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许多人评价张爱玲离开大陆后没有佳作问世，那是因为没看过《秧歌》和《赤地之恋》，也是不肯正视伤痕，借着否定这两部作品的文学价值来否定历史。

《秧歌》主要写了“土改”后的农村，在不断的“捐前”与“缴公粮”压力下，饥寒交迫，为了能在过年时吃顿饱饭的愿望而簇拥在大队粮仓前，由“借粮”到“抢粮”，终于与民兵发生冲突，酿成械斗惨剧；《赤地之恋》则从“土改”、“三反”、一直写到“抗美援朝”，展现了不同阶层不同人物的命运交织。

两书相比，我更喜欢《秧歌》，因为《赤地之恋》的追求平淡已经到了矫枉过正的地步，更像一部写作大纲。

《秧歌》写在《赤地之恋》前，初次尝试往往最用心，新旧杂糅，更接近“张爱玲风”，而且多次修改锤炼，读起来似乎更加亲切有味。

张爱玲曾为《赤地之恋》写了篇《自序》，亦可以看作是《秧歌》的序：

“我有时候告诉别人一个故事的轮廓，人家听不出好处来，我总是辩护似地加上一句：‘这是真事。’彷佛就立刻使它身价十倍。其实一个故事的真假当然与它的好坏毫无关系。不过我确是爱好真实到了迷信的程度。我相信任何人的真实的经验永远是意味深长的，而且永远是新鲜的，永不会成为滥调。

《赤地之恋》所写的是真人实事，但是小说究竟不是报导文学，我除了把真正的人名与一部份的地名隐去，而且需要把许多小故事叠印在一起，再经过剪裁与组织。画面相当广阔，但也并不能表现今日的大陆全貌，譬如像‘五反’，那是比‘三反’更深入地影响到一般民众的，就完全没有触及。当然也是为本书主角的视野所限制。同时我的目的也并不是包罗万象，而是尽可能地复制当时的气氛。这里没有概括性的报导。我只希望读者们看这本书的时候，能够多少嗅到一点真实的生活气息。”

正如张爱玲所说，“小说究竟不是报导文学”，必有题材上的取舍剪裁与合理虚构，是“把许多小故事叠印在一起，再经过剪裁与组织”，比如有一段：

“但是他想起小时候和他妹妹在一起的情形，不由得心里难过。他们一直是穷困的。他记得早上躺在床上，听见他母亲在米缸里舀米出来，那勺子刮着缸底，发出小小的刺耳的声音，可以知道米已经快完了，一听见那声音，就感到一种澈骨的辛酸。

有一天他知道家里什么吃的都没有了，快到吃午饭的时候，他牵着他妹妹的手，说，‘出来玩，金花妹！’金花比他小，一玩就不知道时候。他们在田野里玩了许久。然后他忽然听见他母亲在那里叫唤，‘金根！金花！还不回来吃饭！’他非常惊异。他们回到家里，原来她把留着做种子的一点豆子煮了出来。豆子非常好吃。他母亲坐在旁边微笑着，看着他们吃。

现在他长大了，而且自己也有了田地，但是似乎还是和从前一样地默默受苦，一点办法也没有。妹妹流着眼泪来求他，还是得让她空着手回去。”

——这个将豆种煮饭的故事完全是胡兰成的童年往事，可以从《今生今世》找到相同情节。

后来的批评家们便以此为据，说张爱玲道听途说，以偏盖全，把解放前的故事安在解放后，诬蔑社会主义——倒不知谁在“以偏盖全”！

但是从这一段描写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张爱玲在努力尝试自我突破，一改从前的绮词丽句，而追求“平淡而近自然”的风格。因是首度尝试，又是以英文写作，未免心里没底，深怕不合读者口味。初稿完成，先拿给宋淇夫妇看，请他们提意见，然后才把稿子寄给美国经纪人。

宋淇曾在《私语张爱玲》里形容：“在寄到美国经纪人和为出版商接受期间，有一段令人焦急的等待时期。那情形犹如产妇难产进入产房，在外面的亲友焦急万状而爱莫能助。我们大家都不敢多提这事，好像一公开谈论就会破坏了成功的机会似的。”

不久代理人回复意见，嫌太短，认为这么短的长篇小说没有人肯出版。于是张爱玲又添写了第一二两章，描写金花妹出嫁，然后才是月香回乡，又夹叙了王同志过去的历史，以及杀猪的一章。

因为英文本的出版相当不顺利，张爱玲便又把小说译成中文，从一九五四年一月起在香港《今日世界》半月刊连载——比较容易接受张爱玲小说的，还是中文读者。

许多张爱玲传记中，常把《秧歌》和《赤地之恋》的中英文版写成同时出版或者先出英文版后译成中文，事实上，《秧歌》最早虽以英文写作，然而中文版早于一九五四年七月已由今日世界社出版单行本；十月《赤地之恋》由香港天地出版社出版；英文版则几经周折后，一九五五年方由美国纽约州Charles Scribner's Sons出版公司出版，内容与中文版亦有所不同——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这两部书的创作不可能是出于麦卡锡的授意；《秧歌》写于《赤地之恋》前，然而《赤地之恋》的中文本都已经出版了，《秧歌》的英文本还在商榷之中，若说是麦卡锡授意张爱玲写作“反共小说”，那么麦卡锡也未免太蠢而且没能力了；而《赤地之恋》英文本的出版更是张爱玲去美以后的事情，一九五六年方由香港友联出版社出版，若说由麦卡锡操作，那他又好像神通广大得无远弗届，岂不矛盾？

某些人故意混淆两书的出版时间，并非出于无知，而是有意误导，为了推出“反共”的论点而歪曲论据。

宋淇回忆，《秧歌》英文本一经出版，好评如潮，但张爱玲更在意的是《时代》周刊有无反应。因为该刊选书极严，评价极苛，一般作品难以上榜。有一天，宋淇手持一份新出的《时代》周刊，要给张爱玲一个惊喜。她似乎有预感似的，抢先就问：“是不是《时代》终于有书评了？”

她在意《时代》周刊，却不理会中文报刊，并非因为不在乎中文读者，而是因为中国的评论家们永远注重意识超过技巧，便如她在给胡适的信中所说：“您问起这里的批评界对《秧歌》的反应。有过两篇批评，都是由反共方面着眼，对于故事本身并不怎样注意。”

其实这些批评也早在张爱玲意料之中，她在写着的时候大概已经想象得出将来会受到怎样的非议了，所以略带自嘲地借主人公顾冈的视角和心理说：

“他想搜集一点材料，可以加一点渲染，用来表现土改后农村的欣欣向荣。他总自己告诉自己，此时的情形大概总是局部现象。一般地说来，土改后的农村一定是生活程度提高了，看看报上的许多统计数字就可以知道。他和许多人个别地谈过话……这些人大概是摸不清他的来历，以为他是个私行查访的大员，有权力改善他们的生活。他们吞吞吐吐的，嗫嗫地诉起苦来，说现在过得比从前更不如了。遇到这样的人，顾冈发现了一个很有用的名词，‘不典型’。他们都是‘个别现象’，不能代表人民大众的。但是在这无数的‘不典型’的人物里，更想找出一两个‘一般性’的典型人物，实在是像大海捞针一样的困难。”

“顾冈告诉自己说，他正在面对着一个严重的考验。他须要克服他的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当然这次农民的暴动不过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一个孤立的个别现象，在整个的局面里它是没有地位的。”

——后来，人们批评《秧歌》时果然用的就是这些个词语，这些个罪名，认为她是以“偶然的事件”、“孤立的个别现象”作为“典型”，是“不能代表人民大众的”。

张爱玲，还是那个拥有预言能力的水晶球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