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庸所有的作品中，都寄寓着如此的感叹。

还是虚竹小和尚说得好：

“庶民如尘土，帝王亦如尘土。大燕不复国是空，复国亦是空。”

《倚天屠龙记》中的谢逊最终悟得：

“师父是空，弟子是空，无罪无业，无德无功。”

有人评论，金庸的小说中正义固然得以伸张，但伸张后只剩下空虚，给人“回首当时已惘然”的感觉。

如果说金庸的小说，写尽了人生的“虚空”两字，是并不过分的。他小说的焦点都是争夺和仇杀，围绕着武林秘笈、金银财宝、名誉权位，一大帮人争个你死我活，但到最后，谁都不是赢家。

《白马啸西风》，争夺一张高昌古国迷宫的地图。

《鸳鸯刀》，争夺一对刻着“仁者无敌”的利器。

《书剑恩仇录》，争夺帝位，满汉两族争得不亦乐乎。

《碧血剑》，争夺金蛇秘笈及徐达府的宝藏。

《射雕英雄传》，宋金蒙三方逐鹿中原，争夺江山；武林高手云集江湖，争夺《九阴真经》。

《神雕侠侣》中争的是情。

《连城诀》，争夺连城诀及江陵天宁寺内的金佛宝藏。

《雪山飞狐》，争夺天龙门宝刀及冰窟宝藏。

《飞狐外传》，田、苗、胡、范四家连环仇杀。

《倚天屠龙记》，争夺倚天剑和屠龙刀，蒙汉争霸天下。

《天龙八部》，辽、汉、慕容氏争霸中原，萧氏复仇。

《笑傲江湖》，争夺辟邪剑谱及五岳盟主之位。

《鹿鼎记》，争夺四十二章经内宝藏，汉、满、蒙、藏民族大决战。

对一般的人而言，最大的向往是“利”。在金庸作品中，有许多因财宝引起的纠葛和矛盾，尤其是最初的几篇小说中，人物的行动都是围绕着传说中上代遗留下来的巨大宝藏而斗争。后来的几本书，夺宝的情节不再出现，直到最后一部《鹿鼎记》，又出现了争夺满人龙脉宝藏的情节。

至于武功秘笈，对于一般人没有什么用，但在武侠世界，则人人都想得到，人人都梦想得到这些秘笈从而一朝称霸武林，号令天下。与秘笈相关的东西是神奇的武器，如刀、剑、匕首之类。《射雕英雄传》是争夺武功秘笈的典型，《倚天屠龙记》是争夺神奇武器的代表作。

另外一些人则看重权位。有了权力，就有财富；有了王位，就会有武林高手为他效劳。例如在明教中，一登教主之位，能人之辈，如左右光明使者、四大护法，还有所有邪派黑道高手，从帮主到小喽罗都甘受驱使。所以名位之争，对野心家而言，吸引力最大。

金庸的小说，大多涉及到名位的争夺。小规模的，是掌门之争、帮主之争，大规模的当然是所谓正邪两派和武林盟主之争，最大的莫过于江山帝位之争了。不论大规模小规模的争斗，都是异常激烈，血腥味十足。

同门相争正宗，《天龙八部》中有东宗之争，《笑傲江湖》华山派有剑宗气宗之争。虽然均为同门，但相争之时也绝不留情，见面即拼，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而且都要将对方置于死地而后快，谓之“清理门户”。

帮主、掌门之争，争斗手段残酷，和与死敌相斗时是不遑多让的。争夺掌门之位，杀戮之狠又以全真派为最。全真派王重阳为祖师，二代掌门马钰，至第三代，人才鼎盛，掌门悬而未决。按理应是尹志平继位，但赵志敬觊觎大位，借着蒙古人的势力，将异己全部清除，斩草除根，残忍之极。

丐帮的帮主之争，在几部小说中都有反映。丐帮自洪七公、黄蓉之后，后继无人。霍都王子曾化妆何师我入帮，企图夺取帮主之位，但终于败露。野心家陈友谅也曾挟天子以令诸侯，用人冒充帮主史火龙，最后也失败。

教主之争，最深谋远虑的是任我行和东方不败。后者早有不臣之心，前者将计就计。最后二人难免当面一战，结果东方不败身死，而任我行也被刺瞎一目。两人争夺教主之位，祸及下属，非我一派，立遭诛杀，绝无妥协之处，残酷冷血。

还有左冷禅、岳不群五岳盟主之争，旷日持久，阴险狡诈，手段狠辣。一个是处心积虑早有野心，蛊惑人众，暗中使坏；一个是假冒为善，见机下手，毫不留情，决不手软，甚至要将别派赶尽杀绝。

武林至尊之争也是代代不息的。什么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华山比剑，历时二十五年，非要决出个胜负来，以便当上大哥大，号令一统江湖。什么正派、邪教，白道、黑道，总要打个你死我活，杀个天昏地暗，为了所谓武林正统、武功正宗争执不休。

更有民族之间的仇杀，江山国土的争夺，更是惨烈非常，生灵涂炭，百姓遭殃，血流天下，延绵数百年而不绝。

金庸对于这种种争战的刻画和描绘，表现出他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对民族性格、民族心理的深刻理解感悟，也反映出他对这一切的批判和厌恶。

即使在刀光剑影当中，在生命悬于一系之际，读者也不难体会到金庸对于人类宽厚同情的心灵。看出那种对世俗、对竞争的厌倦和无奈。所以，就有刘正风的“金盆洗手”，宣告退出江湖；江南四友藏身梅庄，与琴棋书画为伴；还有谢逊的自我流放荒岛，誓死不回中原；南帝的佛影青灯，与世无争；……

耐人寻味的是，不管怎样的开篇，经过什么历程，金庸作品中主人公的结局大多是归隐。

其实，所有的征兆都表明，金庸总归要走到这一步来的。

那个古老的中国，似乎是悬在侠客们的那一柄银光闪亮的长剑上，和由这长剑反映日月所摇起的浮光掠影的玄思中。屈身在武侠的历史中，某些人生态度便从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到，向现实世界中快乐或痛苦的人们伸展着触须。

金庸说，“我觉得人生永远美满的似乎不太可能，就算最后圆满，茫然的感觉也在所难免，一切目的都达到了，还是很空虚的。于是我们也可以品味得出，中国人的悲欢苦乐往往是交织着茫然了。”

所以，金庸给了他的人物两种选择，要不就是死，要不就是隐逸，没有第三种选择可作人生的缓冲。

多么决绝的态度。

从第一部《书剑恩仇录》开始，他的作品就是以悲剧收场的，无论是陈家洛等红花会英雄的抗清大计，还是陈家洛本人的儿女私情，均以悲剧告终。而小说又通过陈家洛的悲剧性格及其具体的爱情悲剧与事业悲剧，揭示了更为深刻的历史悲剧。红花会英雄试图通过换一个汉族皇帝，乃至通过同一皇帝换一套汉族服装，便以为是抗清大计的完成，而对封建社会的历史本质毫无认识，对封建社会的政治体制毫无反抗。这就决定了这一干英雄人物的失败及其悲剧结局的必然性。

《天龙八部》中的乔峰最辉煌，他不知圆了多少人的英雄梦。几乎金庸笔下所有英雄的影子和美德，在他的身上都能找到。但这样的英雄必须死。他首先不能见容于汉家武林，因为他有契丹血统，他只能在必须杀人或者自杀之中选择一个。

世道有时候就是这般不平！

人有时候就是那样混账！

于是，乔峰一咬银牙，选择了“掌心一翻，把匕首送进了胸膛”这一条路，死在父亲当年被汉家武林无辜相逼而跳崖的附近。他父亲碰巧没有死，活过来了，然而乔峰能吗？当然不能。

乔峰的悲剧是那种命运的悲剧，是因自己内心产生的各种价值观念的冲突，一种无法分别是非，无法分辨善恶的无可奈何的冲突所造成的希腊式的悲剧。（沈君山语）

万念俱灰之后，过去的侠士们往往于悲怆中追寻和营造了一个精神家园，那就是隐逸。

金庸的作品中明显区分出两大生活方式，便是忙于世与隐于世。在他笔下，年轻的主人公都曾经“有为”过，他们总是在尘世中先忙上好一阵子，到了很后头才找到通往佳境的一条门径。而年高有成之人，已经固定其生活方式，凡事能处得其主，很少受到外界干扰，他们现身的形式，通常是归隐。但这并不是他们的专利，年轻的年老的最终都会殊途同归，这就是造化弄人了。

不是吗？《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他的内心总是向往自然、平和与无为的。他的所作所为，都是被环境、形势所逼，万事之来，往往顺其自然而不愿拂逆旁人之意，往往宁可舍己从人。他之习乾坤大挪移心法是小昭之造成；任明教教主既是迫于形势，亦是杨逍、殷野王等动之以情；与周芷若订婚是奉谢逊之命，不与芷若拜堂又是为赵敏所逼；……若非最后一“死”（没有死成），他会困在这些错综复杂的网中窒息。这固然也因了他本身性格的不够明朗，不够坚执。

其他的顶天立地的英雄又如何呢？且不说郭靖无意于华山论剑，但却成了公认的武林盟主。即便是《侠客行》中那位被叫做“狗杂种”的小叫化，他也万万想不到居然因偶然能得到“玄铁之令”的机缘，随之即有武林怪杰摩天崖谢烟客可供驱策。小叫化没有登堂入室的奢望，甚至大字不识一个。然而后来却又因目不识丁而致心智上的“无著”、“无妆、“无作”、“无愿”，一举破解侠客岛上的《太玄经》，并就此练成神功。他对生活可说是毫无非份之想，一向是无人陪他捉迷藏玩泥沙的，但是却在莫名其妙之中，成了江湖大帮会长乐帮的帮主石破天，身边帮众如云。而且小叫化还未来得及认真去想想“我是谁”时，却又成了大侠石清夫妇的次子石中玉。作为一个一下子是“狗杂种”，一下子是“小叫化”；一下子当了“石破天”，一下子成为“大粽子”；一下子被人称作“史亿刀”，一下子又变成“石中坚”的人，面对或低贱或尊贵的身份，他都不乐于那些阴差阳错的鸿运巧合。然而面对众人异口同声地强加于他的一切，他也只能无可奈何，有口难辩。

“对于真的东西，你不能不怀疑，你又不能不信奉，这也许就是离奇古怪的生活对人所进行的异化吧？金庸似乎意在告诉我们，你如果想去适应社会，那么你最好是先去怀疑自己。”（刘新风语）

这就是东方神秘思想的启悟吗？武侠们一旦走到了这种境地，冲突或者挫折，斗争或者胜利是否便告消弭了呢？

金庸是希望如此的，在和朋友谈话时他提到：“佛家经常讲‘变’，所谓一刹那，是比一秒钟还要快些，而且是无从度量的，刹那间即是一‘变’，这当然是象征性讲法了。透过了‘变’，佛家不认为人生在任何方面是单向完满的，悲亦不久悲，不止于悲，喜亦不常喜，不止于喜。同样的道理，可以解释伟人与美人总难出脱于自己的法律，也就是注定会衰会老了。这就是所谓的无常，所谓的茫然。茫然之感，恐怕更能贴切地传达出人生百态的讯息。我常想着：什么样的感触都会在时间中淡去，谈成了茫然。”

既然造化弄人，茫然无措，因此《碧血剑》里袁承志在历经种种曲折之后，发现了清朝新主皇太极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道德沦丧，穷凶极恶，相反却是精明强干，颇有顺天爱民之识。又见到崇祯皇帝虽刚愎可恶，糊涂可恨，但却也是满腹苦闷两鬓早衰，殊无为人君之乐。反而自己义无反顾支持的李自成，攻陷北京，登上龙位，做了大顺皇帝后，不思进取，狂妄自大，加害功臣，致使根基不稳，龙椅还没坐暖，便被清军所败。赶出北京后，更是兵败如山倒，一发不可收拾。面对此情此景，他不由得心灰意懒，空负安邦之志，遂吟去国之调，远走海外，到荒岛上去创建自己的“桃花源”。

《笑傲江湖》实应为“笑傲江湖而不可得”。“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实在是一句至理名言。且不说衡山派掌门人刘正风想与日月教中的曲洋长老退出武林，共奏那“笑傲江湖”之曲，反成了他的丧命亡家之因由。他的“笑傲江湖”的梦想，只能是他内心的一种渴望，不可能见容于江湖间的同道，不可能跳出政治斗争的漩涡。日月神教中的江南四友盼望在孤山梅庄隐姓埋名，享受琴棋书画的乐趣，然而却终究无法做到，遂以身殉，其悲可感。即便是令狐冲和任盈盈经历了许多周折，最后终于结成了夫妻，从此息影江湖，恐怕多半是一种“良好的心愿”而已，世上岳不群之流的人物太多，而令狐冲是斗不过他们的，唯有逃逸。

只是我们担心，在那种政治斗争、政治体制以及由此组成的“泛政治社会”之中，何能如此天遂人意？而在这种时时处处人人事事皆是政治、斗争、阴谋、迫害的情境之中，他们又能到哪里去寻找过上自由自在，放浪形骸，平和恬淡的生活的干净地方？

但是，除了死，就唯有这条路了，金庸只得继续让他的人物退隐下去。在他还未封笔之前，越女阿青为了爱情一隐再隐，留下了一套越女剑法和“西施捧心”这一最美丽、最令人难忘的形象。狄云在经历了不可思议，不可胜数的磨难与欺凌之后，带着初恋情人的遗孤，心灰意懒地来到荒芜人烟的宁静雪谷，和也被别人弃若敝履的水笙一起，开创自己的“理想福地”。杨过在俗世中尽了应尽的义务后，也携着小龙女，到他们曾经憧憬过的天长暖、花长开、叶长绿的地方生儿育女去了。头衔多得不得了的韦小宝，饶是他如何随机应变，滑头无比，忠义不能两全仍然逼得他无所适从，只能横下一条心，弃官退隐，告“老”还乡，从此不知所终……

细数一下，我们才惊觉，金庸的十四部作品，占半数之强的结局，都是或暗或明往“归隐”一途走去的。兜兜转转，他还是回到了中国知识分子源远流长的最本质的地方来了：从儒到道到佛。

中国知识分子从来也不是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他们必须依附于君权，方始能显示其自身的价值，必须在君王的关照之下，才能汇聚成可发挥其功能和作用的士大夫集团。这就使得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既不得不参政，又在君王的统治下失去参政前的原初意向。他们只能扮演着上情下达，经邦治世的角色。叵遇明主，他们就做了许多好事；若遇昏君，他们一样遭人诟骂。

但实际上，他们与民众又常常是脱节的，难以沟通的，故有“君子”与“小人”之别。这就使得士大夫们即便“身在江湖”，仍然“心在魏阙”。不得起用时，也就只有慷慨悲歌，看破红尘，甚至看破生死，达到某种十分接近宗教意识的通达解脱。但在他们内心深处却总是恪守这样一个既定的信条：忠君等于爱国，爱国必须忠君。

屈原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在他的身上，楚文化原始生命张力与中原文化中儒的宗法思想，十分矛盾地纠葛在一起，而且，往往是前者占了上风。所以，他才不时以香草自喻，而已露才扬己，天马行空，孤芳自赏，“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正因了他的孤傲自许，他那种诗人气质的清高，使他在政治上不可能得意。试问，作为君主的楚怀王何以非要听从下臣的教导呢？屈原所言之“来吾道夫先路”，不是很自负地告诉世人，他比别人，甚至比君王更高明吗？

金庸在《鹿鼎记》里也写到韦小宝和康熙的关系，但描写的却是在一个特殊的社会政治圈或文化性格圈中发生的故事：统治者的儒雅风流与被统治者的鄙陋无文，统治者的伪善守礼与被统治者的赤裸无耻，统治者的虚荣与被统治者的阿谀，乃至统治者的“统治”需要与被统治者的“自我保护”及“寻求倚赖”的需要之间，……显然有一种极为微妙而又隐秘的渠道相通。这二者合而为一，当然就能建功立业，所向披靡。

试想想，若是把韦小宝这个角色换成是一个知识分子，还会有这本“传奇的历史”，“历史的传奇”出现吗？因此，屈原只能满怀悲愤自沉汨罗江，而韦小宝得意洋洋地当上了通吃侯。

与屈原不同的诸葛亮，则是先“不遇”而隐居卧龙，以后得刘备三顾茅庐出隆中而成大业。“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堪为人臣之师，万世之表。然而，若是没有刘皇叔之三顾，或出山后未得重用，或重用之后，明主又一时昏聩听信谗言，疏远了孔明，则孔明能“风夜忧叹，恐托付不效”吗？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之优点和弱点可见一斑了：知遇之恩是激励进取，鼓舞奋进的最大精神动力。

金庸从“正义之侠——大侠——中侠——小侠——无侠”写到“反侠”，从“江山”写到“江湖”，就是想摆脱传统知识分子的窠穴，而还原人的本真。

屈原式的知识分子代代都有，但变肉体的“自天”为精神的“天放”也逐渐流行起来。

天然放浪，远离尘俗，陶渊明最有代表性。当他意识到“误落尘网”后，便掉转头来，“守拙归园田。”在家乡，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毕竟家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且还常携带僮仆游山玩水，酒足饭饱，比起一般农民樵夫不知强了多少倍。所以诵诗作画，抚琴对奕，不脱文人之雅兴。但他既自感“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却又问何时显“金刚怒目”相呢？毕竟心中念着的还是“岁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

而后来的苏东坡，同样也是个十分矛盾的具有双重性格的文人。他既钦慕屈子、孔明、陆蛰等经世济时之风云人物，又酷爱陶潜、谢灵运、王维这样的避世高人，追求禅理之精妙，欣赏隐士之逸趣。故而一时认为“丈夫重出处，不退要当前”，显露出正宗的儒家风范；一时又有感于“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发出了“吾生寄如耳”之类低沉的咏叹。后世文人，大抵都有着这样的作风心态。

就总体而言，中国传统的士大夫不管是“一朝看遍长安花”的得意者，还是“明朝散发弄扁舟”的失意者，都曾有过在进取与隐逸中选择自身价值的痛苦磨炼和抉断，有时还是反反复复的。一方面，儒的“正雅”，包括宗法秩序，一统思想，大济苍生等等，在历史的沉积层中已根深叶茂，且又富有人情味和责任感；另方面，庄与禅的变通、圆融，又是他们逃避精神烦恼，摆脱内外交困之心灵压力的唯一出路。

所以，“兼济大下”与“独善其身”不仅是互补的，而且是文人心态的矛盾统一的两个方面：如不“独善”就谈不上“兼济”，而无“兼济”则“独善”也不痛快。正所谓“进亦忧，退亦忧”。而一旦想通了，看破了，则进与退原本并无质的差别。按佛家的理解“一切方法由心生，若悟真性，即无所住，无所住心，即是智慧。”这样就“达亦不足贵，穷亦不足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