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灵魂飞在香港的上空，被炮声惊得阵阵恍惚，好不容易才可以收拢心神。这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了。炮弹一声接着一声，飞机一架接着一架，炸弹一颗接着一颗，老百姓拖儿契女地哭号着，躲避着，奔走着，惊叫着：打仗了！真的打仗了！

然而香港大学的学生们却盲目而轻狂地开心着，欢呼着，因为那正是大考前夕，一颗炸弹丢下来，大考还没开始，就被炸掉了尾巴！总算可以喘一口气了，总算不必打着手电在夜里温书了，总算不用再做面对考卷而大脑空白一片的噩梦了——对于学生而言，考试，是比战争更可怕的事情。

本地的女孩子都回家了，这个时候总还是同自己家人在一起的好些；那个汪精卫的侄女一开战就被人接走了；念医科的学生都到战时医院和急救站做帮手，她们一边抱怨着“可怜的医科学生，总是比别人累。”一边沾沾自喜，矜持于准医生的身份；男孩子们闹轰轰地嚷着要报名参军，跟校长请愿，想让他们的教授做领队。

面对生活的巨大改观，出生入死的动荡考验，每个人都表现出一些夸张而典型的不同寻常来，然而反常的浮面底下，那根子里却还是最一贯的生活的本性。这些战时的经历对于张爱玲来说，是她一生的沉香冷艳中最不谐调而难能可贵的。

她后来写过一篇《烬余录》，不无幽默地描绘了战时同学的众生相：

——有个宿舍的女同学，是有钱的华侨，非常讲究穿，对于社交上的不同的场合需要不同的行头，从水上跳舞会到隆重的晚餐，都有充分的准备，但是她没想到打仗。初得到开战的消息时，最直接的焦虑是：“怎么办呢？没有适当的衣服！打仗的时候穿什么？”被同学取笑，她理直气壮地反驳：“人家不知道才问么，我又没打过仗。”后来她借到一件宽大的黑色棉袍，大概以为这比较具有战争的庄严气氛。战时的官太太们也是人身一件黑大氅；

——苏雷珈，是马来半岛一个偏僻小镇的西施，瘦小，棕黑皮肤，睡沉沉的眼睛与微微外露的白牙，像一般受过修道院教育的女孩子一样，十分天真。她选了医科，曾闹过一个著名的笑话——医科要解剖人体，她不由紧张地向人打听：被解剖的尸体穿衣服不穿？战时轰炸，舍监督促大家避下山去，急难中她也没忘记把最显焕的衣服整理起来，不顾众人的劝说在炮火下将那只累赘的大皮箱设法搬运下山。她后来加入防御工作，在红十字会分所充当临时看护，穿着赤铜地子绿寿字的织锦缎棉袍蹲在地上劈柴生火，同男护士们一起吃苦，担风险，有说有笑，性格也开朗起来。战争对于她是很难得的教育；

——艾芙林，是从中国内地来的，身经百战，据她自己说是吃苦耐劳，担惊受怕惯了的。可是学校邻近的军事要塞被轰炸的时候，她第一个受不住，歇斯底里地大哭大闹，“你们这些人不知仗是怎么回事，你们什么也不懂。”她哭着，绘声绘色地说了许多发生在内地的可怕的战争故事，把女学生们吓得面无人色。宿舍里的存粮眼看要完了，修女们每天舍生忘死地冒了弹火的危险去买面包回来，艾芙林变得特别能吃，并且劝大家都要努力地吃，因为不久便没的吃了。此前她父亲托了本地的一位世交帮忙照顾她，后来她就跟了那个人，据说是个有妇之夫；

——安杰琳，也是从修道院学校出来的，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洁白的圆圆的脸，一双吊梢眼，非常秀丽，身材微丰，胸前时常挂着个小银十字架，见了人便含笑鞠躬，娴静多礼。她父亲是商人，好容易发达了，盖了座方方的新房子，全家搬进去没多久，他忽然迷上了个不正经的女人，把家业抛荒了。她大哥在香港大学读书，设法把她也带出来读大学，对妹子十分担心，打仗时总是嘱托炎樱和张爱玲多照顾她，说：“安杰琳是非常天真的女孩子。”后来他死在了空袭中，到死都还想着要保护妹妹；

——乔纳生是个华侨同学，战争一开始便报了名参加志愿军，和所有的男学生一样，抢着要求上前线。但是战争全不是他想的那样铁血浪漫，他参加了九龙的战事，最气的便是他们派两个大学生出壕沟去把一个英国兵抬进来——“我们两条命不抵他们一条。招兵的时候他们答应特别优待，让我们归我们自己的教授管辖，答应了全不算话！”少年不识愁滋味，他投笔从戎之际大约以为战争是基督教青年会所组织的九龙远足旅行；

——战时学校停课，外埠学生困在那里没事做，成天就只买菜，烧菜，调情，温和而带一点感伤的气息。有个安南青年，在同学群中是个有点小小名气的画家。他抱怨说战后他笔下的线条不那么有力了，因为自己动手做菜，累坏了臂膀。其实他只会做一道炸茄子。后来大家每每看他起锅，就替他的膀子觉得难过……

繁繁总总的人像里，炎樱是最从容也最大胆的，嬷嬷宣布因为战争而停考时，她第一个冲出去看空袭，而后回来埋头吃，吃完了回房去补觉——前一晚因为温习睡得很晚，现在不用考试了，第一件大事自然是吃同睡。她在流弹中泼水唱歌的满不在乎更仿佛是对众人的恐慌的一种嘲讽。在漫天的轰炸声里，那歌声简直是亮烈而振聋发聩的。有同学抱怨：“我本来打算周游世界，尤其是想看看撒哈拉沙漠，偏偏现在打仗了。”炎樱却笑嘻嘻安慰：“不要紧，等他们仗打完了再去。撒哈拉沙漠大约不会给炸光了的。我很乐观。”那机智和胡搅蛮缠令张爱玲不禁莞尔。

张爱玲自己则是在炮火下读书。之前两年她都成绩优异，可不想今年搞砸了。这次考试准备得不充分，正自懊恼，不想战争给了她多一次机会。

“笔记记得全的话，用功个一两天还是赶得上。”她跟自己默默念，“第二次机会再不能搞砸了。”

然而再也没有了考试，连学校的记录都被烧光了。港大停止办公，异乡的学生被迫离开宿舍，张爱玲跟着一大批同学到跑马地的防空总部去报名，因为“当了空防员就可以领口粮，还可以帮你找地方住”。路上经过墓园，门口牌子上的对联此时看来格外刺目：“此日吾躯归故土，他朝君体亦相同。”简直像幸灾乐祸！

到民防总部写下姓名、科系、班级，领了顶铜帽子和证章回来，路上遇到空袭，人家跑，她也跟着跑，并不懂得所谓“防空员”究竟是什么意思，又该做些什么。

他们躲在人家的门洞里，飞机蝇蝇地在顶上盘旋，像牙医的电钻，钻得人耳膜胀裂，牙根酸疼，整个人都抽紧起来。“轰隆”一声，整个世界都黑下来，她紧紧地闭着眼，四周静歇了也不敢睁开，惟恐发现自己已经盲了，或者四肢不存在了。

走出门洞时，她觉得自己像重新活了一次似的，是刚才那声轰炸从跑马地墓园里释放出来的鬼。

工作地驻扎在冯平山图书馆，任务是记下每次轰炸、空袭警报、还有解除警报的时间。她不明白是为了什么，只顾得庆幸自己被分配在这样一个所在，简直是猫儿看守卖鱼铺。

她在林立的散发着熟悉的冷香气味的图书架子间徘徊，发现了一部《醒世姻缘》，马上得其所哉，一连几天看得抬不起头来。完全不记得自己应该做些什么。房顶上装着高射炮，成为轰炸目标，一颗颗炸弹轰然落下来，愈落愈近。这时候她已经惯了，只是木木地想：至少等我看完了吧。

看完《醒世姻缘》，又把从前一直想着要再读一遍却一直没有时间的《官场现形记》仔细咂摸了一遍，一面看，一面仍是担心有没有机会看完。字印得极小，光线又不充足，但是，一个炸弹下来，还要眼睛做什么呢？

每次轰炸的扰攘过后，上司总是问她：“时间记下来了吗？”

而她也总是心虚地笑笑回答：“哎呀，我忘了。”像是中学时回答催交作业的先生。

他也只得拿她无可奈何。连记时间的闹钟都停了——她忘了上发条。

承诺里的膳宿问题一直没有落实，嬷嬷介绍她到教会借宿，等于被收容了，却不供三餐。但至少她还活着。

有一天她正在细得可怜的水笼头下洗袜子，同学跑来告诉她说：“你知道吗？弗朗士教授死了。”

要隔了好一会儿，她才晓得哭泣，眼前泛起弗朗士教授的孩子脸——就是那个自掏腰包赞助了她八百块奖学金的好心教授。这是一个豁达的人，彻底地中国化，中国字写得不错，研究历史很有独到的见地。孩子似的肉红脸，瓷蓝眼睛，伸出来的圆下巴，头发已经稀了，颈上系一块暗败的蓝字宁绸作为领带，爱喝酒，上课的时候抽烟抽得像烟囱。像其他的英国人一般，他被征入伍。那天，他在黄昏后回军营，大约是在思索着一些什么，没听见哨兵的吆喝，哨兵就放了枪。死在自己人的枪口下，连“为国捐躯”都算不上……

她总算知道了什么是死亡，所有的关系都归零了，虚无了。

她哭泣着，追悼的情绪还不曾过去，轰炸又开始了，这次炸中了她住的教会楼的一角。她随着椅子弹跳了一下，吓得一颗心跳到了嗓子眼——好在有惊无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