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灵魂坐在旧上海的电车里。电车一路“克林克赖”地驶着，驶过长歌短调，驶过柳淡烟轻，驶过灯红酒绿，驶过粉黛脂浓，驶过冷雨凄风……车窗里戳出一大捆白杨花，是一种银白的小绒骨朵，远望像枯枝上的残雪；车窗外，是鳞次栉比的街道，临街的商店，商店的橱窗，橱窗里的模特儿。然而，总有一点什么不同了。

一路到了电车总站静安寺路，这才恍然那一点不同究竟是什么——张爱玲已经不住在这里了。然而我的灵魂还是熟门熟路地往静安寺打了一个转，一路经过爱玲买绣花鞋的集市，潆珠上班的集美药店和毛耀球的商行，虞家茵初遇夏宗豫的电影院，还有王佳芝色诱老易的珠宝店……这样子一路来到了爱丁顿公寓。

从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七年，抛开在香港的三年不算，爱玲在这里断断续续地生活了六年，写出了《倾城之恋》和《金锁记》这样的传世名作，出版了《传奇》与《流言》这两部她生平最重要的作品集，她曾在这里招待苏青、潘柳黛、许季木、李君维、董乐山这些文坛好友，在这里与胡兰成签下“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的海誓山盟——当年的她与他，坐在那织锦的长沙发上，头碰头地同看一幅日本歌川贞秀的浮世绘，或者吟诗赌茶，笑评“倬彼云汉，昭回于天”这样的警句，她穿着绣凤凰的拖鞋拿茶给他，临近了笑着将腰肢一闪，他赞她的这一下姿势真是艳。

然而现在，她走了。她说过倘若离开他，将是萎谢。萎谢了的张爱玲，如一片落花，随波逐流，漂离了爱丁顿，漂去了卡尔登，后来又漂到香港，漂去海外，尝尽人间风雨，海外沧桑，直至孤独地死在陌生的洛杉矶公寓里——她说她想要一间中国风的房，一明两暗，然而她一生里，从这座公寓到那座公寓，从来都没有过自己的家。

到死，她遗嘱里犹写着不要筑坟，只将骨灰撒入大海——连灵魂，都将永世漂泊……

我的灵魂觉得了一种难言的悲哀，于是飘入上海的云层深处，像一只迷途大鸟张开翅膀在风里舞动。我嗅到幽微而熟悉的鸦片香，忽然想起已经久违了的爱玲的父亲，于是追着那烟雾飘至华山路一间三室一厅的公寓里，看见那对阿芙蓉的信徒面对面地卧在烟灯下吞云吐雾，脸上有木然的微笑。

这是一九四七的秋天。任世界日新月异，沧海桑田，他们的日子竟是静止的。房子越搬越小，手边的钱越来越少，然而鸦片的烟却仍弥漫不散。昏黄的烟灯里，张廷重眯缝着眼，茫茫地微笑着。他的惟一的儿子站在烟榻旁，仍同从前一样的削瘦单薄，却似乎长高了一些，也微微黑了点。

张子静去年随大表姐与姐夫去了中央银行扬州分行工作，这次回上海是因公出差，暂住家里。他嗫嚅地告诉父亲：“我昨天去看表哥，听说我母亲回来了，住在国际饭店。”

张廷重微微动了一动，发出一声不知是疑问还是感叹的“哦”，便不响了。“我母亲”？是说黄逸梵了。这名字听来好不陌生，仿佛上辈子的一个熟人。他们已经完全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他甚至无从猜测她的生活与思想，也不关心。

孙用蕃打鼻子里“哼”了一声，现在他们当她的面谈论黄逸梵，已经不忌讳了。她倒也不介意，因为早已不再担心她会重新回到这个家，她只是给了张廷重一个催促的眼神，似在提醒他什么大事。

张廷重又呼噜呼噜地抽了几口，清清嗓子，这才慢慢地说：“上次在信里跟你说的事儿，你想得怎样了？”

子静语气委婉恭敬，态度却倔犟：“儿子的意思，也在信里写了，父亲想得怎样了？”

张廷重脸上僵了一僵，悻悻地说：“先不说这个。我看到你这次回来，带了不少差旅费，现在不同从前，家里独门独户的，关起门来都是一家人；如今在公寓里，少不得行动要小心些。你别带着那么多钱到处跑，不如我替你收起来，稳妥些……你要出去，就赶紧去吧。”

张子静不疑有他，也急着出门去看母亲，果然将装钱的纸袋子取出来交给父亲保管，自己兴头头地走了。

张廷重拿过纸包来清点了一下，脸上忽然露出一个阴阴的笑。他知道，这个儿子从小优柔寡断，这回忽然坚强独立起来，竟然跑去扬州那么远的地方工作，目的就是为了要离开他，离开这个烟雾不散的家——妻子，妹妹，女儿，儿子，都巴不得要离他远远儿的。黄逸梵和张茂渊去了欧洲，爱玲也去过香港，子静个性这样柔弱，却也到扬州转了一回。他几次写信给他，说是家道艰难，要他设法调回上海，共同负担生活费用。然而子静坚持，说除非他和后母答应戒掉鸦片，才愿意负担家用——竟是跟他较上劲儿了。

张廷重紧紧地握着那叠钱，恨不得攥出水来。子静的性格是懦弱的，再倔犟也有限，他看死他走不远。不肯负担家用？逼他戒烟？哼，倒看谁能犟得过谁！

我的灵魂透过烟雾看到张廷重阴险的笑容与张子静单纯的笑容互相叠映，觉得无比悲哀。子静一生孱弱多病，孤独终老，除了极小的时候，他几乎没有快乐过。

他的母亲那样早就离开了他，他的姐姐光辉而遥远，他的父亲与继母只惦记着他的钱，又一心怕他分薄了他们的钱，把他当敌人那样防着——他在这些人中间一天天成长，可是他的心却逃避到一个密不透风的地方藏躲起来，永远不肯长大。到老，到死，他都是一个长不大的孩童。

我的灵魂随着他一路飘往国际饭店，看见黄逸梵。她憔悴多了，仿佛蒙尘的美玉，失了亮光。然而同儿子的久别重逢，使她毕竟也焕发出些光彩来了。

她坐在儿子的对面，眼睁睁地看着他，不住地问长问短。子静问一句答一句，和母亲久不见面，竟有些生疏不自在，期期艾艾地问：“姐姐现在怎样？我好久没见她，听说她搬家了。”

黄逸梵忧心忡忡地说：“她们从爱丁顿出来，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房子，华懋公寓很不理想，最近才在重华新村找了房子。我过几天也要搬过去，你来吃饭吧。”又问他要吃多少饭，喜欢吃些什么菜，到时可以准备。

子静不禁鼻酸，眼圈发红——他这年二十六岁，已经十多年没和母亲一起吃饭了。

过了几日，张子静果然依约来到重华新村二楼十一号找母亲“吃饭”，这是坐落在南京西路梅龙镇酒家弄堂内的公寓楼，两房一厅的典型格局，一梯两户，没有电梯，窗子沿街。姑姑和姐姐都出去了，只有母亲在家。

吃饭的时候，黄逸梵一直看着儿子，仿佛看不够，不时问：“要再添饭不？合不合口味？平时是吃几碗饭？”从饮食居行一直问到婚姻大事上来。

子静窘了片刻，老老实实地说：“我想等有了较好的工作和收入，积蓄一点钱再做打算。”

“没有恋爱么？”

“没有恋爱。”

“没有中意的女孩？”

“没，没想过。”

黄逸梵看儿子实在是窘，便转而问起工作的情形，听他答待遇还不错，颇觉安慰，又叮嘱他如何与上司和同事相处。慈母拳拳之心溢于言表，然而她能为子女做的实在有限。

这次见面，让张子静久失母爱的心颇觉安慰，可惜只是匆匆一会，又要回扬州了。

临行前向父亲要钱，张廷重竟然若无其事地说：“已经花掉了呀！你自己想办法好啦。”张子静气得青筋暴露，然而他从来都不是一个刚性的人，也只有委委屈屈地忍气吞声，向朋友借钱买了车票。

回去的路上，他看着滔滔流过的风景，想着母亲的柔情与父亲的冷血，不禁泪流满面。

我的灵魂也在哭泣，不止是为他，而是为了这动荡的人世。

都是孤独的，又何止张子静，甚至爱玲呢？他们的漂泊了一生的母亲，沉迷于鸦片的父亲，甚至一生无所出的继母，又有谁是快乐幸福的？

不久，张廷重卖掉了上海最后一处房产，得手一笔美钞和黄金。八月，国民党政府进行“币制改革”，发行大面额金圆券，一时物价飞涨，人心惶惶，张廷重也坐不住了，虽然亲友们都劝他把美钞和黄金藏在手边，要用的时候再一点点地换。然而他不听，全部换成了金圆券。

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日是，国民党政府为了防止通货膨胀，通令“限价”，张廷重手里的钱成了废纸，只得再次搬家，搬到江苏路一间只有十四平米的小房间里，又小又简陋，是亭子间加盖的，厨厕都需与同楼的十多户人家共用，比他家从前的佣人房还不如——他大概生下来到现在，也从未吃过这样的苦。

这时候，鸦片不戒也不行了——他倒是不等新中国来到，便洗心革面，做了一个新的人。

这年子静再次从无锡回上海，又去看母亲，见了面，说起自己只能在同学家暂住的苦楚，忍不住抱怨。黄逸梵也说，上海环境实在太坏，也太吵了，让她老是静不下心来，也让爱玲无法写作。

子静以为母亲不喜欢重华新村处在闹市，房间又小，于是建议：“不如好好找所房子，从此定居，可以把姐姐接来一起住，以后我回上海时也有个安身之处。”

黄逸梵仍然淡漠地说：“上海的环静太肮脏，我住不惯，还是国外环境比较干净，不打算回来定居了。”

子静仍未听出这话的弦外之音，只觉理由牵强——环境肮脏？他可不觉得。他生于斯长于斯，将来大概也要老于斯死于斯，他可没母亲和姐姐那么敏感，也没她们那么有本事，更是从来没有打算要离开。他想母亲在国外是不是有了要好的男朋友，或者准备在国外再婚也说不定。只是问不出口，想着以后再说吧。

他哪里想到，这竟是最后一次见到母亲——黄逸梵不久再次出国，再也没有回来过。

张子静在回忆录里悲哀地写着：“一九三八年，我姊姊逃出了我父亲的家。一九四八年，我母亲离开了中国。她们都没有再回头。”一咏三叹，痛心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