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这时已经搬出别墅，住进了一幢小洋房，光景一年不如一年。然而子静避开继母跟父亲婉转地提起姐姐的转学申请时，张廷重倒也没有拒绝，沉吟了一下说：“你叫她来吧。”算是同意了。

过了几天，张爱玲登门了。这是父女反目后第一次见面，也是他们一生中的最后一次见面。

整个会见过程不足十分钟。

她木着脸提出她的请求，一无笑容；

他木着脸叫她先去报名考转学，“学费我再叫你弟弟送去。”

然后她便走了。

自始至终，她没有对他笑过，他也没有对她发脾气。他们都没有提及她的母亲黄逸梵。而后母孙用蕃，则一直躲在楼上没有下来。

在这一次见面之前，他们都是设想过和解的，一个是为了赎罪，一个是为了释怀——无论是罪孽还是仇恨，背负得太久，都会令人疲惫而窒息。他们都希望可以借着这次见面来解脱自己，也释放对方。

然而他们都不能够。她从父亲的囚室里逃了出来，可是她的记忆还锁在那里；他已经不见他的前妻十几年，然而在女儿的脸上却仍读到她的神气。

他没有忘记她曾经是怎样地叛逆，她也没有忘记他曾经是怎样地暴虐。

他们两个，都不能忘记。

一九四二年秋天，张爱玲转入圣约翰大学文学系四年级，弟弟张子静进入经济系一年级。姐弟俩终于达成了“同学”的愿望。

其中有个小插曲很让人啼笑皆非——文学天才张爱玲在转学考试时居然国文不及格，要去补习国文。真不知是她在香港对国文生疏太久了，还是考卷的内容与形式实在八股？

不过张爱玲倒也没放在心上，只当成一件笑话说给弟弟听，并且开学不久便从国文初级班跳到高级班。

姐弟俩终于可以常常在校园里见面了，而炎樱也一同转入了圣约翰，继续与爱玲同学。两个人一个矮、胖、活泼不羁，一个高、瘦、沉默寡言，相映成趣的画面再次成为校园内的一道风景。炎樱还计议着要做两件衣裳，各写一句联语，在路上遇见了，上下句便忽然合成一对。

她们两个仍然喜欢在穿上下功夫，从中国传统和民俗中获取服装设计的灵感，齐声批评时下看不入眼的装束。

那时有许多女人用方格子绒线毯改制大衣，毯子质地厚重，又做得宽大，方肩膀，直线条。炎樱形容：“整个地就像一张床，简直是请人躺在上面！”她自己则喜欢穿西式裙子和上衣，搭配一些中国古香古色的装饰；或穿连衣裙，在脖子下加一绣花的像儿童围嘴的装饰；或都上穿杭纺丝衬衣，下系西式裙子，腰间系一条猩红的流苏。总之是中西混杂，能够披挂上身的零件通统拿来，绝不浪费。

张爱玲则是鹅黄缎子旗袍，下摆挂着长达四五寸的流苏，那种打扮只有在舞台上才看得到，即使大学周六下午开舞会，也不会有人穿那种衣服，亮晶晶地耀眼。她那样招摇地走在校园里，在场女生都相互又好奇又有趣地看着，异口同声地问：“她是谁？”“是新插班生吗？”“哪来的？”“穿得好怪！”

那一大堆从香港带回来的奇装异服出尽了风头，其中有一匹广东土布，最刺目的玫瑰红印地子上，墨点渲染出淡粉红花朵，嫩黄绿的叶子，料子却很厚，可以穿一辈子似的。还有同样的花草印在紫色和翠绿地子上，她也各样买了一匹。那样朴拙艳丽的花色，乡下也只有婴儿会穿，她却用来做衣服，自觉保存劫后的民间艺术，仿佛穿着博物院的名画到处走，遍体森森然而飘飘欲仙，完全不管别人的观感。

姑姑曾经拆了祖母的一床夹被的被面保存着，米色薄绸上洒淡墨点，隐着暗紫凤凰，爱玲看了，又是惊艳，立即捧了去给裁缝改成衣裳，虽说“陈丝如烂草”，那裁缝居然也答应了。

做了不少衣服，却连件冬大衣都没有，舅舅见了，着人翻箱子找出一件大镶大滚宽大的皮袄叫她拆掉面子，里子够做件皮大衣。然而爱玲怎么舍得割裂这件古董，拿了去如获至宝。

她最爱的就是这种有着深厚古意的锦衣了。有一次她穿着一件前清老样子的绣花袄裤去参加同学哥哥的喜宴，满座宾客都为之惊奇不止。

——她仍然这样坚持于着装的“特别”，把穿衣服当成写文章，“语不惊人死不休”。

而她的文章也是越写越多，越写越好，不仅接连在《泰晤士报》上发了多篇剧评和影评，也写了些关于服装与时尚的稿件。最长一篇是发在《二十世纪》杂志上的《Chineses Life and Fashions》（《中国人的生活与服装》，后译成中文在《古今》杂志上再发表时改名为《更衣记》），篇幅足有八页之多，还附了她自己亲绘的十二幅关于发型与服装的插图，真个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她的同学刘金川曾应《万象》之邀写过一篇《我所知道的张爱玲》，这样回忆她们在圣约翰的见面：

“一九四二年我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念书。秋季开学后，有一天下课走向女生休息处时，遇到好朋友潘惠慈（她已去世，她三嫂即早期电影明星胡蝶）对面走来说：‘金川，我今天给你介绍一个你的同道，她叫张爱玲，你们一定会谈得来。’又说，‘她写中英文都很好。’

那时，我一面读书，一面还得工作，也挤着时间写些文章，做些翻译投稿。张爱玲因在《西风》杂志上征文《我的天才梦》得过奖，所以我也听闻过她的大名。惠慈和我走到女生休息室时，里面沙发上、椅子上已经坐了很多人，有的在吃点心喝咖啡，有的在轻声谈话。惠慈领着我向靠窗边坐着的一位戴很厚眼镜片的女生招手。经介绍后，张爱玲微微起身后又坐下，笑眯眯地不发一言。张爱玲是一个长脸、身材高大、动作斯文的女生。张和我只听惠慈两面介绍。我才知张那时因在《二十世纪》杂志上刊登过一篇《Chineses Life and Fashions》（《中国人的生活与服装》）而闻名……

惠慈有课走了，留下我们两个人。张既不说话，仿佛连眼睛也不看我。由于很窘，我只好打开书本看书，直到快到下一节课时，我才向张打招呼走出休息室。

过后，惠慈问我与张谈得如何，我以实情相告，她怪我说：‘应该自己凑上去谈话呀！张爱玲现在很有名呢。’

而我，当时自己心事重重，也不知错过这个机会而觉得可惜，也不在乎什么名人不名人的，反怪张有点骄傲。没多久，在课室里就再也见不到她了，可能已经辍学。”

——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到，在一九四二年初回上海不久的张爱玲，已经很有名了。

可惜她没在圣约翰呆多久就又退学了。

然而惊鸿一瞥，圣约翰已经留下了她的雪泥鸿爪，她的同学们也记住了那绿野仙踪——为了她的特立独行，为了她的奇装炫人，更为了她的才情与盛名。

关于张爱玲转入圣约翰大学只两个月复又休学，原因有几种版本。

最有说服力的自然还是张子静在《我的姐姐张爱玲》里所写的，说张爱玲曾将圣约翰古板的教学方式与香港大学做比较，认为“与其浪费时间到学校上课，还不如到图书馆借几本好书回家自己读”；然而她后来又无奈地说，她辍学最重要的原因是钱的困扰。她想早点赚钱，经济自立。

子静曾经天真地向姐姐建议：“你可以去找个教书的工作。”

爱玲摇摇头，说：“不可能的。”

“为什么呢？你英文、国文都好，怎么不可能呢？”

“哪有你说得那么容易？教书不止程度要好，还得会表达，能把肚子里的墨水说出来——这种事情我做不来。”

“这倒也是。”子静笑了，这个姐姐什么都能干，可是论到说话，可是的确够不上伶俐的。又怕见陌生人，让她去和一群叽叽喳喳的中学生打交道，确实为难。他想了想，又说，“姐姐的文章写得好，或者可以到报馆找个编辑的工作。”

张爱玲仍然摇头，淡淡地说：“我替报馆写稿就好。这阵子我写稿也赚了些稿费。”等一下又说，“写稿要全身投入，花费不少精力，到学校上课就觉得很累，所以，不想上学了。”

谈话就此为止。似乎张爱玲已经给了自己的辍学一个充分的理由——想早点自立，而且写稿太费神，需要时间与精力。

而我以为最重要的原因是她不愿意再向她父亲伸手。

她再次走进父亲的家时，曾经是想过要原谅他、也释放自己的，可是她做不到。当她站在父亲的藤椅前，当她嗅到那若有若无的鸦片香，当那看见客厅壁上陆小曼的油画，她就想起了自己曾经的那一场毒打——她不能面对他。她更不能面对自己向他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