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灵魂不知疲倦不舍昼夜地追着张爱玲的影子飞，从上海到香港，再从香港回上海，一直飞进重重迷雾里去——海上的雾太大了，不仅有海雾，还有硝烟。此时的上海已经沦陷，阴云弥漫。

这是一九四二年的五月，张爱玲回到了上海，炎樱跟她一起。

从香港到上海的船期正常是四天，她们却足足走了八天，绕了好大的弯子，还在基隆停了一夜。张爱玲没想到自己会看见祖父战败的地方，只见高高的天上悬着两座遥远的山峰，翠绿的山蒙着轻纱，一刀刀削下来，形状清峭，远望去像幅古中国的水墨山水画。

她在《易经》里写到自己回来时竟与梅兰芳同船，彼此擦肩而过，“他高个子，灰色西装纤尘不染，不知怎的却像是借来的。脸上没有血色，白净的方脸，一双杏眼，八字胡不齐不足，谦让似的侧身而行，仿佛唯恐被人碰到。还有三个日本人随行，顶巴结的模样。”——但因为只有这一处描写，别无旁证，也不知道是纪实，还是小说的杜撰。

由于战争，学业未能完成，那两个奖学金和“毕业后免费送到牛津大学读博士”的许诺也成了太阳下的彩虹，看着七彩夺目，却走不进去。

但无论如何，她终于是回来了，她是这样的热爱着上海。

“古人说：‘富贵不归故乡，如锦衣夜行，谁知之者！’她并不是既富且贵了。只是年纪更长，更有自信，算不得什么，但是在这里什么都行，因为这里是家。她极爱活着这样平平淡淡的事，还有这片土地，给岁月滋养得肥沃，她自己的人生与她最熟悉的那些人的人生。这里人们的起起落落、爱恨轇轕是最浓烈的，给了人生与他处不一样的感觉。”——《易经》

从香港回来，爱玲对上海人的第一个印象就是白和胖。在香港，广东人都是又黑又瘦的，像糖醋排骨，印度人还要黑，马来人还要瘦；上海人却是粉蒸肉，饱满浑圆，肥白如瓠，简直随时可以上报纸做代乳粉的广告，每一个都是长不大的孩童。她不由微笑，把学业未完的烦恼暂时放到脑后。

上海不是个让人看的地方，而是个让人活的世界。打从小时候开始，这里就给了她一切的承诺，她拼了命地要回来，为了它冒生命的危险，这使得上海愈发亲切，血肉交融一样的亲。

仍旧住在爱丁顿公寓，只是从五楼搬到了六楼；仍旧是每夜枕着电车回家的声音睡觉，每早闻着咖啡馆的面包香起床；仍旧跟姑姑住在一起——和姑姑在一起，即使是租的房子，也是家，有种天荒地老的感觉。

一切都和离开前一样，连面临的问题也是一样——嫁人，抑或工作。不然，何以为生？

钱，仍是生活中头件大事，最磨挫人志气而不容回避的。

自从日本人进了租界，姑姑张茂渊在洋行里的工作就停薪留职了，一天三顿吃葱油饼，过得很省。为了省房租，把公寓分租给两个德国人，自己只留下一间房。如今爱玲投奔了来，就越发窘。

回来前张爱玲有过很多不切实际的设想，但这时候才觉得三年大学里学到的知识其实派不上什么用场，如果要工作，仍然只好做女店员、女书记员，最好的也不过是做个女教员，或是女编辑员。

她考虑过或许可以靠卖画生活，那个白俄教师不是曾经出过五块钱想买她的画吗？等她成名以后，叫价可以再高些。又或者可以写文章，从前给《大美晚报》投稿，曾经获得过成功的。可是写什么好呢？自己最熟悉的好像便是电影，大学里最经常的记忆就是同炎樱两个到处去看电影，连战时也不放过。

也罢，就写电影吧。于是她开始拼命地写稿，用英文，写影评，投给《泰晤士报》，评的是《梅娘曲》、《桃李争春》、《万世流芳》、《新生》、《渔家女》、《自由魂》、《秋之歌》、《两代女性》、《万紫千红》、《回春曲》……

写这种小文章，简直不需要构思创意，只是随笔写来就好，那是她自小最喜欢的营生，嘻笑怒骂皆成文章，简直再轻松不过了。

天下最轻松最可爱的工作，莫过于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而还可以把它换成钱了。所以后来张爱玲在《童言无忌》里写着：“苦虽苦一点，我喜欢我的职业。”

而我在我书的扉页自我简介里往往写着：“生平三大嗜好：读书，写字，写字换钱。”屡被出版编辑骂为恶俗。

有天弟弟子静来看她，姐弟三年未见，见了，却也不觉得怎么亲热，仍是淡淡地招呼。在他，是觉得这个姐姐已然遥远，同自己不再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甚至不在同一片天空下，三年不见，她好像更瘦了，也更高了，长发垂肩，衣着时髦，十分飘逸清雅；在她，则是因为觉得抱歉——当年母亲收留了她而拒绝了他，使她觉得仿佛欠了弟弟，面对他就仿佛面对债主，有种不知如何的拘泥和窘缩。

她沏了一壶红茶，切了块从楼下咖啡馆叫的五角星形蛋糕，同弟弟两个分着吃，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些闲话。多半只是子静在说，她只是听着，心里风起云涌，表面上却只波澜不惊。

他说：“父亲还是老样子，抽烟片，抽得很凶，家里也很紧张，越来越紧。”

爱玲点着头，并不搭腔。

子静搭讪着问：“姑姑今年有四十岁了吧，还没打算？”

爱玲淡淡地笑笑，仍不说话。

子静又问：“你有妈妈的消息吗？”

爱玲脸上闪过淡淡忧郁：“姑姑说，二婶去新加坡后，开始还有一两封信寄来，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就再没消息了。”她没同他说母亲去香港的事，因为不愿意他问得更多。

子静也是担忧，然而忧伤于他从来都是不深刻的，所以很快又转了话题：“姐姐最近看了什么电影没有？”

姐弟俩这才打开话匣子，从电影、书，聊到街景、市场。爱玲絮絮地讲起去静安寺庙旁的亚细亚副食品店买菜的事，那些卖肉、卖菜、卖鸡蛋的人都使她兴趣盎然。她喜欢听他们讨价还价，精明利落，又世故圆滑，有点小奸小坏，可是坏得有分寸。而且文理清顺。有一次她排队买肥皂，听到旁边一个小学徒向同伴解释：“喏，就是‘张勋’的‘勋’，‘功勋’的‘勋’，可不是‘薰风’的‘薰’。”

她不由笑出来，现在说起来还要笑：“到底是上海人呢！”

子静也笑了：“姐姐也是上海人呀。”过一下又补充，“不过不大像。”

不知道是说长得不像上海人那么肥白呢，还是说性情不像上海人那么精明。

爱玲并不深究，只是笑问：“做什么老瞪着我看？”

“你的衣服……”子静不好意思地说，“真怪。是香港最新式的样子？”

爱玲这天穿的，正是她在香港做的那件红地蓝白花的布旗袍，“奇装异服”中的一件。她笑：“你真是少见多怪，在香港这种衣裳太普通了。我还嫌不够特别呢！”

子静的脸上掠过一丝惆怅：“从前妈妈第一次回国来，穿着洋服，大家也都说怪……”

提到下落不明的母亲，姐弟俩又沉默下来。半晌，是张爱玲先拾起话头：“你呢？你现在怎么样？”

子静腼腆地说：“我去年夏天考进复旦大学了，是中文系。”看见姐姐面有鼓励赞许之色，自觉得意，又补充，“教英文的是顾仲彝，教中国文学的是赵景深，都是很有名的教授。我在复旦念了两个多月，可是因为战争……”他的声音低下来。

爱玲嗟哦：“因为战争……”不禁长叹一口气，想起自己未完成的学业。

子静接着说：“大学停课内迁，不愿迁到内地的学生可以拿到转学证。爸爸不赞成我离开上海，所以叫我拿了转学证在家自学复习，让我今年转考圣约翰大学。”

“哦？”张爱玲注意起来，“圣约翰大学很好呀。”

“是，与姐姐从前读的圣玛利亚学校齐名的。”

“是的。”

“姐姐呢，姐姐的学业怎么办？就这么荒废了，太可惜了。”

“是呀，只差半年就要毕业了呀！”爱玲愤愤地说，就是学业这件事叫她耿耿于怀——多么艰难周折才能上学，好容易考进伦敦大学，因为战争去不了；转入香港大学，却又因为战争，连港大也毕不了业——老天爷好像存心与她为难！贾宝玉衔玉而生，她却是打着伞出世，无论走到哪里，阳光怎么灿烂也好，属于她的永远是伞下的阴凉。

子静灵机一动，鼓动着：“其实姐姐也可以想办法转入圣约翰大学呀，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同学了，可以常常在学校碰面。”

爱玲面色一动，转又黯然：“不过——学费。”她叹了一口气，“姑姑没钱的。”

子静也跟着叹了口气，没有说话。

停了一下，爱玲犹豫地说：“我现在这样子赤手空拳地来投奔，已经很拖累了，如今再闹着要上学，多加一笔学费，那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林黛玉吃燕窝——故事倒多。不过上学的事，姑姑也曾提过，说是当年二叔和二婶离婚的时候有过协议，我的教育费该由二叔负担，港大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都是二婶拿的，现在剩下半年，理当该由二叔拿出来。可是……”

她没有把剩下的话说完，然而子静已经明白了——自从四年前姐姐在冬夜里逃出父亲的家，至今都没有再回去过。父女俩断绝往来已经四年多了，如今要姐姐回去向父亲低头，开口谈钱，那真是很委屈磨折的。

他于是自告奋勇：“不如我替你跟爸爸说，探探他的口风也好。”

爱玲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