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不见香港，高楼更多，霓虹灯更亮了。然而她的心情，却只是黯淡。

在宋淇家附近的东亚旅馆租了个小房间，几乎是立刻投入到电影剧本的创作中，夜以继日地写写写，写完了就拿给宋淇看。一切都仿佛回到六年前，只是她现在已经不是一个人，她还背负着她丈夫的生活所需，她要为他们两个人拼搏，因此她也比以往更辛苦。

这是她第三次来香港——第一次是读书，第二次是复读，这一次，纯是来讨生活。

香港到处都在拆建，到处生出新的白色的高楼来，她想香港大学半山的杜鹃都被砍光了吧？但既没时间也没心情去探一探。每天的工作时间从早晨十点开始，一直要写到凌晨一两点钟才休息。屋顶有个大洋台，晚上空旷无人，她写得闷了就会上去走走，那么大的地方竟走得团团转，就像当年她父亲饭后总是在屋厅里走趟子，滔滔长吟。

由于疲劳过度和压力太大，爱玲的眼睛患了溃疡并且出血，医生要她休息，可是她每天写作时间超过十小时，哪里能够得到休息呢？她来台湾时乘的是经济舱，因为飞行时间长座位又狭窄，使她的双腿浮肿酸痛，加之长期伏案写作，血液得不到循环，肿胀非但没有消退，反而更严重了，每次坐久了再站起来，都跟打一场仗似地难过，这时候，她是多么希望有人可以扶她一把啊。

可是，她却连买一双稍微大点的鞋子来包容肿胀的双脚都不舍得，苦苦地捱着，要等到年底大减价再说。这期间她写给赖雅的六封家信后来被公布开来，信中闲话家常，却时刻露出一种捉襟见肘的窘况，看得叫人恨不得坐了时光机过去，送她一双温暖的鞋。

“试试看找一个小巧便宜的公寓吧，暖气不是问题，但不要爬太多楼梯；厨房呢，最好可以用餐桌延伸到另一个房间。我现在起得早，所以没有时间冲突的问题。况且我现在可以很快地出门了（因为眼睛的毛病，我不能戴隐形眼镜，也不能用化妆品了），只要天气好随时可以出去走走。据我所知，我们的运气会在六三年中好转，可是我却为了如何度过六二年而失眠。美国航空不直飞华盛顿，所以得在纽约换机，我原想顺便到彼得堡去拿我的箱子，带回华盛顿去拍卖，不过所花的旅费可能超过那口箱子的价值，所以作罢……甜心，爱你，期望三月初能回到你身边。如果能赶上二月三十日的班机的话。你还疼吗？告诉霏斯我爱她。”

这是她在1962年一月写给赖雅的信，此前她也一直有写信给他，可是由于她在日常生活上的惊人的糊涂使她接连犯了几个不大不小的错误，先是因为搞错地址，她写给赖雅的前五封信都丢失了；而这一封信又说，如果赶得上二月三十日的班机就会回美国——可是，二月是没有三十号的呀！这真让人哭笑不得。

难怪赖雅会以为她是有意开玩笑，说一个永远不可能赶得上的班机起航日期来拖宕他。同时，从这封信上亦可以看出，赖雅此时已经康复，且打算定居华盛顿。

他在霏丝家附近找到了一座满意的公寓房子，还在来信中描绘了房子的草图。

爱玲回信说：

“你的来信加上那张蓝图真让我开心，那就是我真心想要的家。上星期天终于完成了第二集，可是眼睛因为长时间工作，又出血了……我预计可在三月十六日离开香港。不过到时候情形跟现在的可能差不多，因为不可能马上拿到稿费，所以我的钱要留在身边付机票的预付款。你可以维持到三月二十左右吗？……医生已安排了一个十二支针剂的疗程，治疗我眼睛不断出血的毛病。为了填满这几天的空档，我替MCGARTHY出版社翻译短篇小说，一想到我们的小公寓，心里深感安慰，请把钱用在持久性的用品上，不要浪费在消耗品上，如果你为了我去买些用品，我会生气的，不过，一个二手的柳橙榨汁机不在内。我最需要的是一套套装、一套夏天的西服、家居服一件、一副眼镜，大概不超过七十美元，可是得等两星期才能做好，又得先付钱……”

满纸都是“钱”字。她被钱压得要虚脱了，不仅为自己担忧，还得为赖雅谋算，问他手头的钱可不可以维持到三月二十号她回来。赖雅年轻时大手大脚惯了，这份“潇洒”到老年也没改净，还是喜欢买些华而不实的东西，把钱“浪费在消耗品上”。他却不些不体谅，那一张张钞票上，可都是爱玲眼睛里滴出来的血呀！

赖雅接到这封信后，在日记里写：“真好，她喜欢我描述的公寓！只是她被那部香港电影缠住了，不得不等着拿到钱后才可以回来。她已经很累了！又孤单又疲倦，想回家，她说最迟三月中会回来。这好像给我打了一针强心剂。无论是收到爱玲的信还是寄信给她，都是一种快乐。”——他当然快乐了！

二月初，《红楼梦》上下集剧本终于完成。然而爱玲把剧本交给宋淇后，宋淇却说自己做不得主，因为对《红楼梦》太熟悉了，评论时难免主观，要给老板们看过，因为他们没读过《红楼梦》，评价会更客观些，要等他们读过之后才能修改。

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为宋淇这话大抵有推托之意。每个“红迷”都有他自己心目中的《红楼梦》，无论是谁来改编它，都会看出许多不满与不足。我从小到大将《红楼梦》读了不下十遍，改编的电影或电视也都尽量找来看，每次都觉编剧剪裁不当，导演理解不到位，边看边顿足，有时为了一句台词、一个称谓、甚至一个手势也会郁闷半晌，近日更是为了五十集新版《红楼梦》电视剧的事屡屡对媒体公告我的不满，弄得一个不知什么人要问我有几条命——我所见不同版本、剧种的《红楼梦》中，自以为最美的林黛玉应该是三十年代初周璇的扮相，卜万苍导演；最好的宝玉是1977年邵氏出品、李翰祥导演的《金玉良缘红楼梦》之林青霞；而最好的编剧则是岑范导演的越剧《红楼梦》，唱词华美雅丽而又流畅易懂；至于大陆八十年代拍摄的两个版本，对于《红楼梦》故事的普及倒也功不可没，然而都给人寒酸小户的艰涩感，全无大观园的从容，相比之下，电视剧要强于电影，至少陈晓旭的林黛玉扮相是深入人心了，结局的修改也是融合建国后的红学研究使足了力气的；之后台湾亚视拍了七十三集连续剧《红楼梦》，张玉燕的林黛玉，仍是在程高本基础上结合脂批线索进行改编，是又一次对红楼探佚的努力尝试。

张爱玲编剧的《红楼梦》会从何处着眼、又会做怎样的选材呢？她是反对“掉包计”桥段的，那么她将如何处理宝黛的结局？

“绿蜡春犹卷，红楼梦未完”。所以无人可以解读。我的“西续红楼梦”第一部《黛玉之死》出版后，曾经悬贴声明：哪怕能找出我一字一词或者任意一件家俱器皿饰物错用者，也会立即赠书。结果吸引了一大堆红迷，其中不乏高手名家，然而炼字用词的错误并未挑出多少，却多在某一句话或某一个情节上有所执疑，总觉得他心目中的林妹妹不是这样说话，贾宝玉不会那样动作，几乎关于每个桥段的设计都会有两种意见相持不下，而我尝试用这种放大镜的眼光去挑剔前八十回，发现简直没有几章是“合理”的——我们实在爱红楼爱过了头，竟把它当成数学题来解了，结果是无论如何得不出答案来，就算有人忽然出土了《红楼梦》原稿的下半部，我们也会当赝品来看，因为心目中总有更好更完美的一部。

宋淇和张爱玲都是红迷，他信任张爱玲的才华，所以请她编剧，可是他更崇拜《红楼梦》的高山仰止，而张爱玲毕竟是人不是神，还不能与他心目中的《红楼梦》精魂相比，因此他总也会在剧本中看出许多不足来，却又不便定论，于是想让旁的人来替自己做决定。

然而这样一来，爱玲就必须得再等些日子。宋淇为了不让她白等，建议她再留一个月，写下一个剧本，可以多得八百美元，相当于他们在旧金山四个月的生活费。

然而赖雅却不予理解，而且来信抱怨她“无限期地延后”，爱玲只是回信解释：

“是因为要多赚八百美元——我称它为‘有回报的两周’。我工作了几个月，像只狗一样，却没拿到一分酬劳，那是因为一边等一边修改的缘故，为了省时间，所以许多剧本会在最后一分钟完成。刚完成第三和最后部分的大纲，并且刚送去宋家，想在农历年前给他完成审稿，因为过年期间他会很忙，加上一个明星的诉讼案，根本找不到他的人。我真为你感到骄傲，能找到这么适合、这么便宜的公寓，真惊讶你是怎么做到的。从来不认为你是浪费的，然后逼你只能买家用品，你的弱点加上我的小小的恨意。目前请不要对我如此超级敏感。”

真正是一字一泪，令人不忍卒读。她如此辛苦而狼狈，自称“像只狗一样”，却还要小心翼翼地夸奖他，安慰他，也哀求他：不要再这么敏感，不要再对我施加压力，不要再指责误解我了！

这是她第二次形容自己“像只狗”。

第一次是在散文《气短情长及其他》中写着：“今年冬天我是第一次穿皮袄。晚上坐在火盆边，那火，也只是灰掩着的一点红；实在冷，冷得瘪瘪缩缩，万念俱息。手插在大襟里，摸着里面柔滑的皮，自己觉得像只狗。偶尔碰到鼻尖，也是冰凉凉的，像狗。”

那时，她还没同胡兰成离婚，不过他们不常在一起。她大概感觉到冷，孤单，由衷自怜。而这一次，还是这样地冷，这样的孤单，却比从前更狼狈。

农历年到了，宋淇为了演员官司的奔波总算告一段落，然而《红楼梦》的剧本却还是没有敲定，他一时同张爱玲说邵氏公司可能会提前拍摄《红楼梦》，如果是那样，电懋便有可能要放弃；一时又请了另一位李编剧来吃饭，言下有换刀之意。

这令张爱玲又焦虑又难堪，面临山穷水尽的窘况，她不得不向宋淇借钱，而这无疑对双方都是一种痛苦而屈辱的折磨。在宋淇，多少会觉得这是某种暗示，是张爱玲对于他们迟迟不付稿酬的抱怨与施压；在爱玲——唉，伸手岂是那样容易的？

虽然说朋友有通财之谊，然而其实借钱是最伤害友谊的一件事。我姐姐有句名言：你要想得罪一个人，就借钱给他，然而再向他要。

张爱玲不擅交际，却并非不懂得人情世故，她对于世情的观察和了解其实是最深刻的，而且因其敏感而倍受折磨，因为自卑而不能忍受一点点轻怠。风烛残年的丈夫，摇摇欲坠的婚姻，租来的公寓，借来的工作，还有赊来的生活费，这世上到底有什么是属于她的、可以真实拥有的呢？

元宵节的前夜，站在东亚旅馆的阳台上，看着天上一轮满月如烧，张爱玲感觉到自己被抛弃了，被整个世界、被时代、被人群、被朋友抛弃了。她在给赖雅的信中凄然写下“他们不再是我的朋友了”这样激愤的句子：

“跟宋家借钱是件极痛苦的决定，而且破坏了我们之间的一切，我无法弥补这种艰困的关系。……宋家冷冷的态度令人生气，尤其他认为我的剧本因为赶时间写得很粗糙，欺骗了他们。宋淇告诉我，离开前会付新剧本的费用，言下之意是不付前两部，即《红楼梦》上下集。当我提议回美国再继续修改时，他们毫无回应……

我无法入眠，走到阳台，站在一轮红红的满月下，今夜是元宵节前一天，他们已不是我的朋友了，不过我会从如此恶劣的交易中存下几百元。我打算再留两周，跟他们协商后续问题，按原定计划三月十六日离开。”

1962年3月16日，张爱玲飞离香港，回到了美国。

临走前，张爱玲约了一位表亲在香港饭店见面，散席后，她一个人往后街去，想买点廉价金饰带回去送人。七拐八拐，忽然进来一条街，那不是从前摆绸布摊的街吗？战后她和炎樱离港前，在这里买了红的蓝的布料，回去做衣裳，像流动的国画。如今居然劈面重逢了？

往事如潮，像涌动的无声画布将她拥裹，四周褪成了喧闹的鬼市，故人旧情，熙攘其间。最终她买了两只小福字颈饰，串在细金链条上，疑真疑幻地走回去，看到拦街有一道木栅门，倒又想起《红楼梦》来——

“传说贾宝玉沦为看街兵，不就是打更看守街门？更鼓宵禁的时代的遗迹，怎么鹿港以外竟还有？当然，也许是古制，不是古迹。但是怎么会保留到现在，尤其是这全岛大拆建的时候？香港就是这样，没准。从前买布的时候怎么没看见？那就还是不是这条街。真想不到，临走还有新发现。”

“我觉得是香港的临去秋波，带点安抚的意味，看在我忆旧的份上。在黑暗中我的嘴唇牵动着微笑起来，但是毕竟笑不出来，因为疑心我跟香港诀别了。”——《重访边城》

一语成谶，此后三十多年，她再也没有踏上过中国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