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写《私语》，写《童言无忌》，写《烬余录》，写《存稿》，写《公寓生活记趣》，将自己的故事说了许多，但并没有任何文字提及自己的贵族血统。直到一九九二年的《对照记》里才写道：

“我弟弟永远比我消息灵通。我住读放月假回家，一见面他就报告一些亲戚的消息。有一次他仿佛抢到一则独家新闻似地，故作不经意地告诉我：‘爷爷名字叫张佩纶。’……

又一天我放假回来，我弟弟给我看新出的历史小说《孽海花》，不以为奇似地撂下一句：‘说是爷爷在里头。’厚厚的一大本，我急忙翻看，渐渐看出点苗头来，专拣姓名音同字不同的，找来找去，有两个姓壮的。”

另则，她在《忆胡适之》一文里也写过：

“他（胡适）讲他父亲认识我的祖父，似乎是我祖父帮过他父亲一个小忙。我连这段小故事都不记得，仿佛太荒唐。原因是我们家里从来不提祖父。有时候听我父亲跟客人谈‘我们老太爷’，总是牵涉许多人名，不知道当时的政局就跟不上，听不了两句就听不下去了。我看了《孽海花》才感到兴趣起来，一问我父亲，完全否认。后来又听见他跟个亲戚高谈阔论，辩明不可能在签押房撞见东翁的女儿，那首诗也不是她做的。我觉得那不过是细节。过天再问他关于祖父别的事，他悻悻然说：‘都在爷爷的集子里，自己去看好了！’我到书房去请老师给我找了出来，搬到饭厅去一个人看。典故既多，人名无数，书信又都是些家常话。几套线装书看得头昏脑胀，也看不出幕后事情。又不好意思去问老师，仿佛喜欢讲家世似的。”

然而这两篇文字都是离开中国以后写的。张爱玲在上海发表的作品里，并没有关于自己血统的炫耀，倒是《古今》主编周黎庵曾经写过一篇《〈孽海花〉人物世家》，载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古今》第三十七期，其中提到了他与爱玲见面的情形，说明他是从平襟亚那里听说了张爱玲的文名，并得知其身世与《孽海花》颇有渊源。

“近顷有以女作家名海上者，有张爱玲女士，吾友《万象》主者平君襟亚揄扬甚力，尝见平君之文于文章，谓女士南海人，方返自香港，其先人为《孽海花》说部中人物云云……既而某小姐介张（爱玲）女士来谒，贶《古今》以数文（张爱玲的《洋人看京戏及其它》和《更衣记》就是发在《古今》上的），均清丽可诵，询其家世，初颇茫然，仅谓先祖父母在《孽海花》中颇有一段ROMANCE（罗曼史）云。余大疑……乃询其籍贯，则河北也；询其父之外家，则合肥也。遂告女士以丰润之后，亦既恍然……”

这里面可以看出，张爱玲从前对于自己的身世并不深知，只是恍惚知道与李鸿章以及《孽海花》有关。直到周黎庵明确地告诉她，这才有了确定的了解。

这段话也同样叫我们知道，此前平襟亚本来是很欣赏张爱玲，并且很以结交贵族后裔为荣的，并且早在一九四三年已经亲自撰文大书特书张爱玲的身世——这也就是张爱玲出版《传奇》时曾与他商量，要以《孽海花》为自己做宣传的缘故，还是受了平襟亚与周黎庵的启发才有的念头。

后来张爱玲对于自己的身世越来越清晰，是一点点考据得出的成绩，“因为是我自己‘寻根’，零零碎碎一鳞半爪挖掘出来的，所以格外珍惜。”（张爱玲《对照记》）

但是在此前，她大概与胡兰成说起过这些事。而胡兰成对张爱玲的贵族出身显然很在意，还专程去南京大中桥襄府巷踏看过：

“张家在南京的老宅，我专为去踏看过，一边是洋房，做过立法院，已遭兵燹，正宅则是旧式建筑，完全成了瓦砾之场，废池颓垣，惟剩月洞门与柱础阶砌，尚可想见当年花厅亭榭之迹。我告诉爱玲，爱玲却没有怀古之思。她给我看祖母的一只镯子，还有李鸿章出使西洋得来的小玩意金蝉金象，当年他给女儿的，这些东西，连同祖母为女儿时的照片，在爱玲这里就都解脱了兴亡沧桑。”

这座府邸，就是当年张佩纶续娶李菊耦时、李鸿章陪嫁给女儿的大宅，张廷重与张茂渊都是在那里出生。这回“访古”，张爱玲有没有同去，不得而知。

不过第一次明确地披露了张爱玲天潢贵胄身世的人，的确是胡兰成，但也只是在《评张爱玲》里一笔带过：

“和她相处，总觉得她是贵族。其实她是清苦到自己上街买小菜。然而站在她跟前，就是最豪华的人也会感受威胁，看出自己的寒伧，不过是暴发户。这决不是因为她有着传统的贵族的血液，却是她的放恣的才华与爱悦自己，作成她的这种贵族气氛的。

贵族气氛本来是排他的，然而她慈悲，爱悦自己本来是执著的，然而她有一种忘我的境界。”

原本是夫子自道，不想却惹恼了善妒的潘柳黛。

嫉妒是女人的天性，而张爱玲也实在太招人妒恨了，居然处处都比她强——文章比她好，当然这个她并不承认；身世比她尊贵，这个却是着实惹恼了她的；更关键的，是交往的男人也比她认识的那些阿猫阿狗们有名气。

这可真是叫张爱玲说中了：“一个女人，再好些，得不着异性的爱，也就得不着同性的尊重，女人们就是这点贱。”

——潘柳黛就是这点贱。

在《退职夫人自传》里，潘柳黛洋洋得意地宣称：“这一个时期，我有很多的男友，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常常来找我。在这些男朋友里，有诗人、有新闻记者、有画家、有小说家、有理论家、有不上舞台的戏剧家、有没有作品的作家……”——但是这些人里，显然没有一个比胡兰成更有名。

她且自诩：“我在上海文化界的地位，仿佛随着天气，一天比一天有名了。我认识了许多有名的人，有当时的达官，新贵，和舞台上数一数二的红女伶，银幕上熠熠刺人的明星。我几乎每天都要出席一个以上的宴会，在那些宴会里我总是身份最高贵的，惟一的执笔杆的小女人。”——这些宴会，显然张爱玲没有参加，一则张爱玲懒于应酬，极少抛头露面；二则凡有张爱玲出席的宴会，也就轮不到她潘柳黛出风头——看看这年三月十六日下午《杂志》举办的女作家聚谈会实录就知道了。

聚谈会在新中国报社社宅举行，一座洋式住宅的石阶上，圆圆地放着十来张椅子，主持人是《杂志》的鲁风、吴江枫，参与者有张爱玲、苏青、关露、潘柳黛、汪丽玲、吴婴之、谭正璧、蓝业珍，喝着茶，磕着瓜子，不拘形式，随便地谈着。

也就在这次会上，张爱玲说自己的第一次作品是发在一九三八年英文《大美晚报》上的个人历险，而第一篇中文作品是《我的天才梦》。她以为“女人的活动范围较受限制，幸而直接经验并不是创作题材的惟一泉源。”“好的作品里应当有男性美与女性美的调和。女性的作品大都取材于家庭与恋爱，笔调比较嫩弱绮靡，多愁善感，那和个人的环境教育性格有关，不能一概而论。”至于取材，则是“也有听来的，也有臆造的，但大部分是张冠李戴，从这里取得故事的轮廓，那里取得脸型，另向别的地方取得对白。”

她说话不多，然而一句是一句，言之有物，掷地有声。问到“最喜欢的女作家”这个问题时，明明白白地说“最喜欢苏青”。“踏实地把握生活情趣的，苏青是第一个。她的特点是‘伟大的单纯’。经过她那俊洁的表现方法，最普通的话成为最动人的，因为人类的共同性，她比谁都懂得。”

而苏青也说：“女作家的作品我从来不大看，只看张爱玲的文章。”

潘柳黛坐在一旁，焉得不恼？如何不惊？

她记起与苏青一起去张爱玲家做客的情形，当时她是怎么样地嘲笑讥讽张爱玲的装腔作势，她曾向苏青饶舌，而苏青亦是无可无不可地附和着的，于是她以为苏青同自己是一路。却原来不是！苏青居然“只看张爱玲的文章”。那不消说，大抵自己背后诋毁张爱玲的话，苏青也是不赞成的、甚至可能透露给张爱玲的了。

一个人恨另一个人，往往并不是因为对方做了对不起自己的事——可能恰恰相反，是因为自己先做了有负对方的事情，预料对方是会知道而且会被得罪，于是先就把对方当作假想敌，恨起他来。

潘柳黛便是这样莫明其妙地同张爱玲结了梁子。

“女作家聚谈会”完整的谈话记录刊登在一九四四年四月《杂志》第十三卷第一期，满城争说的，却只是“张爱玲”三个字；紧接着五月号《万象》上迅雨的评论与《杂志》上胡兰成的文章同期登场，更是掀起一股“张爱玲热”。

潘柳黛终于发彪了。

她痛恨张爱玲的引人注目，痛恨胡兰成对张爱玲的青目，更痛恨张爱玲的高贵，这心理就好比贾环明知不如宝玉，却又偏自取其辱地处处要同宝玉比，并且给自己找了个理由：“欺负我不是太太养的。”

一个妒忌的女人是不可理喻的，可以把对别人的尊重与友谊一起当炮弹射出去，哪怕陪葬了自尊也在所不惜。她不顾撕破面皮，写了篇《论胡兰成论张爱玲》，先是张冠李戴地把李鸿章和张爱玲的关系说成是“李鸿章的妹妹嫁给了某姓之后，生了一个女儿，这女儿长大之后，嫁给了姓张的男人，这姓张的男人又生了一个女儿，这女儿就是张爱玲。”

事实上，明明是李鸿章的女儿嫁给张佩纶，而张爱玲是张佩纶独子张廷重的女儿，关系相当近。但潘柳黛根本弄不清，也没想要弄清，存心东拉西扯，把关系拉远两层，然后再在一个伪造的姻亲关系上开骂，说“李鸿章既然入过清廷，对‘太后老佛爷’行过三跪九叩礼，口称道：‘奴才李鸿章见驾’，受过那拉氏的‘御旨亲封’，那么她的父亲既要了李氏的外孙女，所谓‘外甥像舅’，张爱玲在血液上自然不免沾上那点‘贵族’的‘仙气儿’了……这点关系就好像太平洋里淹死一只鸡，上海人吃黄浦江的自来水，使自说自话说是‘喝鸡汤’的距离一样。八杆子打不着的一点亲戚关系。”

又说，“最可笑的却是当时文坛上有一个大名鼎鼎，颇受汪精卫赏识的作家胡兰成，本来一向是专写政治论文的，但由于他赏识了张爱玲的文章，便因而赏识了张爱玲，并且托‘仙风道骨’的邵洵美介绍相识，惊为天人，所以不惜挥其如椽之笔，写了一篇《论张爱玲》。文中除了把张爱玲的文章形容成‘横看成岭侧成峰’外，更把她的身染‘贵族血液’也大大的吹嘘了一番。”

“对于她的标榜‘贵族血统’，我从来未置一词过。但是这次忽然看了一向两眼朝天的胡兰成，竟用政论家的手笔，写了这样一篇神魂颠倒的软绵绵的捧场文章，居然也一再强调张爱玲的贵族血液，便不禁一时心血来潮，以戏噱的口气，也发表了一篇《论胡兰成论张爱玲》的游戏文章，以‘幽他一默’的姿态，把胡兰成和张爱玲都大大的调侃了一场。”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潘氏最痛恨的原来是“文坛上大名鼎鼎”、“本来一向是专写政治论文”、“两眼朝天”的作家胡兰成居然也会对张爱玲“神魂颠倒”，“惊为天人”，这才真叫潘柳黛坐立不安——吟风弄月本是文坛中事，张爱玲名气再大、风头再健也还是圈中游戏，然而现在政坛上的人也被惊动了出来，“挥其如椽之笔，写了一篇《论张爱玲》”，那可真叫人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于是，潘柳黛醋意横流地先把胡兰成的独占当时“政论家第一把交椅”的事，大大捧场了几句。而后断章取义，问胡兰成对张爱玲的赞美“横看成岭侧成峰”，是什么时候“横看”？什么时候“侧看”？

——话说到这一步，已经一路往下作里走了。这种“幽默”，简直浪荡！

很显然，潘柳黛虽然在文章里将胡兰成大大调侃了一番，用词却贬中带褒，远不如对张爱玲的刻薄，又是“大名鼎鼎”，又是“如椽巨笔”，还要涉及人家闺闱之事，与其说是调侃，不如说是调情，带着撒娇抛媚眼的意味，有意要引起人家的注意。

然而胡兰成并不领情，不理会她的这番做作，所以到了三十年后，她仍然耿耿于怀，再次撰文将这些个陈芝麻烂谷子给翻出来，并在其中酸溜溜地说：“当时我是只顾好玩，说得痛快，谁知以后不但胡兰成对我不叫应了，就是张爱玲也‘敬鬼神而远之’，不再与我轧淘。以后隔了十年。再到香港来时，据说有人向她谈起我，她还余怒未消地跟人说：潘柳黛是谁？我不认识她。”

——这真叫人好笑，为什么是“胡兰成也不叫应我了”，难道胡兰成此前很待见她吗？而且张爱玲已经不屑她到了不愿提起，只说“不认识”的程度，她干嘛还巴巴地贴上来，事隔三十年仍然不依不饶地将自己此前与她的交往再炫耀一番，并用到了“轧淘”这么亲昵的字眼，说得好像她从前曾与张爱玲并驾齐驱、平起平坐似的。这才是真正的奴才嘴脸呢。

不过由此可知，当年张爱玲身边虽然簇拥着闹轰轰一堆赞好捧场的人，却没什么真心对她，就连得过她好处的平襟亚与同行女友潘柳黛也是这样想方设法地踩她，害她，贬她，那么胡兰成的相知相惜也就更衬得难能可贵了。

同时也可以想象当年张爱玲所承受的压力——潘柳黛在文中暗示胡兰成与她的暧昧关系，她不可能不刺痛。

她与胡兰成是在这年八月结的婚，有些仓促，或许也与这件事多少有些关系的吧——即使不想对世人交代，也要给自己一个明白！

这便是张爱玲。

也许世人都认为她错了，也许她自己也曾悔过——她在最后的自传《对照记》整个抹煞了胡兰成这个人的存在，至少是并不以他为傲的罢——然而，一个人一生中从没做过一件错事，那又有什么趣味？年轻的时候不任性，不犯错，又要等到什么时候？

犯错是和出名一样，都是要赶早的事，宁可做错，也不要错过，不然，就来不及了。

“秋凉的薄暮，小菜场上收了摊子，满地的鱼腥和青白色的芦粟的皮与渣。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更衣记》）

张爱玲，也不过是在菜市场一般的乱世客途中短暂地撒了一把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