均以能得胡适的评论而荣幸，以致后来以《女神》名噪诗坛的郭沫若，以一直得不到胡适的评论为憾。1923年，两人在一次欢宴上见面，当胡适在酒酣耳热中说起他曾想要评《女神》，并取《女神》读了五日时，郭沫若大喜，竟抱住胡适，和他接吻。

有一次，胡适和新月派诗人聚会，对闻一多说：“你们湖北有三杰，一文一武一名伶，文人就是你，武人是黎元洪，名伶是谭鑫培。”闻一多笑道：“你们安徽也有三杰，也是一文一武一名伶，文人自然是你，武人是段祺瑞，名伶是梅兰芳。”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了《大清皇帝辞位后之优待条件》，末代皇帝溥仪因此得以深居宫中，继续着他的“皇帝”生活。在洋师傅庄士敦的调教下，红墙内的小皇帝对外界的一切新事物都充满了好奇：眼镜、电话、自行车。同时，他也了解了国内外的政治文化形势，知道了“新文化运动”（他称之为“白话文运动”），也就“认识”了胡适，读过《尝试集》，也读过《文存》。皇宫装了电话后，溥仪想起了胡适博士，很想听听洋博士是用什么腔调说话，溥仪在紫禁城里打电话约来了慕名已久的胡适，对胡适说：他对民国的优待条件并不在乎，只想多读点书，做一个“有为的青年”。胡适恭维道：“皇上真是开明！前途有望！”见面后，胡适对寂寞的溥仪心生怜悯，在6月6日的日记里写了一首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