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再也没有家了，整个后半生都是漂泊与动荡。

半年期满，他们像辛勤的候鸟一样再次搬迁，这回，他们把家安到了旧金山。这是一座美丽的滨海城市。渔人码头热闹非凡，唐人街的夜晚灯火辉煌，比起彼德堡的小镇可是繁华得多了。

爱玲不喜欢社交，却喜欢住在繁华都市，枕着市声入睡。她讨厌呆在人群中，却又离不开人的声音，这看起来很矛盾，然而却是文人的共性——写作是为了自己的心，但希望得到读者的共鸣。

他们把公寓选在了布什街六百四十五号，月租金七十美元。赖雅还在离家不远的鲍斯脱街（Post Street）为自己找了一间小小的办公室，每天去那儿写他那本永远也写不完的长篇小说《克利斯汀》。他有一个庞大的写作计划，包括一部传记、两部戏剧和两部小说，可惜由于健康问题，除了关于辛克莱·刘易士的传记外，其余的计划都没能完成。

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外出的次数较多，同人群很接近，有时还一起参加舞会。而爱玲也交了来美国后的第一个好朋友，一位研究艺术的美国女子爱丽斯·琵瑟尔，她们常常一起携手到华盛顿广场公园里小坐，呼吸着晚风中吹送的花香，谈论艺术或是情感。

爱玲在内心里始终是个小女孩，是圣玛利亚中学那个带着轻微的“蕾丝情结”的教会女生。她不喜欢同很多人在一起，却需要至少一位亲密闺友，在上海时是炎樱，去香港后有邝文美，如今则是爱丽丝。

在公园的长椅上，在飘坠的秋叶中，在薄凉的暮色里，张爱玲与爱丽丝肩并肩坐着，看细弯的月亮一点点升高，脆亮。也许是因为爱丽丝完全不了解中国，不了解上海的文坛，于是张爱玲难得地第一次同人谈起了自己的过去，讲自己正在写的自传小说：“在上海的时候，我曾经爱过一个男人，他很有才华，也有些名气，很懂得欣赏我的写作和服装设计，可是他后来伤害了我……”

记忆的匣子一旦开启，便再也合不上。她把自己的身世与经历对爱丽丝倾盘托出，还送给她自己的英文小说，又把自己用中文写的菜谱送给了她。一个个圆圆的中国字各不粘连，像一只只小巧的水饺，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写着十几道中国菜的做法，色香味俱全似的。

爱丽丝不懂中文，可是一直小心地保存着那本张爱玲的手抄菜谱，当它是一件珍贵的艺术品——事实也正是如此。

一九五九年底，张爱玲将《粉泪》重新改写的《北地胭脂》又再次被出版商拒绝，这使她对自己越来越没有信心。

年轻时那个关于“要比林语堂更出名”的梦想破碎了，西方文坛的大门如此沉重难以敲开，这使她要回到中国读者中去、重新写作中文作品的念头越来越强烈了，还特地跑到英国海外航空公司打听去香港的费用，约需一千美元。这可真是一笔巨款，简直天文数字。

然而她并没有死心，一直在默默地积蓄，她计划要写一部关于以西安事变为背景的长篇小说，相信中英文读者都会同样地感兴趣的，连题目都想好了，就叫《少帅》。她想去台湾搜集更多的材料，最好能采访少帅张学良本人。她还想去香港探望宋淇，寻求更理想的写作题目。而她的最终目标是要搬去纽约，在大都市里扬眉吐气，过一种亮烈洒脱的生活。

赖雅的日记里写道：“长期居住在纽约可以宣告爱玲的成就，这是她最后的愿望，对她来说是中国人的文明病。”

——其实与国籍无关，而是张爱玲在骨子里，是个都市人，她始终更愿意生活在最繁华的都市里。“大隐隐于市”，她喜欢离人群远一点，却又活在城市的芯子里。

一九六零年七月，爱玲正式获得美国公民身份。这年，她满四十岁，是中国的“不惑”之年。赖雅送她的生日礼物，是陪她一起去看了场脱衣舞。

好友炎樱在这年结婚了，嫁得不错，年初来信说要去日本，经过旧金山时会来探访她。爱玲很是盼望了一阵子，炎樱却爽约了；到了一九六一年三月，炎樱再次来信，又说将在从日本返回的路上来拜访他们。这是我们所知道的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

她们见面的情形，从张爱玲早已完成却迁延不肯发表的遗作《同学少年都不贱》中，大约可以看到一点端倪。当然小说不是报告文学，不可以太生搬硬套，然而恩娟是炎樱的化身，赵珏是爱玲的投影，这倒是一致公认的。《同学》中关于恩娟探访赵珏一幕，描写得相当生动细致——

“那天中午，公寓门上极轻的剥啄两声。她一开门，眼前一亮，恩娟穿着件艳绿的连衫裙，翩然走进来，笑着搂了她一下。名牌服装就是这样，通体熨贴，毫不使人觉得这颜色四五十岁的人穿着是否太娇了。看看也至多三十几岁，不过像美国多数的阔人，晒成深浓的日光色，面颊像姜黄的皮制品。头发极简单的朝里卷。

赵珏还没开口，恩娟见她脸上惊艳的神气，先自笑了。

赵珏笑道：‘你跟从前重庆回来的时候完全一样。’显然没有再胖过。

……

‘此地不用开车，可以走了去的饭馆子只有一家好的。’赵珏说：‘也都是冷盆。挤得不得了，要排班等着。’让现在的恩娟排长龙！‘所以我昨天晚上到那儿去买了些回来，也许你愿意马马虎虎就在家里吃饭。’

她当然表同意。

公寓有现成的家具，一张八角橡木桌倒是个古董，沉重的石瓶形独脚柱，擦得黄澄澄的，只是桌面有裂痕。赵珏不喜欢用桌布，放倒一只大圆镜子做桌面，大小正合式。正中铺一窄条印花细麻布，芥末黄地子上印了只橙红的鱼……

她从冰箱里搬出装拼盆的长磁盘，搁在那条红鱼图案上。洋山芋沙拉也是那家买的，还是原来的纸盒，没装碗。免得恩娟对她的手艺没信心。又倒了两杯葡萄牙雪瑞酒，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没有桌布，恩娟看了一眼，见镜面纤尘不染，方拿起刀叉。”

曾在张学专家水晶的文章里看到，张爱玲的起居室犹如雪洞一般，墙上没有任何装饰和照片，纤尘不染，桌面如镜，且没有铺桌布，刀叉便只是直接摆在桌子上——由此也可以看到文章里多多少少有她自身的影子。

事实上张爱玲的小说大多是依据真实生活而升华的，她自己的、朋友的、家人的、亲戚的、甚至祖宗的故事，如大珠小珠落玉盘一般散掷于她的各种作品中，仿佛星子落在井里，恍惚听得见响声。

比如《同学》里，恩娟和赵珏是从小到大的密友，然而如今贫富悬殊，恩娟对赵珏的说话总有一种敷衍的态度，似乎不信任。爱玲在小说里愤愤地发出“人穷了就随便说句话都要找铺保”的感叹，是她一惯的犀利，而更见苍凉。文章最后写道“那云泥之感还是当头一棒，够她受的”，应该是凭心而论。

她把小说手稿寄给了夏志清，却又嘱他不急发表，这一搁便是数年，结果变成了“遗作”。我猜原因有两个：一是作品牵涉人名甚多，却多是一笔带过，似乎在起笔之初本来有个很宏大的计划的，可是写下来，却终究静不下来，于是仓促完稿。张爱玲说过自己写小说是擅长写详细大纲的，《同学》很可能就是由一部详细大纲连缀而成；第二个原因则是顾虑炎樱的感受，写的时候信马由缰，只图创作快感，写完了却又觉得抱歉，毕竟担心相关的人看到了会有所感触，因此踟蹰着不急发表。就像后来的《小团圆》，她也曾经写信说要销毁。

张爱玲说过：“写小说，是为自己制造愁烦……刚刚吃力地越过了阻碍，正可以顺流而下，放手写去，故事已经完了。这又是不由得我自己做主的。”

《同学少年都不贱》便很有这种感觉，故事刚出来，倒已经完了。

然而影响却是深远的。

这次与炎樱的见面显然给了张爱玲很大的刺激，便不是“云泥之感”，也多少有点“当头一棒”的意味，且使她终于下定了回香港的决心——回去寻找自己丢失的威风，重振山河。她这时已经入了美国籍，多少有些稳定感，积聚了些元气，不再那么害怕动荡。

她同赖雅认真地深谈了一次，赖雅又震惊又痛苦，沮丧得大病一场，整个身体都刺痛都已，辗转难安。他在日记中写着：“死亡一样的重击，心脏被重创，身体在发抖，闭上眼，有如长眠，不再醒来。”

爱玲十分内疚而为难，彻夜地守候他，照料他，又计议着要请好友约·培根和爱丽斯帮忙照顾他。但赖雅不愿成为别人的拖累，出于自尊而拒绝了；他写信给亨亭顿·哈特福文艺营申请居住，但遭到了回绝；于是又写信给女儿霏丝。几天后，霏丝回信说，他可以住到华盛顿她家附近，这总算让爱玲放下心来。

现在，她可以大胆地起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