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张爱玲与胡适的交往，堪称文坛最感人的一段佳话。

一九五四年《秧歌》中文本出版，张爱玲拿到样书后，先寄了一本给远在美国的胡适先生。

她这样做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这本书在技巧上是个新的尝试，努力做到胡适在评《海上花》里所称许过的“平淡而近自然”；二是因为她正在努力筹划去美国，到时或可与胡适相见，这本书就权作敲门砖了，这便如同当年她抱着《第一炉香》和《第二炉香》的手稿拜见周瘦鹃一样。

张爱玲在给胡适的信中说：“很久以前我读到您写的《醒世姻缘》和《海上花》的考证，后来我找了这两部小说来看，这些年来前后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为得到不少益处。很希望你肯看一遍《秧歌》。假使你认为稍稍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那我就太高兴了。这本书我还写了一个英文本，由Suibueio出版，大概还有几个月，等印出来了我再寄来请您指正。”

《海上花》之于《秧歌》的最大影响体现在文风和结构两个方面：

前者自是张爱玲一再重复的“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后者则是指穿插的写法和切入的视角——《海上花》是通过一个外乡少年赵朴斋在上海的见闻来描写风月生活的；而《秧歌》亦是通过月香和顾冈的视角来看乡村生活。月香在上海做帮佣，做了许多年，已经不再是一个地道的乡下人；导演顾冈来乡下冬学里教书，搜集电影创作题材，更是上海人看农村，他看到了难以想象的饥饿与贫穷，然而“无法打听这到底是这几个县份的局部情形，还是广大的地区共同的现象。报纸上是从来没有提过一个字，说这一带地方——或是国内任何地方——发生了饥饿。他有一种奇异的虚空之感，就像是他跳出了时间与空间，生活是一个不存在的地方。”

通过这种特殊视角的切入与剪裁，张爱玲使自己的笔锋避开了那种因为疏于生活原型而会遇到的诸如取材不便之类的种种阻碍。就像她后来在《海上花》的译后序里总结的：“刘半农惋惜此书没多写点下等妓院，而掉转笔锋写官场清客。我想这是因为刘先生自己不写小说，不知道写小说有时候只要剪裁得当，予人的印象仿佛对题材非常熟悉；其实韩子云对下等妓院恐怕知道的尽于此矣。”是替韩子云解释，也是夫子自道。

她通篇都使用着一种白描的手法，极少抒情议论，掺杂主观意见——当然她的视角是主观的，没有人能够真正客观地描写人情世故，连摄影师的镜头都带着主观的色彩，去截取和表现他所想表现的。

然而这在文风上的确是她的一个可喜的改变。

不久，她收到了胡适的回信——

〖爱玲女士：

谢谢你十月二十五日的信和你的小说《秧歌》！请你恕我这许久没给你写信。

你这本《秧歌》，我仔细看了两遍，我很高兴能看见这本很有文学价值的作品。你自己说的“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我认为你在这个方面已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这本小说，从头到尾，写的是“饥饿”——也许你曾想到用《饿》做书名，写的真好，真有“平淡而近自然”的细致工夫。

你写月香回家后的第一顿“稠粥”，已很动人了。后来加上一位从城市来忍不得饿的顾先生，你写他背人偷吃镇上带回来的东西的情形，真使我很佩服。我最佩服你写他出门去丢蛋壳和枣核的一段，和“从来没注意到（小麻饼）吃起来喀嗤喀嗤，响得那么厉害”一段。这几段也许还有人容易欣赏。下面写阿招挨打的一段，我怕读者也许不见得一读就能了解了。

你写人情，也很细致，也能做到“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如131～132页写的那条棉被，如175、189页写的那件棉袄，都是很成功的。189页写棉袄的一段真写得好，使我很感动。

“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是很难得一般读者的赏识的。《海上花》就是一个久被埋没的好例子。你这本小说出版后，得到什么评论？我很想知道一二。

你的英文本，将来我一定特别留意。中文本可否请你多寄两三本来，我要介绍给一些朋友看看。

书中160页“他爹今年八十了，我都八十一了”，与205页的“六十八喽”相差太远，似是小误。76页“在被窝里点着蜡烛”，似乎也可删。

以上说的话，是一个不曾做文艺创作的人的胡说，请你不要见笑。我读了你的十月的信上说的“很久以前我读你写的《醒世姻缘》与《海上花》的考证，印象非常深，后来找了这两部小说来看，这些年来，前后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为得到了不少益处。”——我读了这几句话，又读了你的小说，我真很感觉高兴！如果我提倡这两部小说的效果单止产生了你这一本《秧歌》，我也应该十分满意了。

你在这本小说之前，还写了些什么书？如方便时，我很想看看。

匆匆敬祝平安

胡适敬上 一九五五年一月廿五日〗

胡适在信中提到小说里多处精彩的描写，那恰也是我最喜欢的几个段落，看完后一再地学给身边的人听。因篇幅有限，不能一一附录，然而最精彩的“棉袄”一段是曾令我落泪的，不抄不快。那段写的是月香与丈夫参与抢粮，女儿被拥挤的人群踩死了，丈夫也腿部中枪。他们逃到山上，她把棉袄裹着他叫他倚在树下歇息，自己下山向他嫁到周村的妹子求助，却被拒绝，只好又回山上找他，找来找去找不见，简直怀疑他是不是被狼吃了，这时候却看见了他和她的棉袄。

“她用麻木的冰冷的手指从那棵树上取下一包衣服，是他的棉袄，把两只袖子挽在一起打了个结，成为一个整齐的包袱。里面很小心地包着她的棉袄，在这一刹那间，她完全明白了，就像是听见他亲口和她说话一样。

那苍白的明亮的溪水在她脚底下混混流着。他把他的棉裤穿了去了，因为反正已经撕破了，染上了许多血迹，没有用了。但是他那件棉袄虽然破旧，还可以穿穿，所以留下来给她。

他要她一个人走，不愿意带累她。他一定是知道他受的伤很重，虽然她一直不肯承认。他并没有说什么，但是她现在回想着，刚才她正要走开的时候，先给他靠在树根上坐稳了，她刚站直了身子，忽然觉得他的手握住了她的脚踝，那时候仿佛觉得那是一种稚气的冲动，他紧紧地握住了不放手，就像是不愿意让她走似的。现在她知道了，那是因为他在那一刹那间又觉得心里不能决定。他的手指箍在她的腿腕上，那感觉是那样真确，实在，那一刹那的时间仿佛近在眼前，然而已经是永远无法掌握了，使她简直难受得要发狂。

她站在那里许久，一动也不动。然后她终于穿上她的棉袄，扣上了钮子。她把他那件棉袄披在身上，把两只袖子在领下松松地打了个结。那旧棉袄越穿越薄，僵硬地竖在她的脸庞四周。她把面颊凑在上面揉擦着。”

张爱玲描写得这样平实，同她以往绮丽浓艳的文风截然不同，这是她努力求变的明证，却被人别有用心地说成是“退步”，“文思枯竭”，“出国之后再无佳作”，真不知那些人的眼睛是怎样长的。

胡适在信里提出的多处小瑕疵，张爱玲在后来的再版中一一做了订正，并在1955年2月回复胡适的信中写道：

“我寄了五本《秧歌》来。别的作品我本来不想寄来的，因为实在是坏——绝对不是客气话，实在是坏。但是您既然问起，我还是寄了来，您随便翻翻，看不下去就丢下。一本小说集，是十年前写的，去年在香港再版。散文集《流言》也是以前写的，我这次离开上海的时候很匆促，一本也没带，这是香港的盗印本，印得非常恶劣。还有一本《赤地之恋》，是在《秧歌》以后写的，因为要顾到东南亚一般读者的兴味，自己很不满意。而销路虽然不像《秧歌》那样惨，也并不见得好。”

——就因为这句“自己很不满意。而销路虽然不像《秧歌》那样惨，也并不见得好。”使得后来许多的内地批评者认定《秧歌》与《赤地之恋》反响平平，并且说连张爱玲自己也不喜欢这两本书，这真让人哭笑不得。

其实《秧歌》固然算不得畅销书，却是常销书，它的外语版权卖出了23种，光是这个数字已经令多少大家巨著望尘莫及。而且张爱玲也在信里说自己别的作品“实在是坏——绝对不是客气话，实在是坏。”这些作品里也包括了《金锁记》和《倾城之恋》，那么批评家们是否也要一并肯定张爱玲的自谦之语，从而否定这些作品的存在价值呢？

张爱玲又写道：

“《醒世姻缘》和《海上花》一个写得浓，一个写得淡，但是同样是最好的写实的作品。我常常替它们不平，总觉得它们应当是世界名著。《海上花》虽然不是没有缺陷的，像《红楼梦》没有写完也未始不是一个缺陷。缺陷的性质虽然不同，但无论如何，都不是完整的作品。我一直有一个志愿，希望将来能把《海上花》和《醒世姻缘》译成英文。里面对白的语气非常难译，但是也并不是绝对不能译的。我本来不想在这里提起的，因为您或者会担忧，觉得我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会糟蹋了原著。但是我不过是有这样一个愿望，眼前我还是想多写一点东西。如果有一天我真打算实行的话，一定会先译半回寄了来，让您看行不行。”

后来，她到底译了《海上花》白话本，然而胡适已经看不到了，这真是令人抱憾。她在多年后写了《忆胡适之》，一唱三叹，百转千回：

“看到噩耗，只惘惘的。是因为本来已经是历史上的人物？我当时不过想着，在宴会上演讲后突然逝世，也就是从前所谓无疾而终，是真有福气。以他的为人，也是应当的。

直到去年我想译《海上花》，早几年不但可以请适之先生帮忙介绍，而且我想他会感到高兴的，这才真正觉得适之先生不在了。往往一想起来眼睛背后一阵热，眼泪也流不出来。要不是现在有机会译这本书，根本也不会写这篇东西，因为那种怆惶与恐怖太大了，想都不愿意朝上面想。”

看张爱玲的《忆胡适之》，我的眼圈一直是红的。尤其因为文章里引用了两个人的书信来往，他们的形象就在那字里行间显露得清楚生动，比他们的小说和散文里表现出来的他们更“平淡而自然”，也更真实。

一个已经是大师，却自谦“没搞过文艺创作的人”，那时的胡适许是并不知道张爱玲在上海的文名，因为还要问她以前是否写过东西，寄来看看，然而他仍然一惯的谦和，是真的虚怀若谷；那时的张爱玲已经一红倾城，可是面对自己的偶像，完全是个小学生，仿佛又回到了周瘦鹃的门前徘徊，拿着第一炉香的手稿第一次敲门——两个人，一样的可爱，一样的可敬，令人“不胜低回”。

而最让我感动的，还是胡适曾寄还给张爱玲的一本《秧歌》，通篇圈圈点点，做了许多评注，又在扉页上题字。张爱玲说，震动得无法言语，写都无法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