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到北大后，傅斯年日渐敬服胡适，经常去听他的课，甚至邀集一些同学去胡适家中“客客气气的请教受益”。在胡适的影响下，傅斯年对西方著作的阅读兴趣也益发浓厚。“当时在北京大学师生中，文言文写得不通或不好而赞成新文学的很多，文言文写得很通很好而赞成新文学的很少。傅先生便是后一类中的一个。”傅斯年住在校内西斋四号，同室者有精心钻研哲学和古史的顾颉刚，有专心研究词章的狄君武，有迷恋佛经的周烈亚，而傅斯年则“和他的一班不速之客的朋友罗志希等，在高谈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以后文学革命的旗帜，“因得孟真而大张”。

顾颉刚说：“料想不到我竟把傅斯年引进了胡适的路子上去，后来竟办起《新潮》来，成为《新青年》的得力助手。”

1918年10月8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傅斯年给校长的投书——《论哲学门隶属文科之流弊》。文中认为，哲学研究的材料来源于自然科学，“凡自然科学作一大进步，即哲学发一异彩之日”，主张哲学应入理科。此文引起蔡元培的注意。他对这位高才生寄予厚望，题词赠曰：“山平水远苍茫外，地辟天开指顾中。”

1918年，傅斯年与毛子水、罗家伦、顾颉刚、康白情、俞平伯等20人成立了北大学生中第一个倾向于新文化的团体——新潮社，并开始筹办《新潮》杂志。蔡元培、陈独秀从北大每年4万元的经费中拨款给傅斯年办（新潮），胡适则担任他们的学术顾问。1919年元旦，由傅斯年主编的《新潮》创刊号问世。在《新潮》发刊旨趣书中，傅斯年强调该刊是为了帮助同学们“去遗传的科举思想，进于现世的科学思想；去主观的武断思想，进于客观的怀疑思想；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实社会之人；造成战胜社会之人格，不为社会战胜之人格”。傅斯年还豪迈地宣告：“期之以十年，则今日之大学固来日中国一切新学术之策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