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行走在夜的海上，跟随着张爱玲一路颠簸漂流。这是第几次陪她漂洋过海？

还记得她八岁时一路经过绿海洋黑海洋从天津到上海时的兴奋，也还记得她十九岁时从上海来香港的紧张，还有二十二岁从香港辍学回上海的失落，三十二岁从香港到日本投奔炎樱的忐忑——这一次的海航，又会给她的人生带来什么样的转变？

这是一九五五年的秋天。在这一年里，各种粮食票证开始进入中国社会，揭开了中国“票证经济”的帷幕，并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我军实行了历史上的第一次授衔，共设六等十九级，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佩带军衔肩章、军兵种和勤务符号，并按新的服装制式着装；这一年，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举行，周恩来在会上发言，提出了“求同存异”方针；桑弧导演的越剧彩色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在英国举办的第九届国际爱丁堡电影节上获得映出奖，这是新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自力更生搞出来的彩色片；这一年，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家剧场人民剧场开幕，中国京剧院院长梅兰芳先生演出了《穆柯寨》；这一年，爱因斯坦因主动脉瘤破裂逝世于普林斯顿。遵照他的遗嘱，不举行任何丧礼，不筑坟墓，不立纪念碑，骨灰撒在永远对人保密的地方，为的是不使任何地方成为圣地——同样的遗嘱，张爱玲在整整四十年后做了惊人相似的拷贝……

彼时，张爱玲站在甲板上，手扶栏杆，看着四十年后将吞没她骸骨的大海波涛翻滚，她有想过爱因斯坦的遗嘱会同她发生什么联系吗？

——她对海没有什么好感，总觉得这世界上的水太多，最赞成的就是荷兰人的填海。然而，四十年后，她怎会愿意将自己的骨灰撒入大海，做永生永世永不停息的漂泊？

她乘坐的是克利夫兰总统号，自香港去美国——美国在一九五三年颁了一个难民法令，允许学有专长的人士到美国，并申请永久居留。张爱玲就是根据这个法令提出移民申请的，理查德·麦卡锡担任她的入境保证人。

去年《秧歌》与《赤地之恋》的中英文本次第出版，部分旧作也结集为《张爱玲短篇小说集》，由香港天风出版社出版。这给了她极大的信心，少时的宏愿再次抬头——她要像母亲那样周游列国，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要把中国画的作风介绍到美国去，要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

抬头是天，低头是海，触目都是幽黯翻滚的蓝，蓝得让人绝望。看厌了那无穷无尽的蓝色，她回到舱里，摊开信纸给文美写信，题头“亲爱的文美”，眼圈不禁一红——刚刚离开，已经在想念了。

这封信断断续续，从香港一直写到美国，写了整整六页之长——旅途中的人话特别多。

记得从前年轻的时候，我也有这个习惯，不知是因为寂寞还是兴奋，一远行就忍不住要在旅途中写信，然而后来漂泊惯了，便不再写。到了近些年，更是除了在编辑们的发稿签上签发意见外，每写一个字都恨不得拿来卖钱。连日记也有十年没写了。有时候把旧时的十几本厚厚的日记拿来翻一翻，看里面那个傻姑娘情感充沛地哭哭笑笑，真想摘两段塞在小说里充当某个主人公的心理，不然实在太浪费了。

张爱玲那年三十五岁，然而很明显她还保持着相当的童真和热情。

她成名得比别人早，成熟得比别人晚，成长期好像特别长。

这是她人生崭新的阶段，在那陌生的国度里，寄予着她后半生的全部期望。

友谊，事业，名利，爱情，都要在那里重新拾起。

第一站自是同炎樱相会。

见了炎樱，就像见了上海，见了从前熟悉安稳的一切。

纽约，同上海一样，是另一个繁华的世界性大都市，红香绿玉，车水马龙，令人目不暇给。

张爱玲抱着大干一番的劲头来到纽约，暂且投宿在炎樱家中，来不及领略纽约的花花世界，刚抵美一个星期，便去拜访胡适先生了。

炎樱陪她一同去。东城81街104号公寓，白色的水泥方块房子，门洞里现出楼梯来，完全是港式公寓建筑。让人觉得好像又回了香港。

下午的太阳晒得人有些昏然，暖洋洋的似在梦中，张爱玲恍惚地笑了，走进那门洞，仿佛走进一个熟悉的旧梦中去——她要见到，本来就是梦里的人。

胡先生这年已经六十二岁了，仙风道骨，儒雅俊拔，瘦削的身子穿着旧式的长袍，俨然古人。胡夫人圆圆的脸，端丽娴静，年轻时显然是个美人儿。她交握着手站在客厅里招呼她们坐下，是安徽口音，爱玲自小便听熟了的何干的乡音，这叫她益发恍惚。

爱玲不擅言辞，全靠炎樱打开局面。她一向快人快语，可是离开上海久了，国语已经不灵光，便像小孩子学说话似的，又像是林黛玉取笑史湘云的话——偏是咬舌子爱说话。

胡夫人问炎樱是哪里人，在上海呆了多久，什么时候来美国的。聊得好不热闹。

爱玲却仍沉浸在时空交叠的恍惚里，连室内的陈设也似曾相识，红木家具，中式案几，都让她觉得依稀仿佛，如在梦中。静静地抿着泡在玻璃杯里的绿茶，看那旗枪分明簇立如丛，她不禁想起极小的时候，在父亲的书桌上第一次看见《胡适文存》，立刻坐下来一气读完，茶饭不思。

记得父亲说过，《海上花列传》是看了胡适的考证才专门去买了来的；而《醒世姻缘》，却是她向父亲要了四块钱买来的。

她微笑地告诉胡适：“我还记得，《醒世姻缘》买回来，我弟弟要抢去看，舍不得放手，我看书从来不肯与人分享，那回忽然大方起来，让他先看第一二本，自己从第三本看起。就是因为先读了您的考证，故事大致知道了，倒不在乎要从头看起。”

胡适也微笑着，实心实意地称赞：“你的《秧歌》，我看了两遍，近年所出中国小说，这本可算是最好的了。的确已能做到‘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

爱玲心中感激，可是这样面对面地被夸奖着，反而不好意思说话了。

胡适又说：“我父亲认识你祖父，当年很得他的帮助。”

“是吗？”爱玲一震，在她眼里，胡适宛如神明，是遥远而不可及的。即使如今面对面了，也仍然觉得远，觉得神秘。然而原来她家与他家有过这么多的渊源。这使她忽然觉得两人的关系近了。

她想起来，姑姑曾经说过，和母亲还有胡适一起同桌打过牌；抗战胜利后胡适有一次回国，报上登出照片来，笑容满面的像个猫脸的小孩，打着个大圆点的蝴蝶式领结。姑姑看着笑了起来，说：胡适之这样年轻；姑姑同父亲闹别扭不来往了，可是两个人的藏书却还混在一起分不清楚，有一次姑姑看到《胡适文存》，不好意思地说：“这还是你父亲的。”——这些事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连姑姑说话时那羞涩的笑都如在眼前。哦，不见姑姑已经三年了。

她看着胡适，仿佛要从他的脸上寻找亲长的气息。她分明是第一次见到他，可是却好像很熟悉，好像生下来就认得这位长者了，由他看着他长大。同他说着这些前人往事，父亲那间阴沉沉的大书房，房里层层格格的书架子，还有架上累累的藏书，书籍中散发出的幽幽冷香，立刻就好像在鼻端眼前了。她把《歇浦潮》、《人心大变》、《海外缤纷录》这些，从父亲的书房里一本本地拖出去看，就这样渐渐地长大，离开家，离开上海，离开中国，来到这陌生的异乡。

然而见到胡适先生还有他的家，倒使她觉得自己又回到上海了。胡先生的书房里也有这样的书架子，这样阴沉沉的冷香，她看见他，就好像看到了父亲——另一个父亲，比张廷重更接近她心目中理想的父亲。

父亲，已经去逝了，而她早已原谅了他。当她满街寻找从前父亲带她吃过的小香肠面包时，她才清楚地知道，她也是爱他的。

那次拜会回来，爱玲久久不能平静。

然而炎樱去打听了一圈，有些失望地说：“你那位胡博士不大有人知道，没有林语堂出名。”——她是失望他大概帮不到爱玲什么。

胡适是一九四九年四月来美国的，比爱玲早六年，也是乘的克里夫兰总统号；胡夫人江冬秀则是第二年才有条件过来。胡适一生才华盖世，享誉天下，却没什么积蓄，这位昔日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中国白话文运动之父”，三十五个荣誉博士学位的拥有者，二战期间还担任过中国驻美大使，然而来到纽约，却连佣人也雇不起，又没有固定收入，不得不自己学起做家务来。后来胡适在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谋得馆长一职，权当过渡。一九五八年他就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再也没有来过美国。张爱玲这次来拜访，正是他生平最落魄的时候，他连自身也难保，更不要说给爱玲什么帮助了。

然而张爱玲却仍然再去拜访了胡适先生一次。她真心敬仰他，倒不全为求助。这次她是一个人，没有了炎樱的插科打诨，她与胡适谈得更加长久，也更加深入。

而胡适在张爱玲上次来访后，也特意查了一回资料，理清了胡张两家的渊源：光绪七年（一八八一年），张佩纶曾写信介绍胡适的父亲胡铁花去见吴大澄，这是胡铁花事业成功的开始；而张佩纶后来被贬谪，胡铁花感恩图报，专门寄信并封了二百两雪花银接济于他。这样的世交往复，使他再看见爱玲的时候，觉得更亲近了。

两个来自内地的人，谈话总是避不开内地的那些斗争，胡适愤慨地说：“纯粹是军事征服。”爱玲一顿，没有回答。她已经被政治吓怕了，只想远离所有的派系，永远活在潮流之外。

胡适见她默然，将脸一沉，立即换了话题，说：“你要看书可以到哥伦比亚图书馆去，那儿书很多。”

爱玲不由微笑——初来乍到，衣食无保，哪里还有时间心情去大图书馆观光呢。

胡适见了，也似有所悟，马上又说到别处去了。

那是爱玲与胡适的第二次见面。

转眼感恩节到了。炎樱约爱玲一起去个美国女人家里吃饭。却不是火鸡，是烤鸭，人很多，但都是异乡客，说着英语，过着洋节，吃着西餐——张爱玲呆在人群中，却比在海船上更加孤独寂寞。

她是一个没有根的人，即使从前有过，也已经被连根拔起了，像蒲公英的种子被风吹送，却找不到落脚的土壤。

吃完饭，天已经黑下来，满街灯火橱窗，深灰色的街道特别干净，霓虹灯也特别晶莹可爱。爱玲有些神经质地快乐，她想起在旧上海的冬天的街上看橱窗的情形，霞飞路的霓虹灯闪闪烁烁，和纽约的好像。好像。可是纽约不是上海，她没有家，没有家了。

一阵心悸，胃也跟着抽搐地疼起来，统共也没吃多少，可是倒已经满满的。

好容易撑着回去，她便吐了，胃里倒江倒海一般难受。

这时候电话铃响起来，说是找她的。她有点惊讶，谁会在这异乡的节日夜里想着她呢？

竟是胡适先生。他怕她一个寂寞，约她吃中国馆子。

爱玲仿佛受了委屈的小孩子被亲人安慰了一句反而更加委屈，忍不住眼圈都红了，她向来不喜欢诉苦的，这时却忍不住对着听筒向胡适诉起苦来，说自己刚才吐了，好难过，又说不能和胡先生一起过感恩节，很遗憾。

那顿饭虽然没有吃上，然而那种关怀，却使得爱玲的胃里终于有一点暖起来。

长期被救济是可怜的。贫穷，是对自尊心最难堪的蚕蚀，一点点吞噬着风度与友谊。

爱玲是习惯同人算得清清楚楚的，这样子一直寄人篱下终不是她的性格，因此一有机会就搬了出去——炎樱有认识的人住过一个职业女子宿舍，是救世军办的，座落在哈得逊河岸，是一个救济难民的处所，便介绍了爱玲去，同一班流浪汉、酒鬼、等死的胖太太和小老头子住在一处。那样寒酸的处境，谁听见了都会骇笑，然而虎落平阳，又怎么讲究得起呢？

那天，胡适竟然来这鱼龙混杂的救难所探访小友来了。爱玲觉得窘，请他到客厅里坐，里面黑洞洞的，有学校礼堂那么大，还有个讲台，台上有钢琴，台下空空落落放着些旧沙发，旷大得叫人害怕。

爱玲无可奈何地微笑，仿佛主人因为拿不出一点像样的东西待客而觉得抱歉，又或是小户人家被人穿堂入户的那种窘。然而胡适却不以为意，只是赞：“这地方很好啊，不错不错。”坐了一会出来，一路四面看着，仍旧满口说好，倒不像是敷衍话。

过江风扑头盖脸地吹来，胡适的大衣在风里微微摆荡，成年的男子，自有一种萧瑟的美。爱玲望着，如视神明，连冷也忘了。

“天冷，风大，隔着条街从赫贞江上吹来。适之先生望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空镑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雾，不知道怎么笑眯眯的老是望着，看怔住了。他围巾裹得严严的，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厚实的肩背，头脸相当大，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我忽然一阵凛然，想着：原来是真像人家说的那样。而我向来相信凡是偶像都有‘粘土脚’，否则就站不住，不可信。我出来没穿大衣，里面暖气太热，只穿着件大挖领的夏衣，倒也一点都不冷，站久了只觉得风飕飕的。我也跟着向河上望过去微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适之先生。”

——那是爱玲最后一次看见胡适。那一幕，会永远留在她的记忆中，并通过她的《忆胡适之》，留给所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