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绩好，又有炎樱这样的亲密女友，张爱玲比在上海时多了自信。

香港求学三年里，张爱玲哭得最伤心的一次，是在放暑假时，炎樱不等她便独自回了上海，她有一种被遗弃的孤单感，大哭起来；然而也是同一个暑假，黄逸梵与几个上海牌友一同来香港小住，宿在浅水湾饭店——张茂渊终于卖掉房子，把钱还了她，于是她又可以到处飞了。

张爱玲一有时间便去看她，从此浅水湾对她就有了特别的意义。一闭上眼，路线便清晰，梦里也走不错。

——乘专线的浅水湾巴士出市区，沿路经过黄土崖红土崖，渐渐地光景明媚，水静风清，许多游山的车子掠过她乘的车，游人的手里抱着满怀的花，风里吹落了零乱的花瓣与笑语。

下了车，经过一条干净的碎石路，路两旁是绿意盎然的蕨类植物，走上极宽的石阶，路尽头花木萧疏的高台上有两幢淡黄色房子，那便是浅水湾饭店。报出母亲的房号，仆欧们领着她沿碎石小径走过昏黄的饭厅，经过昏黄的穿堂，上二层楼，进了房间，亮蓝色的海景占了四分之三的窗子，有一扇门通着一个小阳台，搭着紫藤花架，晒着半壁斜阳。阳台上有两个人站着说话——是母亲黄逸梵和她的洋人男朋友。

黄逸梵穿着西洋蓬裙子，梳着美丽的头发，周旋于一班华美蕴藉的客人之间，走到哪里，哪里便笑声四起；她和男友挽臂从浅水湾沙滩上走过，男的英俊，女的漂亮，打着洋伞，说着流利的英语，宛如画中人，又像电影画报；也有的时候，是爱玲陪着母亲，她们挽着手臂，缓缓地散步，谈笑。一如她八岁那年，母亲第一次从国外回上海——只可惜，浅水湾不是家。

时间对于黄逸梵好像不起作用，从那年到现在，已经十几年过去了，然而她还是那么年轻、漂亮、风情万种。

爱玲在《易经》里形容她的母亲：“她的侧面和颧骨石头一样，架在金字塔似的颈子与纤细的肩膀上。可谁也不能说准她还能美多久。”

相聚的日子总是短暂，母亲不久便去了新加坡。

——对于黄逸梵来说，缠足之辱大概是一生中最疼痛的记忆，所以她很喜欢到处飞。迈着一双金莲，走遍千山万水，跨过一个时代，而能仍然不失她淑女的步调，仿佛在向命运宣战。

然而她又无法违背她的出身，不管她怎么痛恨那古老的传统也好，她一生的活计还是依靠祖先留下来的那点古董——卖了一辈子的古董。

逸梵是庶出。父系三代单传，到了她父亲黄宗炎这一代，婚后无所出，于是娶了许多个姨太太为自己传宗接代，这也包括了逸梵的母亲，从湖南乡下买来的农家女孩子——典型的买卖婚姻。

黄宗炎曾在科举考试中举，承袭了父亲的爵位，出任广西盐法道道台。上任一年即因瘴气病亡。不久，姨太太在南京临盆，大夫人十分紧张——那些本家早就虎视眈眈，等着分绝户的家产，若是姨太太生了女儿，黄家的香火便要断了，一家女人不知要向何处依傍。

到了孩子落草的日子，屋子前后门都被把守着，连房顶上都蹲着人，撞槌、火把，什么都预备好了，要烧房子，杀了寡妇和孩子，好分她的财产。黄逸梵生下来，到底是女儿，众人大惊。幸而早有准备，女佣人从山东下来逃荒的人家买了个男婴，装在篮子里带进来，对外声称是龙凤胎。这便是黄逸梵的兄弟黄定柱。

生母二十多岁就去逝了。黄逸梵同弟弟由大夫人带大，自幼仰人鼻息，小心承欢，时时记着嫡母（大夫人）的恩德。她一直都想远离那生活。

——通常婚姻是改变女子人生的最重要举措，然而她的婚姻又是这样失败。

大夫人一九二二年在上海过世。黄逸梵同弟弟把财产分了，黄定柱要了房产地产，黄逸梵则分了些古董。每次回国再出国，就带走一两箱。

她几次尝试独立，做生意，跑单帮，可是一直不大成功。总是要借着卖古董来翻身，重新开始。

每卖去一箱古董，她应当都是十分自责而悲哀的罢，因为居然没有别的办法过活。她那么厌恶她的丈夫张廷重，可是却同他一样地坐吃山空，他们两个，都避不开自己的出身。即使她去了外国，远渡重洋，那一切她痛恨的事物仍然存在于她的血液之中，到老，到死，永远不肯放过她。

这一次的母女分离，爱玲没有哭。她已经习惯了离别，也习惯了漂泊，这是命运。

从四岁第一次看着蓝绿色的母亲去法国，到后来她自己颠沛流离大半生，她的生命仿佛是由一次又一次的离别、一次又一次的漂泊来组成的。

离别是人生里无可奈何的事情，反正每个人到了最后总是要告别的，那一个苍凉的手势，多做几次，或者少做几次，有多少不同呢？

对于母亲曾经去过香港小住的这一段往事，张爱玲在早期的文章里极少提及。是张子静的回忆录露了端倪：

“另外我表哥还透露，我母亲那次回上海，带了一个美国男朋友同行。他是个生意人，四十多岁，长得英挺漂亮。名字叫像叫维基斯托夫。我姊姊是见过母亲这男友的，但她从没对我说过，也没在文章里提起。”

“我母亲的男友做皮件生意。一九三九年他们去了新加坡，在那里搜集来自马来西亚的鳄鱼皮，加工制造手袋，腰带等皮件出售。一九四一年底新加坡沦陷，我母亲的男友死于炮火。这对她是很大的打击。她在新加坡苦撑，损失惨重。一度行踪不明，与家人失去联系。后来才知她去印度，做过尼赫鲁姊姊的秘书。”（张子静《我的姐姐张爱玲》）

张子静和母亲、姐姐、姑姑的来往都很疏落，又生性木然，对许多事的记忆不是从别处（比如表哥）听来的，就是从张爱玲的文章里理清的思路，事实上到底是怎么样的，其实早已记忆不清，很多时间与事件都含糊。

因他提及黄逸梵一九三九年去新加坡，后文接着便是一九四六年回国，使我一直错以为这期间张爱玲与母亲是不可能见面的。然而一九八四年八月三日香港《明报》刊出《倾城之恋》上片特辑，张爱玲写在《倾城之恋》公映前夕的一封短信表明，黄逸梵是从香港去的新加坡，而不是自上海出发；是珍珠港那年也即一九四一年出国，而不是张子静说的一九三九年——

“珍珠港那年的夏天，香港还是远东的里维拉，尤其因为法国的里维拉正在二次大战中。港大放暑假，我常到浅水湾饭店去看我母亲，她在上海跟几个牌友结伴同来香港小住，此后分头去新加坡、河内、有两个留在香港，就此同居了。香港陷落后，我每隔十天半月远道步行去看他们，打听有没有船到上海。他们俩本人予我的印象并不深。写《倾城之恋》的动机——至少大致是他们的故事——我想是因为他们是熟人之间受港战影响最大的。有些得意的句子，如火线上的浅水湾饭店大厅像地毯挂着扑打灰尘，‘拍拍打打’，至少也还记得写到这里的快感与满足，虽然有许多情节已经早忘了。这些年了，还有人喜爱这篇小说，我实在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