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灵魂像一弯上弦月那样挂在张爱玲的窗口，久久地凝视着那抹柠黄的灯光。她在灯下写作，剪影投在窗纱上，如梅花照壁，有说不出的静美与忧伤。

胡兰成不在这里。他去南京了。日本人出钱，叫他办一本杂志，《苦竹》。这题目来自她喜欢的那首诗：“夏日之夜，有如苦竹，竹细节密，顷刻之间，随即天明”——她与他，都在如蒸如煮的夏夜里盼望天明。

封面是炎樱设计的，以大红做底子，以大绿做配合，红是正红，绿是正绿。肥而壮大的竹叶子布满图面，大白竹竿斜切过画面，有几片绿叶披在上面，在整个的浓郁里是一点新翠。

临走之前，他特地来了一趟，随随便便地提了只箱子，打开来，满满的都是钞票——此前她同他说过立誓要还母亲的钱，他记住了，这次是把办刊的经费拿来送了她。她是他的女人了，他要对她负责任。

她没有什么可以回报他，于是尽心尽意地替《苦竹》赶稿子，想到他凝眉看稿的样子，猜测他的神气与考语，就觉得欢喜。写到得意的句子，知道他一定也会觉得好——他总是读得出她的好，而且懂得欣赏，这是她最感激于他的。

因他见到她的好，她的美；她便愿意为了他而更加好，更加美。她穿一件桃红色单旗袍，他说好看，她自己便也得意，夸耀说桃红色闻得见香气；她去静安寺逛庙会时买了双绣花鞋，鞋头连鞋帮都绣有双凤，他看了喜欢，赞那线条柔美，又赞她的脚生得好，她于是每每穿着，在他面前走来走去。

她是个戏剧型的人。随便说一句话，都是咳珠唾玉，像对白般词句警人，做一个手势，又是柔艳有韵致，便连穿的衣裳，也是随身携带着的一部小型话剧。

而他，无疑是最好的看客，读者，听众，知音人。

她的人坐在这里，可是心已经飞了去南京，依附在他身边。稿子写好了，最后定标题，她写着《桂花蒸——阿小悲秋》，笑了，同时在心里做了一个决定——亲自去南京，当面交给他。

关于张爱玲的暂住南京，台北《中国时报》有一篇署名古之红的《往事哪堪回味》其实是“颇堪回味”的：

“认识胡氏伉俪，缘由兰成先生令侄胡绍钟学长引荐……胡氏居处，在南京市区石婆婆巷二十号，虽非豪宅巨邸，但其屋宇建构，采用欧洲南部风格，极为雅致，而其建材选择、色泽搭配，均为一时之最，一望即知居住在此的主人，其生活品味，必定是列于高雅层级之流。

步入胡宅大门，即见一片碧绿，芳草如茵，草地周边排列着五六个小花圃，其中栽着几丛玫瑰和凤仙，而两株体形稍大的腊梅，则散发出淡淡的幽香。草坪中央为网球场，只要挂上球网，即可打球活络筋骨。

第一次进入胡宅，正巧遇见他们打球方歇，因系初见，绍钟为我们做了简单的介绍，我也乘机打量他们：那位男士约莫四十来岁，气宇轩昂，眉目之间，英气焕发；女士年龄略轻，面容娟秀，显露出一股青春钟灵的活力。

在此之前，我对兰成先生，完全陌生；但对爱玲女士，则是因为她曾被笔者之恩师傅彦长教授赞誉，将来极可能是震惊文坛的名小说家，故而在心中对她已早有了一分景仰之意。此后，在绍钟陆续的谈话中，才知道当时张爱玲在文艺圈，虽已相当驰名，其实，他的六叔兰成先生，在文化、学术、新闻各领域，更是盛名远播，如若不然，他怎么能那么轻易就赢得美人的芳心。

当时，正值张、胡两人热恋高峰，无论居家闲谈，抑或户外漫步，均以格调高雅是尚，偶尔启窗望月，持螯赏菊，在展现文士风范；至于谈经论道，规划人生，则必炫其禅味，境界高不可攀。前人喜用‘鹣鲽’二字以喻夫妇情谊深厚，张、胡当之无愧。

张、胡之恋，虽为人誉为‘神仙美眷’，惟华服美食，终难恒久保持不坠。当时，胡供职之‘公司’营运成绩不佳，势将改组，因之，兰成先生之情绪、言行常见不耐之状，爱玲女士虽劝慰再三，然而效果不彰。

就我个人观察，张对胡仍是一往情深，多方体贴；而胡之待张，则似乎与往昔稍有不同。

稍后，胡感觉环境逼迫之压力愈见沉重，乃辞职匿居乡间，而爱玲则仍居上海，因为在此期间生活所需，全赖爱玲一人鬻文所得。而兰成则因爱玲不在身边而又结识了一位年龄很轻的周姓护士小姐。后来，周女受胡牵连被拘。胡见事态紧急，乃欲前往日本，投奔日籍友人暂避。临行之际，爱玲亲赴黄浦江滨送别，并赠以两部电影之稿酬与版税，供胡旅居日本时作生活费用。”

这是迄今为止，我所见到的惟一一段第三者记述的有关张爱玲婚后生活的文字记录，却又叫人将信将疑，忍不住要问——人家“启窗望月，持螯赏菊”，你看见了？“谈经论道，规划人生”，你听见了？“劝慰再三，而效果不彰”，向你诉苦了？

然而我又希望他写的全是真的——至少，张爱玲曾经开心过，快乐过。

猜想时间应该是九月以后的事情，因为这年九月，胡兰成在南京创办杂志《苦竹》，十月出创刊号。张爱玲撰稿力撑，大概也会去陪他在南京石婆婆巷住上一段；其后不久胡兰成便去了武汉，且又有了小周，光景便不同了。

关于那南京住宅，倒是有迹可寻的——沈启无在《南来随笔》中也提了一笔：

“我住在我的朋友家里。朋友的家住在一个背静的小巷子里。我喜欢进门靠墙根的一排红天竹，密密地丛生着一簇簇的红果子，累累地快要坠下来了，真是生命的一个沉重。客厅前面是方方半亩大小的一片草地，随意生长一点野花，却无大树遮蔽天日，这小园，我感觉它有朴素与空疏之美。没有影子的太阳，晒满全院，坐在客厅里开门一望，草地的绿仿佛一齐爬上台阶似的，人的眼睛也明亮起来了。”

“朋友赞美一个印度女子写的句子，‘秋是一个歌，桂花蒸的夜，像在厨里吹的箫调。’想到这样的夜，没有月亮也是美的，暗香浮动，你试用你意象的手，轻轻也可以摸得出的。”

这个“朋友”，便是胡兰成了；这片草地，便是他躺在藤椅上第一次看《封锁》的地方；而这个“印度女子”，便是炎樱（炎樱是伊斯兰卡人，但胡兰成一直错记成印度人，后来张爱玲在《对照记》里特意点明，似有澄清的意味）；那句“秋是桂花蒸的夜”，便是张爱玲小说《桂花蒸——阿小悲秋》的题记，便登在《苦竹》杂志上。

沈启无且赞美炎樱设计的《苦竹》封面，说：“我喜欢这样的画，有木板画的趣味，这不是贫血的中国画家所能画得出的。苦竹两个字也写得好，似隶篆而又非隶篆，放在这里，就如同生成的竹枝竹叶子似的，换了别的字，绝没有这样的一致调和。”

他是胡兰成的朋友，也是同事，常常听到胡兰成赞美张爱玲。一个阴雨天，两人站在廊下，听到巷里有鼓吹，胡兰成想起旧时胡村人家娶亲的吹打来，渐渐聊到《金瓶梅》里的婚嫁，胡兰成说：“这两天闲来无事，我又看了一遍《金瓶梅》，觉得写的欠好，读了只有壅塞的忧伤，没有启发。”

于是沈启无说了些明朝万历天启年间的事来助兴。聊到投机处，胡兰成便又提起张爱玲来，说她如果在这里，一定另有绝高见地。又说：“《金瓶梅》里的人物，正如阴雨天换下没有洗的绸缎衣裳，有浓浓的人体的气味，然而人已经不在这儿了，也有熠熠的光辉，捏一捏还是柔滑的，可是龌龊。就像张爱玲在《谈跳舞》里说的：‘龌龊永远是由于闭塞，由于局部的死。’是这样的烂熟。”说过了，才觉出这一个绝妙的比喻十足是张爱玲的风格，不禁越想越得意，只说还不尽兴，于是提笔记下来。又逼沈启无也来写一写张爱玲。

沈启无遂写道：

“张爱玲，兰成说她的文章背景阔大，才华深厚，要占有一个时代的，也将在一切时代里存在。这话我并不以为是过誉，看她文章的发展，是有着多方面的，正如兰成说的，‘青春能长在，自由能长在，才华能长在的’。生活对于她，不是一个故事，而是生命的渲染。没有故事，文章也写得很美。因为有人生作底子，所以不是空虚的浮华。她不像西洋厌世派，只写了感觉，在他们的手下，词藻只做成‘感觉的盛筵’。而她，把感觉写绘成感情，几乎没有一样感觉不可以写出来的，没有一样感觉不是感情的。她走进一切的生命里去，一切有情无情在她的作品里也‘各正性命’，得到一个完全的安静。所以，她的文章是温暖的，有庄严的华丽，也有悲哀，但不是惨伤的凄厉，所谓‘众生有情’，对人间是有着广大的爱悦的。”

“一个人有着广大的慈悲，在时代的面前，没有所谓屈服，他可以低眉，可以俯首，伟大的爱是活在别人的生命里，伟大的艺术也是不灭的，永生的，不像一枝芦苇轻易在暴风雨里就被摧折的。

所以，‘让生命来到你这里’这句话，还是很可意味的一句话。”（沈启无《南来随笔》）

“让生命来到你这里”是张爱玲在《传奇再版序》里引用过的话。这本书，是他陪胡兰成在南京建国书店买的。只是看了序，已经被惊动了。只觉每一篇都有异彩绽放，“仿佛天生的一树繁花异果，而这些花果，又都是从人间的温厚情感里洗炼出来的。她不是六朝人的空气，却有六朝人的华瞻。”

在关于张爱玲的评论文章里，这其实也是相当不错的一篇，然而由于沈启无的身份问题，文章很少被人提及。

胡兰成一向惜才爱才，他之追求张爱玲，后人多以为是附庸风雅，沽名钓誉，然而他第一次看见她的文章是在南京，彼时刚刚出狱，未必知道她的文名；而他与她的交往，亦努力瞒过世人的耳目，又有什么名誉可钓呢？

且他并非是只对女作家这样热情，有诗人路易士，原名路逾，又名纪弦的，曾出版《纪弦回忆录》，其中有这样一段：

“一九四二年秋，我曾去南京看过胡兰成。散文家胡兰成大我几岁，是个‘绍兴师爷’型的文人……我的作品，他说他曾读过不少，居然能够当着一群朋友的面，背诵我的名作《脱袜吟》、《傍晚的家》和《在地球上散步》，一字不差。这一点，很是令人高兴……他知道我很穷，家累又重，离港返沪，已身无分文了，于是使用适当方法，给我以经济上的支援，而且，尽可能地不使我丢面子——例如暗中通知各报刊给我以特高的稿费；逢年过节，和我夫妇的生日，他都会派人送来一份厚礼，除了蛋糕，还有个红包哩。”

——这个例子，大概充分可以形容胡兰成的为人，仗义疏财，且心细如发。他是真的爱才。沈启无，是他重才怜才的另一个例子。

沈启无原为伪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原为周作人的四大弟子之一，一九四四年三月周作人发表“破门”声明后，被逐出师门，也被排挤出文化圈，于是投奔了胡兰成。胡兰成管吃管住，并于当年秋天邀请他同赴武汉沦陷区接手《大楚报》，胡兰成任社长，沈启无任副社长。

这情形，颇有点像多年之后的朱西宁供养胡兰成。

罗君强《伪廷幽影录》回忆说：“胡（兰成）曾受池田支持，主编谋略性刊物《苦竹》月刊。以后应日本人之聘，在汉口任华文《大楚报》社长，得到日本驻武汉‘吕’部队参谋人员的同意，发表拥蒋媾和、日军撤退的谋略文章。并公开讲演，从事鼓吹，使陈公博、周佛海为之头痛。”

这里没有提到汪精卫，因为他已经死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

此时主战的东条英机已经下台，日本方面有人希望胡兰成组织一个政府，池田看中了华中地区，于是资助胡兰成在武汉办《大楚报》，同时着手筹办一个政治军事学校，培植党羽。

然而胡兰成居然还是一如既往的素人无情，童言无忌，首日社论即是告日本人，说日本人的傲慢其实渺小，要他们明白这里是在中华民国的地面上，而且战争形势对日本已临到了天命不可儿戏；又在武汉发动“人民和平运动”，以“撤军、和平、统一”为口号，宣称不要蒋、不要汪、不要日本，要中国人自己说了算，并亲自在万人大会上发表演说，惹得当地日本宪兵要出动来袭击《大楚报》——这便是罗君强所说的“公开讲演、从事鼓吹”。

胡兰成竟是天生成的反骨，他办《柳州日报》时因宣称对日抗战必须与民间起兵的气运相结合，以致两广兵变后被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监禁三十三天；他给汪精卫做宣传次长的时候发表文章说汪政府必散，又被关了四十八天；给李士群做幕僚，差点惹来杀身之祸；如今身受日本人“隆恩”，却又发动万人演讲来抗日。想来“为之头痛”的应当不只是陈公博、周佛海，当还有日本人吧。

《大楚报》在长江航运断绝的情况下，发行量最高时竟达一万四千份——可见当时抗日情绪之激昂，亦可见胡兰成审时度势之准确。抛开“动机”与“立场”不言，胡兰成，总是一个才子。

是才子，更是浪子，因为就在这种漫天炮火、日理万机之际，他居然还有心思谈情说爱，节外生枝，又在与张爱玲新婚不久，勾搭上了汉阳县医院的护士、17岁的周训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