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长安不易居。纽约也一样。

爱玲在纽约盘桓了两个月，全然看不到前景。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三日，在她的美国出版代理人莫瑞·罗德尔女士的提议下，张爱玲向爱德华·麦克道威尔基金会投去了一封求助信：

“亲爱的先生，夫人：

我是一个来自香港的作家，根据一九五三年颁发的难民法令，移民来此。我在去年十月份来到这个国家。除了写作所得之外，我别无其他收入来源。目前的经济压力逼使我向文艺营请免栖身，俾能让我完成已经动手在写的小说。我不揣冒昧，要求从三月十三日到六月三十日期间允许我居住在文艺营，希望在冬季结束的五月十五日之后能继续留在贵营。

张爱玲敬启”

莫瑞和另外两名文坛名宿做了她的保证人。

三月二日，爱玲接到文艺营回信，同意接纳她入住。

麦克道威尔文艺营建于一九零七年，由著名作曲家爱德华·麦克道威尔的遗孀玛琳·麦克道威尔所创立，赞助有才华的文学家和艺术家暂时摆脱世俗干扰，在一种宁静的环境下专门从事创作。它坐落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山谷之中，占地420英亩，包括四十多栋大小房舍、别墅、工作室、和图书馆，是一座庄园式的文艺营。

这里的气候十分寒冷，炉里的柴火必须终日不息才能维持温暖，这使长期生活在中国南部的张爱玲很难适应，但这里远离尘嚣，环境清幽，的确是个适宜写作的好地方。

她分配到一间独立的工作室，这比什么都重要。

文艺营的作息很有规律，每天上午各式各样的艺术家聚在一起共进早餐，之后各自工作，午餐由服务人员把食物篮送到工作室门口，由人自取；下午四点以后是自由活动时间，然后共进晚餐，给大家一个交流的平台。

这聚会更像是一个文艺沙龙，有人朗诵自己的新诗或是旧作，有人表演一段戏剧片段，有人出个刁钻的谜语让大家猜，也有人刚杜撰了一个别致的笑话或是游戏——而这些节目的选择，往往由一个叫赖雅的老人决定。

张爱玲的写作习惯是昼伏夜出，所以极少参加集体活动。然而偶尔兴致来了，也会到大厅里坐坐，她立即便注意到了这位幽默睿智的老人，他身形胖大，花白胡子，像个圣诞老人。而他的举止言谈也像是圣诞老人带给大家快乐，他是人群的中心，那风趣的谈吐，蓬勃的兴致，随时随地都引得众人与他一起扬声大笑，随便一件事，经他叙述出来，便有了诗样的意境，戏剧般的魔力。爱玲坐在角落里，静静地听他说话，会心地笑了——她是懂得欣赏幽默的艺术的，她同时也欣赏了这个老人。

而赖雅，也同样注意到了这个神秘的东方女子，她说话不多，而言之有物，端庄大方，和蔼可亲。东方诗词以敦厚含蓄为美，而她便是这种美德的具体表现。

他走向她，带着话剧腔郑重而风趣地说：“请允许我介绍我自己……”

他们便这样相识了。

那一天，是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三日，张爱玲生命中又一个值得纪念的重要日子。距离她一九四四年二月第一次见到胡兰成，整整十二年过去了。

十二年，一道轮回。

斐迪南·赖雅（Ferdinand Reyher）原是德国移民后裔，一八九一年出生于美国费城，其父母是德国移民。他同张爱玲一样，是个文学天才，在孩提时代就崭露头角，可以在众人前即兴赋诗。爱玲在《天才梦》的自述，也好像是替赖雅写的：“我是一个古怪的小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

赖雅家境小康，自小到大就读的都是贵族名校，这使他自小便懂得什么是生活的好品味。他于一九一二年进入哈佛大学攻读文艺硕士学位，毕业后曾在麻省理工大学任教，后来辞去教职，成为一名自由撰稿人，写过不少诗与剧本。他从一九三一年进入好莱坞，曾是好莱坞最受欢迎的剧作家，得到一周五百美元的高薪，导演和演员也都十分欣赏他的剧作。他的作品，常以社会底层小人物的遭遇为主题，为美国劳工和普通民众说话，也实际参与劳工运动，为劳工辩护，这使他越来越走近马克思主义，被称为“左翼剧作家”。他的剧作《以色列城堡》和长篇《我听到他们唱歌》都受到很高的评价。

他在好莱坞抛掷了人生最好的十二年，衣着讲究，风度潇洒，他的慷慨与才华使他交到了许多朋友，却也使他倾尽了万贯家财。朋友们总是说：“斐迪南在钱上够爽快。”他总是一有钱就立即花光，没钱了就随时写些稿子，连妇女杂志和烹饪的稿子也写。

这样的任性，使他始终没有什么积蓄，也始终没有停下来，写出一部真正让自己满意的传世之作。一九四三年，他不甚摔断腿，得了轻度中风，治愈后每每复发，健康与经济状况都开始走下坡路。为生活所迫，也因为想认识更多的同好，给自己一段完整的时间来全心投入创作，他开始向各大文艺营求助。——这番经历，也正如爱玲的自述：“当童年的狂想褪色的时候，我发现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

也许所有早熟的天才都有着大同小异的人生经历。这使得赖雅和爱玲一经相识，便互相引为知己，相见恨晚。

异性相吸的“性”，可以指“性别”，亦可以指“性格”。而赖雅与爱玲，无疑在这两点上都符合了“异性相吸”的定律。

赖雅性格色彩强烈而丰富，知识渊博，口才出众，豪爽爱交际，并有很强的戏剧化特征和政治倾向，是热烈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理论都抱有一种近乎理想主义的热情；而爱玲个性内敛，清净无为，不喜欢主动交际，亦不喜欢同许多人应酬，对政治尤其厌恶，力求置身于一切潮流之外。

他们共有的，是出众的才华，与一颗善良的心。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他怜悯她的孤苦，她同情他的落魄。两个人同病相怜而惺惺相惜，虽形同水火，而相融相谐。

赖雅在当晚的日记中对爱玲庄重大方、和蔼可亲的东方美德充满溢美之词。他失眠了，闭上眼，总看见她月亮一般的脸在眼前晃动。

第二天，他正式拜访爱玲的创作室，在那间炉火温暖的小木屋里，他与这位东方才女初次单独会晤，知道她正在创作一部用英文书写的中国故事《PINK TEARS》（《粉泪》）。只草草看了几行，他就被那精彩的比喻和幽艳的画面吸引住了，那不只是小说，简直是一部惊才绝艳的剧本。

这时他还并不了解这位年轻女子在中国时曾拥有怎样的声名和荣光，然而文章字里行间以及爱玲举手投足所散发出的一种共同情调——上海情调着实扼住了他，令他目夺神给，震惊到窒息。

看到太美好的事物，往往会使人感到害怕，一种面对真神的恐惧。

赖雅此刻觉得的，便是这种如对神明的恐惧。他知道，他已经爱上了这年轻的东方女子。

他在那脆薄的稿纸上寻找着她的身影与气息——

那南中国的清幽幽的深巷里弄，青石板沁透着水意，不下雨也像下雨，月光堂堂的晚上，人影子斜斜地拉长在石板路上，时而跳到东，时而跳到西。那人许是醉了，唱着荒腔走板的中国京剧，来到一间香油铺子前，敲着铺门板叫着：“大姑娘，打香油啊。”铺门板卸下，露出一张堪描堪画的桃花脸，人字形的留海下是水汪汪的杏核眼，榴齿樱唇，却偏偏巧利如刀，一边脆声骂人，一边便把只油灯伸到吃豆腐的醉汉手下去灼……

赖雅“哎哟”一声，仿佛被烫着了，笑赞：“好厉害的小姐！”

爱玲微笑：“我不喜欢写太彻底的人物，不喜欢写你们西方小说里那种近乎圣母或者天使一样的女人，太脸谱化了，有的像神，有的像鬼，就是不像人。”

赖雅对上海这个古老的东方魔都充满了好奇，炉里的火光照亮了他的脸，而爱玲的隽语照亮了他的心，他忍不住要对她、对上海有多一点的了解，不由问：“你们上海的小姐们是怎么样打扮的？听说不像美国小姐这样开放，她们不交际么？”

张爱玲便细细地说给他听，上海女孩子怎样化妆，怎样梳头，怎样讲究旗袍的料子与款型——“一言以蔽之，上海这些年的服装流行是在一路地做减法，先是把衣领矮了，袍身短了，装饰性质的镶滚也免了，改用盘花纽扣来代替，不久连钮扣也捐弃了，改用揿钮，只在花色料子上争些不同；到了我走的时候，就更加简单划一，大街上一色的灰蓝中山装，直线条，领子是领子袖子是袖子，没有任何装饰，也没任何取巧之法——总不成用乔其纱料子来做中山装。”

她无声地叹了口气，又凑近柴火搓一搓手说：“从前的女人衣裳才是真讲究。穿百褶裙子，走路时莲步姗姗，裙褶子不可稍有动荡；小家碧玉飞上枝头变凤凰，最过不了便是这一关，稍一行动便是惊涛骇浪；尤其新娘子的红裙飘带上给系着铃铛，行动时只许有一点隐约的铃声，要像远山宝塔上的风铃才是好；若走得急了，叮叮咚咚像千军万马在打仗，不消别人说她没规矩，新娘子自己先就羞死了。所以出嫁前，最重要的功课就是先要练习走路。”

“是吗？”赖雅瞪圆了他蓝灰色的眼睛，“你可不可以走给我看看？”

爱玲笑：“我是纸上谈兵的人。从前我母亲训练我走路的姿势，累得我腰也弯了腿也疼了，可还是没学会。”

赖雅不信，摇摇头认真地说：“我看过你的走路姿势，真是很好看的。”

“你什么时候看过我走路？”

“昨天啊，你离开大厅的时候，我看着你的背影，就想：这位美丽的东方小姐，真像从一部好莱坞的戏剧里走出来的人物。”

喜欢一个人便是这样，她的每句话都是一支歌，每个动作都是一幅画。

爱玲知道，他爱上了她。

然而老天爷似乎对这场异国之恋并不赞成，在他们相识的第三天，一场当年度最猛烈的暴风袭击了纽德堡。

大家聚集在大厅中忧心忡忡，议论纷纷，然而张爱玲和赖雅却依然春风满面，只是坐在餐桌旁喁喁对谈，旁若无人。他们每交谈多一次就更多一分惊喜，哪有闲心去在意风急雪大，他们巴不得这场风雪可以把这个山谷埋了，一生一世都不要和外面的世界再连通。

风雪稍歇，他们便肩并肩地去幽谷中散步，看松鼠在枝头跳来跳去，又或是鸟雀从巢里惊飞出去，震落积雪，扑得她一头一身，她便仰脸笑起来，脸儿如月亮，在白雪地黑森林间闪亮。

知更鸟啁啾宛转，鸣声里含有一种怨怼的意味；吱吱叫着的山鸟成群飞着，像一片片的黑云；还有那金色翅膀的啄木鸟，笃笃地敲打着树干，好像月宫里的吴刚伐桂；蓝色的坚鸟则是穿着明快淡蓝色外衣与白色衬衣的花花公子，摇摇摆摆地鞠着躬，在群鸟中寻找晚会的舞伴。

这魅人的黄昏，看在有情人的眼里，处处都是风景，都是传奇，甚至山坡上怪鸱的哀号与猫头鹰凄凉的鸣声听起来都像个湮没在山谷中等人揭蛊的古老传说。

他对她说：“我读你的《秧歌》或是《粉泪》，就好像看电影，里面的人物都有血有肉有声有色的。”

她微笑，终于说：“我以前写过剧本的。”是不好意思的笑，仿佛觉得在卖弄。

“真的？那为什么不再写起来呢？”他不遗余力地赞美她，“你很适合做编剧，你编的电影一定很好看。”

她的心活起来，犹豫地说：“其实也不是没有机会，我的朋友宋淇，在香港电影懋业公司做制片部主任，他说可以代我接洽剧本业务的。”

“很好啊。我可以在这方面给你建议。”

她不禁笑了。现在她已经很了解他了，他聪明，然而头脑简单，轻信人言，总希望能够给予别人帮助，付出比得到更快乐；他有非凡的灵感与领悟力，性格中充满戏剧性，满脑子不切实际的幻想而缺乏生活的计划，是永远长不大的孩童；他说她是从戏剧里走出来的人物，然而他自己，才更像是一个从童话里走出来的人——圣诞老人。

她看着茫茫的雪野，穿过他的眼睛看向他的身后，仿佛要找出他的雪橇藏在哪里，还有那拉雪橇的麋鹿。

他仿佛读出了她的思想，摊开手做一个无奈的表情，说：“对不起，亲爱的小姑娘，我把你的礼物忘在袋子里，袋子忘在南极了。”

她再次扬声笑起来。笑声震落了树枝上的积雪，这次轮到松鼠被惊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