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逸梵还在国外的时候，就一直写信催促女儿回到香港去读完大学，但是张爱玲回信说想继续写作。黄逸梵恨铁不成钢地骂她“井底之蛙”。这次回来，又旧话重提，劝她：“你不如回去把学业完成，也是找个由头离开这里。呆在上海，终不是长久之计。”

爱玲有些犹豫，低着头久久不语。“霁月难逢，彩云易散”。一生中，她与母亲相伴的年份几乎屈指可数，每一段，都是人生至为金贵的记忆，几乎不肯轻易启齿，怕人家偷听了去。

——在这一点上，她总比她的弟弟张子静幸运得多。

只可惜时间也太短了。有限清欢，无限辛酸。她好像命中注定无缘与至爱的人长相厮守。

与母亲再度相伴的日子，是爱玲在这段动荡岁月里最大的安慰。然而现在母亲又要离开了，她的心里十分彷徨，比小时候犹甚。冰心在诗里写：“自然的风雨来了，鸟儿躲进它们的巢里；人间的风雨来了，我躲进妈妈的怀里。”现在风大雨大，而她要躲去哪里呢？不能和妈妈在一起，难道也不能和姑姑在一起吗？这么些年来，她没有家，于是姑姑在哪里，哪里就是家了。她不想连这一点依傍也放弃。

而且，她心里已经另有了一个人。于是她低低地说：“我想再观望一阵子。”

这时候上海的政治气氛是虽然风吹草动不息，但还不至于上升到“洗礼”的地步，而张爱玲的名气还在，余威犹存。这从李君维发表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电影特刊上的《张爱玲的风气》中便可以清楚地感觉到：

“某太太，就像〈太太万岁〉里的一样的一位能干太太，告诉我一段故事，接着她说：‘说出来你不信，完全跟那个张爱玲写出来的一模一样，天底下竟有这样的事！’我妹妹穿了件灰背大衣，穿了一件黄缎子印咖啡色涡漩花的旗袍，戴了副银环子，谁见了就说：‘你也张爱玲似的打扮起来了。’

其实张爱玲没有真正创造过什么时装，可是我们把稍为突出一点的服式，都管它叫‘张爱玲式’。有一次我问张爱玲：‘短棉袄是您第一个翻出来穿的吧？’她谦逊地说：‘不，女学生骑脚踏车，早穿了。’这是我们目之为‘怪’的一点，就是张爱玲喜欢穿‘怪’衣裳，其实她之穿‘怪’衣裳，也多少含了点玩世不恭的态度。她有一件装竹圈的大衣，底下鼓出来像一只皮球，一天在炎樱家问起她，她说那个竹圈已经拿掉了，说的时候漠不关心，一如说着旁人的事。正如章太炎喜欢偶然用古字一样，无非是文字的化装而已。无论如何，张爱玲虽不欲创造一种风气，而风气却由她创造出来了。”

当年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喜着竹布长衫，一时引得京都人士争相效仿，几成脱销之势；而今她的奇装炫人，俨然竟成张爱玲风气，却是时人模仿不来的。

一旦离开，这些辛苦经营的虚名儿便都将风流云散，都说“白手起家”，那指的是本来便一无所有；若要放弃现有的一切从头再来，谈何容易？

母亲走后，张子静似乎预感到了一家人相聚的日子越来越少，时时来探望姐姐，并且担忧地问她有什么打算？

爱玲避重就轻地说还在找房子打算搬家，又拿出一小包红蓝宝石说：“这是二婶给你的，说等你结婚的时候给新娘子镶着戴。”然后便如常闲谈，说刚看完赵树理的小说《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很不错，建议他有机会也找来看看；《小二黑结婚》还拍了电影，她也说很好，叫他去看。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她仍在观望中，“张看”中。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张爱玲亲眼看到了解放军进城。

这时上海的十多家小报都已在解放之前自动停刊，夏衍接管上海市文化工作的时候，上海成了一个没有小报的城市。夏衍向龚之方说，“新中国”并不是不能容许小报存在，只是要端正风气，提供读者有益的、多样化的趣味性内容。要龚之方和唐大郎组织一个“能力较强、素质较好的小报班子”。

于是《亦报》应运而生，龚之方任社长，唐大郎任总编辑。八开对折，邀请了许多著名作家如丰子恺、周作人等人执笔支持，自然也会向老朋友张爱玲约稿。

爱玲自《太太万岁》的风波之后，已经又搁笔近两年了，一是因为不断搬迁，没有心情；二则也是新中国成立，她还抱着观望的态度，“怀疑一切的眼神”；直到一九五零年搬入黄河路上的卡尔登公寓三零一室，生活略为安定，这才重新提起笔来，写了《十八春》，发表在《亦报》上，署名“梁京”——为了躲避莫须有罪名的轰炸，她连自己的名字也不敢要了。可是又不甘全盘放弃，于是同读者们做了个文字游戏，借“玲”的子音“张”的母亲切为“梁”，“张”的子音“玲”的母音切为“京”。

而桑弧亦化名“叔红”，在《十八春》连载前一天写了一篇《推荐梁京的小说》：“仿佛觉得他是在变了，我觉得他仍保持原有的明艳的色调，同时，在思想感情上，他也显出比从前沉着而安稳，这是他的可喜的进步……”用的是“他”而非“她”，有意掩人耳目；

在小说连载期间，他又继续以“叔红”为名写了《与梁京谈〈十八春〉》，其中提到小说连载至曼璐设计让祝鸿才污辱了曼桢以后，许多读者既同情又愤慨，认为非把这对狗男女枪毙不可，于是纷纷写信给“梁京”，请她“笔下超生”，让曼桢的悲剧停止。

此前张爱玲与桑弧本来计划第三度携手合作，拍摄电影《金锁记》，然而由于时局动荡，终究未能如愿。其原因为何，至今是个谜，倒是各种传说满天飞，有说张瑞芳为此几次登张爱玲的门求演女主角的，也有说桑弧找张瑞芳出演而未得的，而曾经饰演《太太万岁》中女主角陈思珍的蒋天流也回忆说：“听说（要拍）的，后来怎么没拍我也不知道，我也不好意思问，我以为他（桑弧）要找别人演的，后来又不是。要是我演，该多好呀！”

然而不管怎么说，“叔红”可谓桑弧“变身”与张爱玲秘密交往的一个见证。他这样的积极推崇《十八春》，除了视张爱玲为知己的缘故，或许抱着借此再度合作的心愿也未可知吧？

还有一则佚闻也是有趣的：据说《十八春》连载时，有个和曼桢同样经历的女子从报社打听了张爱玲的住址，跑到她家门口倚门大哭，弄得张爱玲手足无措。

——事情本身其实是悲哀可同情的，然而隔着三十年的月光看去，也便蒙上了一层朦胧的纱，变得温柔。

关于《十八春》的书名，后人考证，以为“十八”指的是她从一九三二年到上海至一九五零年完成这部作品，刚好十八年；也有人说是影射胡兰成的，不知怎么算出的十八年；但我个人以为，那指的是她逃离父亲的家时，是十八岁。

囚禁与出走带给张爱玲的刺激是深刻而长远的。她说过她要报仇，但她没有少时想象的双剑，只有一支笔。

同年《亦报》举办的关于《十八春》的作品讨论会上，曾有人提出这部小说太过传奇，哪有亲姐妹反目，竟可以将妹妹囚禁大半年的？可见是虚构。连周作人也说“我看《十八春》对于曼桢（小说女主人公）却不怎么关情，因为我知道那是假的”。

然而张爱玲写的却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实。小说里顾曼桢的所思所想，所见所哀，其实正是十八岁的张爱玲囚在空房时的所思所想，所见所哀——

“她扶着窗台爬起来，窗棂上的破玻璃成为锯齿形，像尖刀山似的。窗外是花园，冬天的草皮地光秃秃的，特别显得辽阔。四面围着高墙，她从来没注意到那围墙有这样高。花园里有一棵紫荆花，枯藤似的枝干在寒风中摇摆着。她忽然想起小时候听见人家说，紫荆花底下有鬼的。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说，但是，也许就因为有这样一句话，总觉得紫荆花看上去有一种阴森之感。她要是死在这里，这紫荆花下一定有她的鬼魂吧？反正不能糊里糊涂地死在这里，死也不伏这口气。房间里只要有一盒火柴，她真会放火，乘乱里也许可以逃出去。”

这是虚构么？是夸张么？是杜撰的秘闻？是猎奇的戏剧？还是张爱玲亲身经历的一次映射？

那顾曼桢在幽禁期间也生了一场病，是感冒——

“她忽然觉得身体实在支持不住了，只得踉踉跄跄回到床上去。刚一躺下，倒是软洋洋的，舒服极了，但是没有一会儿工夫，就觉得浑身骨节酸痛，这样睡也不合适，那样睡也不合适，只管翻来覆去，鼻管里的呼吸像火烧似的。她自己也知道是感冒症，可是没想到这样厉害。浑身的毛孔里都像是分泌出一种粘液，说不出来的难受。天色黑了，房间里一点一点地暗了下来，始终也没有开灯。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方才昏昏睡去，但是因为手上的伤口痛得火辣辣的，也睡不觉，半夜里醒了过来，忽然看见房门底下露出一线灯光，不觉吃了一惊。同时就听见门上的钥匙嗒的一响，但是这一响之后，却又寂然无声。她本来是时刻戒备着的，和衣躺着，连鞋也没脱，便把被窝一掀，坐了起来，但是一坐起来便觉得天旋地转，差点没栽倒在地上。定睛看时，门缝里那一线灯光倒已经没有了。等了许久，也没有一点响动，只听见自己的一颗心嘭通嘭通跳着。”

顾曼桢后来怀了孕，终于借着生产的机会逃出了医院，是一个同时生产的女人的老公帮了忙——是平民阶级，何干的化身么？

对于各种各式的作品研讨，张爱玲通常较为沉默，极少就自己的作品多做辩解，只是有一次有人提及为什么她形容三十年前的月亮一定要是“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为什么不能是荣宝斋或者别的什么纸，这是不是在玩弄字眼时，她淡淡地回了一句“因为我小时候家里用就是朵云轩”；然而这次有人批评《十八春》情节奇诡不可信，她却抿紧了嘴一言不发——要她苦口婆心地解释那是她的亲身经历么？要她把她童年的伤痕暴露给大家看？那就不是张爱玲了。

有句话叫作“宁为不知，勿为人见”，而张爱玲是“宁愿写出，不愿说白”。张爱玲是喜欢用“手势”这个词的，手势太难看，赢了也没意思。

去国之后，张爱玲将《十八春》几度增删，光题目就想了五六个，又以《惘然记》为名在《皇冠》杂志上连载，分六期刊完——时为一九六八年，距离一九五零年在《亦报》发表，刚好又隔了十八年，不能不感慨冥冥中的巧合。

文中最显著的几个改变包括：一、把原有的十八年改成了十四年，将小说结局提早到解放前；把原来的十八章改成十七章，前三分之二内容无大变化，但从第十三章开始改动较大；二、去掉了原文中“光明的尾巴”，叔惠的赴延安也变为到美国留学——抹去了原文中鲜明的政治意味和“进步思想”。她对于政治，到底还是讳莫如深的。

她在题记里写着：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当时”，是故事发生的一九三八年，还是初稿完成的一九五零年？“惘然”，是情感还是意识？而隔了十八春后的今天，她“恍然”了么？

小说的单行本后来由皇冠出版社出版，名字又改为《半生缘》。然而《惘然记》的名字也没舍得丢，拿来做了另一部散文集的题目。

又隔了许多年后，香港导演许鞍华将《半生缘》搬上荧屏，而内地也随后出品了一部电视连续剧……这些，都已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