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给胡适的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的确抓住了胡适人格中最敏感而隐讳的独特性。开白话文革命先河的胡适，虽给外界强烈的全盘西化印象，成为现代理性精神、宽容、温情、好智的代表性人物，但在文化上，他始终是认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责任与角色，乃至于对国家与文化认同的忠诚。

胡适说：“东方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西洋的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他比较说：“一边是安分，安命，安贫，乐天，不争，人吃亏；一边是不安分，不安贫，不肯吃亏，努力奋斗，继续改善现成的境地。”

1925年，胡适著文谈“读书”，指出“精”和“博”是读书两个要素。他将这个看法编成两句口号：“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

胡适第一个考证出《红楼梦》的后四十回的作者并非曹雪芹。

季羡林的《台游随笔·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里，谈到胡适的“书呆子”气：有一次在北京图书馆开评议会，会议开始时，适之先生匆匆赶到，首先声明，还有一个重要会议，他要早退席。会议开着开着就走了题，有人忽然谈到《水经注》，适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擞，眉飞色舞，口若悬河。一直到散会，他也没有退席，而且兴致极高，大有挑灯夜战之势，早把那个“重要会议”忘到爪哇国去了。

胡适很推崇王安石，认为“他的政治思想主要是用‘有为’来替代‘无为’”。王安石的诗，“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是胡适最爱题赠给别人的诗句。

胡适对齐白石极端钦佩，曾经与黎锦熙、邓广铭合编一部《齐白石年谱》。

胡适是比较老派的文人，讲究读书致仕。因为母亲严厉，胡适少年老成，被戏称为“糜先生”。据说有一次，胡适跟伙伴们掷铜钱玩，一位老农见了非常吃惊，说：“糜先生，你也玩这个呀？”胡适一听，羞愧难当，顿觉失了身分。

胡适早年在上海曾有过一段浪荡无羁的生活。在一个雨丝纷纷的傍晚，胡适大醉后在回家的路上与警察争斗起来，当晚被抓进监狱蹲了一夜。第二天，胡适对着镜子打量自己青肿的脸时，想起了李白的名句“天生我才必有用”，开始懊悔了。此后，胡适在朋友的帮助下关起门来发奋读书，终于考取了当年庚子赔款奖学金赴美留学。

有一回，胡适路过青岛，遇到梁实秋呼朋聚饮。胡适看到他们豪饮的盛况，赶忙取出镌有“戒”字的金戒指戴在手上，表示免战。

胡适是白话文运动的先驱，也是新诗运动的先导，他为此作出了可贵的尝试，并将自己的一本诗集命名为《尝试集》。但是他的新诗往往拘泥于旧体诗的格律，尤其是韵脚，大多遵循古代汉语的韵部。比如，《尝试集》的第一首诗《孔丘》：“知其不可而为之，亦不知老之将至。认得这个真孔丘，一部《论语》都可废。”“至”和“废”在词韵里是通用的，在现代汉语里则完全不押韵。

早年《新青年》刊登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都是惊世骇俗之论，其中有几篇文章倡议“只手打倒孔家店”，而且主张“非孝”，认为孝敬父母，罪大恶极。一般人并分不出哪一篇是陈独秀做的，哪一篇是胡适做的。所以很多人初时的印象，胡适之对父母，一定是属于非孝一类的。但是胡适却极为孝顺。他父亲早逝，所以他得到父亲的温情很短，但他六十三岁回到台湾，他不但把父亲的遗作出版和整理，还替父亲立了一个很堂皇的纪念碑。在他写的四十行述中，一再提到母亲对他的慈爱，“八年的家乡教育”，完全是他母亲一手栽培的。

胡适的婚姻也由母亲一手安排。他从小与江冬秀订婚。程天放有一篇文章说：“他的立身处世，却完全符合中国的伦理之道。他对母亲非常孝顺，他和夫人江冬秀女士的婚姻完全是家长作主订定的，在结婚以前，两人没有见过面，可是他对夫人终身敬爱，到老不变。总统挽适之先生说：‘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真是非常允当。”胡适还说过“中国人的旧式结婚，是先结婚后恋爱”的名言。

胡适膝下有二子，长子胡祖望，得名于胡母冯顺弟，有光宗耀祖之意。次子胡思杜，寓意“思念杜威”，既表达了他对老师杜威的敬重之情，更含着他一生对自由主义的坚定信仰。

伯希和所治之汉学如一座大山挡在中国学人的面前，当时的大师们如陈垣、陈寅恪等都有些焦虑。陈垣曾对胡适说：“汉学正统此时在北京呢？还是在巴黎？”两人相对叹气，盼望十年后也许可以在北京了！

抗战期间，胡适任驻美大使，两个儿子先后到美国读书，仅一年学费就得两千多美元。胡适颇感压力，一面写稿赚取稿费，一面四处演讲，“替儿子筹备一点美金”。孔祥熙知道后，立即汇了3000美元给胡适，胡适系数退回。

1948年底胡适仓皇离开北平，只带了夫人，没带小儿子胡思杜，有一种说法是临时没有找到人；一种说法是胡思杜不愿意随父母南行，具体原因不明，胡思杜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另有一种说法来自他后来的秘书胡颂平，胡适夫妇上了飞机，人们问为什么只有他们两人，胡适回答：“通知上只写接我，却没有说可带孩子。”书生气的胡适让机上所有名流、学者无不为之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