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岳霖先生，字龙荪，1895七夕出生，相传金老的父亲那天刚好从外面骑马回家，途中遇到一条大蛇横在路中，金父便等蛇横过路后才策马而行。回家才知其夫人正要分娩，金父便决定：如果生下的是女孩就叫“巧巧”，若是男孩就取名“龙荪”，这就是金岳霖先生字的由来。

金岳霖在清华读书时，清华学堂的伙食很糟糕。四大碗，全是肉。一天，长沙雅礼中学的美国人胡美来参观，胡美问他伙食吃的怎么样，他说：“不好，吃不来。”胡走后，当时任学监的周贻春狠狠批评了金岳霖。

赵元仁和杨步伟在欧洲游玩，遇到了金岳霖。金岳霖向他们借钱，杨借给他30元，杨步伟以为他生活很艰难，正打算等自己的钱到了再借给他一些，谁知三天后他们收到金从意大利来了一封信，信中说，他想想三十元够到意大利去一趟了，所以打算在那儿玩几天。

金岳霖字龙荪，与叶企孙、陈岱孙并称“清华三孙”。他们有一个相同的特点是——终生未娶。

金岳霖的单身一直都是话题。西南联大有四个出名的单身教授：外文系的吴宓，经济系的陈岱孙，哲学系的金岳霖，生物系的李继侗。虽然是单身，但他们的逸闻趣事和恋爱故事在学校内广为流传。

徐志摩为追求林徽因，不惜与他的结发之妻张幼仪在柏林大闹离婚。在张幼仪寻死觅活不愿离异之时，留德的中国学生在好事者的带领下，纷纷围将上来，拉着徐志摩要他到中国饭馆请客，以便献上锦囊妙计。深感走投无路，欲以头撞墙的徐氏信以为真，咬牙大放血，拿出一笔款子，请了七八人到饭馆大吃大喝一通。酒酣耳热之际，有一号称“鬼谷子”的留学生终于献出奇计，认为最可行的一条就是令徐志摩把张氏像捐麻袋一样捐献出来，移交给未婚的金岳霖为妻，众人闻听齐声喝彩。想不到此时金岳霖正在另一间用薄木板隔开的房中与朋友吃饭，听到一帮中国学生于酒瓶碗筷的碰撞声中大呼小叫地喊着自己的名字，忙走出来听个究竟，待弄清事情原委，突然冲进对方房间，将头一伸，慢腾腾地喊了声“咦——”众人见状，大惊，徐志摩那白白的脸颊顿时红了半截。

金岳霖好友陈公惠女士回忆，在美国留学时，一次金老在回家路上遇到房东故德太太。细心的房东太太立刻发现，金岳霖的脸色看起来不大愉快。房东太太很关心他就问：“你怎么啦，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呢？”他便有点委屈地说：“我在国内的女友来信要和我吹了。”然后头也不回地跑到湖边去，这下吓坏了故德太太，生怕他一时意气做傻事，忙找人去劝千万要想开；而金岳霖却为自己编的小恶作剧乐得哈哈大笑。

金岳霖曾与冯友兰、贺麟、瞿菊农、林宰平、沈有鼎等人办《哲学评论》。当时南京国民政府要求他们去回话。当时他们安排冯友兰为理事、贺自昭为秘书，同南京方面的人打交道。而冯、贺为金岳霖安排的任务就是坐在沈有鼎旁边，阻止他发言。金岳霖虽不暂同他们的安排，但还是照办。时为考试院副院长的陈大齐发言后，沈有鼎按耐不住，两三次要发言，金岳霖都抓住了他的衣服，不让他说话。金岳霖晚年，在回忆文章中向沈有鼎道歉。

张若奚和金岳霖是好友，但有时候也吵架。有一次话不投机，争论起来，金说张真是充满傲慢与偏见，张马上反驳说，你才是缺乏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理智与情感》是简奥斯汀的两部著名小说。）

20世纪30年代，金岳霖和朋友们到周六就聚会，他们成为“星六聚会”。聚会时，金岳霖从来不谈哲学，谈的多的是建筑和字画。金岳霖谈建筑大概与林徽因有关。

罗素不喜欢共产党，也不喜欢斯大林。1943年，金岳霖在华盛顿碰见了罗素。金岳霖说：“现在打起来了，我们一定胜利，对局势你总算满意了吧？”罗素投向西翘，卷嘴东指，说：“他在那里，有什么办法。”

金岳霖说：他们这些知识分子在阶级立场上跟罗素完全一样。解放后，他们曾质问艾思奇：“毛主席到莫斯科，斯大林为什么不去迎接？”艾说他不知道，他可以打听打听。第二天上课时，艾回答说：“斯大林去了，可是没有接上。”

金岳霖先生个性天真，为人乐观。1982年，已是87岁高寿的金老身体每况愈下，但是据金岳霖的学生回忆：他每天还按规定的时间听新闻广播，看报纸。他埋怨保姆说：“我今天不高兴。你为什么不按时叫我，我跟不上时间了。”他还自慰地说：“这几天我能从沙发，走到屋门了，又进了一步。看来短时间死不了，我要看到‘四化’。”

金岳霖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客厅：“一个光棍住在那样几间房子里，应该说是很舒服的。如果说的是白天，那几间房子确实舒服。到了晚上，特别是上床后，问题就不同了。只要灯一灭，纸糊的顶棚上就好像万马奔腾起来，小耗子就开始它们的运动会了。好在那时候我正当壮年，床上一倒，几分钟之后就睡着了。”

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初到中国时，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以及蒋廷黻、金岳霖等人交往很深。1942年他再度来到中国，为中国知识分子在抗日战争中面临的艰难生活所震惊。他在回忆录中说：“获得食物和住房，以及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成了联大教职员工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我的朋友，哲学家金岳霖，经济学家陈岱孙，英语系的夏威夷美籍华裔教授陈福田都刚刚搬到美国领事馆隔壁的老剧场露台上住，搭起了临时的活动房屋。”接下来他描述了这些活动房屋的情景：“大老鼠在纸糊的天花板上跑来跑去，几乎从上面掉下来，于是我们谈论到买一只猫，但一只猫时价为银洋200元。”

在西南联大时，日寇的飞机经常在云南上空进行空袭，这使得联大学者的生活雪上加霜，联大师生饱尝流离失所之苦。我们从陈岱孙先生的回忆中可以看到：住所几度被炸，几度搬迁：我们在昆师、农校又住了一段不长的时间。后来，金岳霖先生和我们十几个同事租了城内翠湖旁边一民房居住。但住了又不长的时间，这一座小院子在另一次空袭中中弹被毁。我们收拾余烬，和另十来个同样无家可归的同仁一起迁住清华航空研究所租而未用的北门街唐家花园中的一座戏台，分住包厢，稍加修缮，以为卧室。台下的池座，便成为我们的客厅和饭厅。金先生和朱自清先生、李继侗先生、陈福田先生及我五个人合住在正对戏台的楼上正中大包厢。幸运的是，我们在这戏台宿舍里住了五六年，直至日本投降。联大结束，不再受丧家之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