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太多地面对了死亡，活着便益发显得是件具体而琐碎的事情。刚刚解除了对空袭的恐惧，张爱玲便同炎樱迫不及待地往街上跑，一心一意地惦记着在哪里可以买到冰淇淋。她们站在摊头吃着油煎萝卜饼，尺来远的地方就横着穷人的青紫的尸首。

一个挑着蔬菜的农夫正过马路，遇到盘查。那矮胖的青年日本兵就像安着只机械臂，一言不发就扇了几个嘴巴子。农夫也不吭声，说了反正也不懂，只是陪着笑脸。针织帽，蓝棉袄，腰上系着绳子，袖子又窄又长。

张爱玲愣愣地看着，耳光像是掴在她脸上，冬天的寒气里疼得更厉害。回家！她心里现在只有这样一个念头，回到上海去！虽然那里也沦陷了，但上海终究是上海，那里有自己熟悉的空气，亲爱的人，终归不一样。

校园里总有一对对的日本兵走来走去，有时候随意地便推开门走进张爱玲的宿舍里来。好在他们在大学里扮演的角色是校园警察，倒没有什么暴行。然而那种惘惘的威胁是时刻存在的。她只想回家！

她越来越频繁地去浅水湾找人问船票的事——上次同逸梵一起来香港的朋友中，有两个留了下来没走，已经在战争中同居了。因为寂寞，因为恐慌，因为剥去一切浮华的装饰后，直见真心。于是，相爱成了惟一选择。空袭最紧张的时候，他们躲在浅水湾饭店里避弹——完全是《倾城之恋》里的故事。

在《小团圆》面世之前，张爱玲给了明确的香港背景的小说主要就是《第一炉香》、《第二炉香》、《茉莉香片》这三炷香，再带着半部《倾城之恋》——说是半部，因为故事的前半截发生在上海。《连环套》也写的是香港，然而已经很“隔”了。

从这些小说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战争带给张爱玲作品的影响。我们不妨把《倾城之恋》和《烬余录》对照着看：

“战争开始的时候，港大的学生大都乐得欢蹦乱跳，因为十二月八日正是大考的第一天，平白地免考是千载难逢的盛事。那一冬天，我们总算吃够了苦，比较知道轻重了。可是‘轻重’这两个字，也难讲……去掉了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烬余录》

“那天是十二月七日，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炮声响了。一炮一炮之间，冬晨的银雾渐渐散开，山巅、山洼里，全岛上的居民都向海面上望去，说‘开仗了，开仗了’。谁都不能够相信，然而毕竟是开仗了。”——《倾城之恋》

——不仅时间选在了一个于她记忆最深的前夜，而且连心态也相类。

“我觉得非常难受——竟会死在一群陌生人之间么？可是，与自己家里人死在一起，一家骨肉被炸得稀烂，又有什么好处呢？有人大声发出命令：‘摸地！摸地！’哪儿有空隙让人蹲下地来呢？但是我们一个磕在一个的背上，到底是蹲下来了。飞机往下扑，砰的一声，就在头上。我把防空员的铁帽子罩住了脸，黑了好一会，才知道我们并没有死，炸弹落在对街……”——《烬余录》

“正在这当口，轰天震地一声响，整个的世界黑了下来，像一只硕大无朋的箱子，啪地关上了盖。数不清的罗愁绮恨，全关在里面了。流苏只道没有命了，谁知道还活着。一睁眼，只见满地的玻璃屑，满地的太阳影子。”

“子弹穿梭般来往。柳原与流苏跟着大家一同把背贴在大厅的墙上……流苏到了这个地步，反而懊悔她有柳原在身旁，一个人仿佛有了两个身体，也就蒙了双重危险。一子弹打不中她，还许打中了他，他若是死了，若是残废了，她的处境更是不堪设想。”——（《倾城之恋》）

——因为女人的战时记忆确与衣服有关，所以是“罗愁绮恨”。

至于书中那十八天的围城，更是原音重现，并且因为附丽在虚构的人物身上，更容易发挥，表现得也更为具体细致：

“围城中种种设施之糟与乱，已经有好些人说在我头里了。政府的冷藏室里，冷气管失修，堆积如山的牛肉，宁可眼看着它腐烂，不肯拿出来。做防御工作的人只分到米与黄豆，没有油，没有燃料。各处的防空机关只忙着争柴争米，设法喂养手下的人员，哪儿有闲工夫去照料炸弹？接连两天我什么都没吃，飘飘然去上工。当然，像我这样不尽职的人，受点委屈也是该当的。”——《烬余录》

“浅水湾饭店楼下驻扎着军队，他们仍旧住到楼上的老房间里。住定了，方才发现，饭店里储藏虽丰富，都是留着给兵吃的。除了罐头装的牛乳、牛羊肉、水果之外，还有一麻袋一麻袋的白面包，麸皮面包。分配给客人的，每餐只有两块苏打饼干，或是两块方糖，饿得大家奄奄一息。”——《倾城之恋》

关于“去掉了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两文的对照更加鲜明：

“香港重新发现了‘吃’的喜悦。真奇怪，一件最自然、最基本的功能，突然得到过分的注意……在战后的香港，街上每隔五步十步便蹲着个衣冠济楚的洋行职员模样的人，在小风炉上炸一个铁硬的小黄饼……所有的学校教员、店伙、律师帮办，全都改行做了饼师……我们立在摊头上吃滚油煎的萝卜饼，尺来远脚底下就躺着穷人的青紫的尸首……因为没有汽油，汽车行全改了吃食店，没有一家绸缎铺或药房不兼卖糕饼。香港从来没有这样馋嘴过。宿舍里的男女学生整天谈讲的无非是吃。”——《烬余录》

“柳原提了铅桶到山里去汲了一桶泉水，煮起饭来。以后他们每天只顾忙着吃喝与打扫房间。柳原各样粗活都来得，扫地、拖地板、帮着流苏拧绞沉重的褥单。流苏初次上灶做菜，居然带点家乡风味。因为柳原忘不了马来菜，她又学会了作油炸‘沙袋’、咖哩鱼。他们对于饭食上感到空前的兴趣。”——《倾城之恋》

自然最牵动人的还是爱情故事——

“围城的十八天里，谁都有那种清晨四点钟的难挨的感觉——寒噤的黎明，什么都是模糊，瑟缩，靠不住。回不了家，等回去了，也许家已经不存在了。房子可以毁掉，钱转眼可以成废纸，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暮。像唐诗上的‘凄凄去亲爱，泛泛入烟雾’，可是那到底不像这里的无牵无挂的虚空与绝望。人们受不了这个，急于攀住一点踏实的东西，因而结婚了。”——《烬余录》

——这解释了白流苏与范柳原故事的源头。

“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她突然爬到柳原身边，隔着他的棉被，拥抱着她。他从被窝里伸出手来握住他的手。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这一杀那的澈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使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

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倾城之恋》

张爱玲也将他们“看得透明透亮”了。她那时候还没有恋爱过，自然也没有结婚，可是她眼看了那些战时的鸳鸯如何在炮火中执子之手，与子成说。她为之感动，也为之叹息；为之祝福，也为之苍凉。

后来翻译家傅雷先生曾化名迅雨写过一篇《评张爱玲》，认为《倾城之恋》不如《金锁记》，因为柳原与流苏的人性领悟是：“笼统的感慨，不彻底的反省。病态文明培植了他们的轻佻，残酷的毁灭使他们感到虚无，幻灭，同样没有深刻的反应。”他推测：“《金锁记》的材料大部分是间接得来的：人物和作者之间，时代，环境，心理，都距离甚远，使她不得不丢开自己，努力去生活在人物身上，顺着情欲发展的逻辑，尽往第三者的个性里钻。于是她触及了鲜血淋漓的现实；至于《倾城之恋》，也许因为作者身经危城劫难的印象太强烈了。自己的感觉不知不觉过量地移注在人物身上，减少客观探索的机会。她和她的人物同一时代，更易混入主观的情操。”他且指出：“惟有在众生身上去体验人生，才会使作者和人物同时进步，而且渐渐超过自己。”

然而傅雷并不了解张爱玲的身世，只是仅仅看过她的作品，知道她曾“身经危城劫难”，故推测《倾城之恋》里“自己的感觉不知不觉过量地移注在人物身上”，而以为“《金锁记》的材料大部分是间接得来的”。

事实上，《倾城之恋》固然没有虚构，刻划了陪伴黄逸梵住在浅水湾的那一班贵族男女间优雅的游戏，发出了张爱玲在战乱围城中最真挚的感慨；而《金锁记》亦同样并非虚构，它是有着深厚的家庭背景和生活积淀在支撑着，张子静后来的回忆录里明确指出，《金锁记》里所有的场景、人物，乃至细节、对白、穿着，都是有本可依的，他看到姐姐的文字，就想起现实中的二爷、三爷、七巧、长白、长安是怎样的——

“我一看就知道，《金锁记》的故事、人物、脱胎于李鸿章次子李经述的家中。因为在那之前很多年，我姊姊和我就已走进《金锁记》的现实生活中，和小说里的‘曹七巧’、‘三爷’、‘长安’、‘长白’打过照面……”

“‘姜公馆’指的就是李鸿章的次子李经述家……”

“姜家分家那年，姊姊两岁我一岁。所以，《金锁记》前半部分最重要的情节……”

“我姊姊是从小说中姜府的大奶奶玳珍那里听来的；有一部分则是我姊姊追根究底问出来的。……”

“《金锁记》里的‘大爷’，真名李国杰，做过招商局局长、董事长兼总经理，一九三九年遭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他的妻子出身清末御史杨崇伊的家中……”

“我姊姊就是从她的闲谈中，得知外人不知道的李鸿章大家庭中的秘密韵事。……”

“李国杰的三弟李国罴，天生残废（软骨症），又其貌不扬，不易娶到门当户对的官家女子。眼看找不到媳妇，这一房的香烟就要断绝。不知是谁给出了一个主意：去找个乡下姑娘，只要相貌还过得去，收了房能生下一儿半女传续香火即可。这就是曹七巧进入李侯府的由来。……”

“《金锁记》的后半部情节，多在写七巧爱情幻灭后怎样以金钱和鸦片控制她的儿子长安，女儿长白。到了那时，姊姊和我才进入这篇小说第二阶段的历史现场，和他们在现实生活里打了照面。……”

“姊姊和我喊这曹七巧‘三妈妈’，喊长白‘琳表哥’，喊长安是‘康姊姊’……”

张爱玲的确和七巧隔着时代与身份，她同样也和像流苏隔着身份与经历——那时的她只有二十三岁，别说结婚，她还没有恋爱过呢。在危城劫难之后，她并没有在现实中握住任何一只手就此结婚了去，只是让小说里的范柳原和白流苏结婚了——那不是一个简单的罗曼蒂克的爱情故事，那是战争与和平的烬余人生。

她曾在《烬余录》里诚心诚意地感慨着：

“到底仗打完了。乍一停，很有一点弄不惯，和平反而使人心乱，像喝醉酒似的。看见青天上的飞机，知道我们尽管仰着脸欣赏它而不至于有炸弹落在头上，单为这一点便觉得它很可爱。冬天的树，凄迷稀薄像淡黄的云；自来水管子里流出来的清水，电灯光，街头的热闹，这些又是我们的了。第一，时间又是我们的了——白天，黑夜，一年四季——我们暂时可以活下去了，怎不叫人欢喜得发疯呢？”——（《烬余录》）

“这些又是我们的了”——从前她有过一回这样的感觉，是因为逃出了父亲的家，重新活过；这一次，这感觉来得更真实而更正大了，因为可以大声地说出来，和有着共同经历的人一起感慨——仿佛感慨着大家的感慨，那么这感慨便可以来得理直气壮，也更伟大些。

个人是渺小的，而群众才伟大，即使是苦难与悲哀，也是群众的苦难和悲哀才伟大。

那么这“群众”中的两个，躲起来静静地结了婚，为什么就不伟大了呢？

傅雷在评论中说：“毫无疑问，《金锁记》是张女士截至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

似乎自他之后，人们便往往喜欢拿张爱玲与鲁迅作比，认为鲁迅是时代的旗手，是伟大的作家；而张爱玲则只反映身边的生活，够不上“伟大”。

然而倘若换一个角度来看呢？鲁迅的文字自然是好的，深刻的，发人警省的，并且充满着时代的力量——惟其太有时代感了，也就打上了固有的烙印；而张爱玲的文字，在四十年代初期不用说是好的，引领一代风骚，开创“张爱玲的风气”，一时模仿者众，一度形成“张爱玲体”，因为模仿她的人大多是中产阶级出身的大学生，故又称“少爷小姐派”；八十年代，港台文学来袭内陆，张爱玲的名字又热了一次，被当成港台作家让不明底细的内陆读者们小小地骚动了一回，《小艾》的出土一度引发“张爱玲震撼”，柯灵也适时适机地写了篇《遥寄张爱玲》，溢美之余又不忘了批判两句，令人不能不怀疑他不是真的怜张，而只是要“借张”；九五年张爱玲于美国洛杉矶公寓猝逝，文坛震惊，人们这才真正重新注意到这个不同凡响的作家，在追悼之余开始回顾和讨论她的人生传奇与作品；二十世纪初，“小资”一词泛滥，需要一个牌位来供着让人顶礼膜拜，辉煌于半个多世纪前的张爱玲遂被奉为了“小资鼻祖”，“祖师奶奶”，再次成为大热门——一个作家，像这样子轰轰烈烈地热了大半个世纪之久，如果这还不叫“伟大”，那么“伟大”这个词本身就变得太“狭小”了。

两千年十月下旬在香港举行的“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国际研讨会，第一场讨论的话题便是：张爱玲是否已经成为鲁迅之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又一个“神话”？

研讨会由岭南大学中文系主办，召集人是刘绍铭、梁秉钧和许子东。在第一场学术讨论会上发言的有郑树森、王德威、温儒敏、刘再复、夏志清和黄子平。刘再复认为“这两位文学天才，一个把天才贯彻到底，这是鲁迅；一个却未把天才贯彻到底，这是张爱玲。张爱玲在去国后丧失艺术独立性，成为‘夭折的天才’。”夏志清则认为张爱玲如果夭折，鲁迅更加失败。张爱玲“夭折”是为了生活，鲁迅晚年为人利用做左翼领袖更不可取。

但是这个时候，他们都还没有看过被称作“张爱玲自传三部曲”的《小团圆》、《雷峰塔》和《易经》，甚至也避开了《秧歌》和《赤地之恋》的存在。不全面的讨论，结论也就很难公正了。但是张爱玲是个死后连棺材也不要留下来的异人，自然也不在意人家的“盖棺定论”。

然而在她过世后方出版的英文自传《雷峰塔》中，我们终于第一次看到她对鲁迅文章的评价：

“古书枯燥乏味。新文学也是惊慑于半个世界的连番溃败之后方始出现，而且都揭的是自己的疮疤。鲁迅写来净是鄙薄，也许是爱之深责之切。但琵琶（书中张爱玲自己的替身）以全然陌生的眼光看，只是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