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灵魂在风里颤栗，不仅仅是因为冷。

这是一九四五年的正月十五，元宵节，然而月亮却不够圆满，仿佛被冻住了，有云朵缓缓地飘过来，在圆月上遮出阴影，而且没有散去的意思。人们形容美女是花容月貌，那么这晚的月亮便好比是一个忧郁的美女，恰应着“乱世佳人”的俗语。

张爱玲和苏青这两位乱世佳人并排站在窗前，都不说话。元宵节，是团圆的节日，然而她们两个，却都是孤独的：苏青是离了婚的，爱玲虽在新婚中，丈夫却在别的女人身边——她已经知道了小周的事，他并没有瞒她，并且颇有纳小周为妾的意思，她一直没有回答是或否，是希望他自己会晓得分寸，并同情他在内地客邸凄凉，或许需要一些生活上的情趣与安慰。

“夜深闻私语，月落如金盆。”对着月亮，人们不由地要剖心置腑，说些私己的话。然而她的心腹话，是能同别人说的么？

在去年的一年里，她遇上一个梦想中的男子并与之结了婚，出了两本书《传奇》和《流言》，还把自己的小说《倾城之恋》编成话剧搬上舞台——人生没有一个时期比这一年更加快乐精彩了。

“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这是贾雨村写在月圆之夜的句子。张爱玲也曾有过这样的壮志凌云，她的生命之花，绚烂盛开如焰火。然而她知道，悲哀要来了，虽然眼前还没发生，但总是会来的。

每个人都可以在《红楼梦》里找到自己，把自己套在大观园人物的行头里如鱼得水；可是很少人可以在张爱玲的笔下人物里看到自己的影子，流苏、小寒、七巧、薇龙……每个形象都那么鲜明，那么独立，那么真实具体，有血有肉，却又那么隔膜，不可亲近，是放在蜡像馆里供人参观的。

连苏青也问张爱玲：“怎么你小说里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我的？我一直留心着，总找不到。”

爱玲苦笑，没有相似的人，也有相似的命运，左不过月满则亏，树倒猢狲散。

她没有回答苏青，却忽然说起一件不相干的闲事来：“我们家的女佣，男人是个不成器的裁缝。前几天闹空袭，过后我在马路上遇见他，急急忙忙奔我们的公寓来，见了我，直打听他老婆孩子怎样了，倒是很感动人的。”

苏青听了，说：“是的……”逃难起来，她是只有她保护人，没有人保护她的——稍稍沉默一下，忽然说，“如果炸弹把我的眼睛炸坏了，以后写稿子还得嘴里念出来叫别人记，那多要命。”

爱玲一愣。从前在香港战乱时，她躲在防空洞看书，也是担心有炮弹下来炸坏了眼睛——无话可说，只得安慰似地叹了一句：“这是乱世。”

“这是乱世。”苏青附和着，也是轻轻的一声叹息。

爱玲又说：“人家说对月亮许愿，是有效验的……你的愿望是什么？”

“有个丈夫，有个家。”苏青微笑，缓缓地说，“丈夫要有男子气概，不是小白脸，人是有架子的，即使官派一点也不妨，又还有点落拓不羁，职业性质是常常要有短期的旅行，那么家庭生活也不至于太刻板无变化……”

爱玲心里一动：这倒有点像是兰成的样子。官派，落拓不羁，常常不在家。

苏青接着说：“夫妻俩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常常请客，来往的朋友都是谈得来的，女朋友当然也很多，不过年纪要大一点，容貌么，也不必太漂亮……”

爱玲笑了：“总之是年龄比你大两岁，容貌比你差一点，才可以放心。”

苏青也笑着，解释似地说：“免得麻烦么……丈夫不在的时候，我可以匀出时间来应酬女朋友；偶然生一场病，朋友都来慰问，带了吃的来，还有花，电话铃声不断。”

爱玲笑不出来了。她也被苏青形容的境界所诱惑着，却又觉得悲哀，这乱世里，去哪里寻那种平安宁静的生活空气呢？那是同桃花源一样理想而虚无的所在。苏青对着月亮轻声慢语的样子，同她以往干脆利落的作风很不同，果然像是对着神祗在许愿，那情形也令她觉得悲哀。

苏青反问：“你呢？还没说你的愿望是什么？”

“也同你是差不多的吧，总要有一个家。”爱玲迟疑地说，“我将来想要一间中国风的房子，雪白的粉墙，金漆桌椅，大红椅垫，桌上放着豆绿糯米瓷的茶碗，堆得高高的一盆糕团，每一只上面点着个胭脂点。中国的房屋有所谓‘一明两暗’，这当然是明间。”

一边说，一边声音便低下去，越来越觉得悲哀，因为知道不可能——其实都是些简单渺小的期望，然而却也是一样的不可能。这乱世里，没有什么是真正地切实地属于她们的，因此迫不及待地想握住一些什么，即使明知握不住，也还是要努力。

隔着半个多世纪再看这些言论，真是让人觉得凄凉，张爱玲与苏青，都是辛苦的自立的女人，为了能够活下去，活得稍微好一点，拼尽了力气与才智。她们的愿望其实不算奢侈，然而最终这些愿望一项也没有实现——苏青后来饱受世人冷眼讥嘲，郁郁而终，直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她的作品才在海峡两岸重见天日；而张爱玲漂泊了一生，从来也没有过一所属于自己的房子，一个真正的家。

后来有杂志举办了一次关于苏青和张爱玲的谈话专访，再次问及理想丈夫的人选，这时候两个人都好像有所准备似的，答得很痛快。

苏青的答案尤其清楚明白：“第一，本性忠厚；第二，学识财产不在女的之下，能高一筹更好；第三，体格强壮，有男性的气魄，面目不要可憎，也不要像小旦；第四，有生活情趣，不要言语无味；第五，年龄应比女方大五岁至十岁。”

而张爱玲却似乎比她更实际些，谦抑地说：“常常听人家说要嫁怎样的一个人，可是后来嫁到的，从来没有一个是像她的理想，或是与理想相近的。看她们有些也很满意似的。所以我决定不要有许多理论。像苏青提出的条件，当然全是在情理之中，任何女人都听得进去的。不过我一直想着，男人的年龄应当大十岁或是十岁以上，我总觉得女人应当天真一点，男人应当有经验一点。”

她不肯务“虚”，实际的标准只说了一条“男人的年龄应当大十岁或是十岁以上”，那是因为她已经结了婚，嫁了胡兰成，没资格再奢谈“标准丈夫的条件”，也不便有“许多理论”。而关于年龄的条件，胡兰成总是符合的——他大她十四岁。

而且，这是第一个肯给她钱的男人。他说过：“经济上我保护你好吗？”——听到“保护”两个字，她的心都柔了。想起小时候在老房子里遭到父亲的囚禁，巴望着有王子来打救；想起港战时飞机隆隆响，身边却没有一个怜惜的人。现在好了，她有了他，他会保护她。

她对他的爱里一直都有带着点崇拜的，尤其喜欢他这一向产量惊人散文。她看他坐在她的书桌前写东西，凝眉端神，沙沙沙一路笔响，像是案头一座丝丝缕缕质地的暗银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