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在1931年升入圣玛利亚女中。她的第一篇变成铅字的短篇小说《不幸的她》，便是发表在1932年的圣玛利亚校刊上；次年又发了第一篇散文《迟暮》，全校皆惊。

——后来的很多年里“张迷”们一直以为张爱玲1940的参赛作品《天才梦》是她的处女作，而她自己也曾在女作家座谈会上这样说过。然而张学“打捞”专家陈子善先生却在1932年的《凤藻》校刊上发现了小小说《不幸的她》，这是迄今为止见到的张爱玲最早的印成铅字的作品。校刊编辑还特别注明：作者是初中一年级生。

圣玛利亚女中坐落在上海白利南路（长宁路187号），创立于1887年，同圣约翰大学附中一样，同属当时沪上最著名的两大美国基督教会学校。环境幽雅，教学严谨，全部课程分为英文、中文两部，英文部包括英语、数、理、西洋史、地、圣经等科目，采用英文课文，并且主要由英美学者担任教授；中文部包括国文、国史、地三项，担任教授的先生初中以下是师范毕业的老小姐，初中以上部分则多半是前清科举出身的老学究。

能够就读圣玛利亚女中的学生，家庭出身大多非富则贵。因为忍受不了校规的苛刻和功课的重压，几乎每年都会发生学生中途退学的情形。而张爱玲却始终能够游刃有余，名列前茅，可谓是一个异数；而在成绩优异的前提下还可以优游地写作，就更只有一种解释了——这是一个天才少女，生来就应该是写字的。

在张爱玲成名后的许多作品里，都可以看到圣玛利亚女中的影子，亦可以看到张爱玲自己年少时的模样。

比如《殷宝滟送花楼会》中写到女中的浴室：

“是用污暗的红漆隔开来的一间一间，板壁上钉着红漆凳，上面洒了水与皮肤的碎屑。自来水龙头底下安着深绿荷花缸，暗洞洞地也看见缸中腻着一圈白脏。灰色水门汀地，一地的水，没处可以放鞋。活络的半截门上险凛凛搭着衣服，门下就是水沟，更多的水。风很大，一阵阵吹来邻近的厕所的寒冷的臭气，可是大家抢着霸占了浴间，排山倒海拍啦啦放水的时候，还是很欢喜的。朋友们隔着几间小房在水声之上大声呼喊。”

这段大约是实写，因为遗作《同学少年都不贱》中再一次提到：

“她们学校省在浴室上，就地取材，用深绿色大荷花缸作浴缸，上面装水龙头，近缸口腻着一圈白色污垢，她永远看了恶心，再也无法习惯。都是枣红漆板壁隔出的小间，厕所两长排……”

同一场景在不同作品里出现两次，这在张爱玲是不多见的。她出国时并未带出几部旧作，“送花楼会”又是她较不喜欢的一篇，当然不会带在身边，那么这段描写便不是参照旧作，而是少年记忆于老年时再度重播。两部小说中间隔了五十年，半个世纪之久，而描写仍然酷似至此，可见女中在她心中的印象之深。

有人以为《同学少年都不贱》是张爱玲自传，是以她与炎樱的交往为蓝本，所以认为那学校指的是香港大学；然而“殷宝滟”一文写于1944年11月，那时她还没念港大呢。由此可以佐证这写的确是圣玛利亚女中。而且《小团圆》中也有过洗浴的描写，那倒是明明白白的港大女浴，布局风格分明是不相同的。

有趣的是，《同学》一文中且透露出，女中当时同性恋风气鼎盛，流行“拖朋友”的游戏，看到谁对谁有意思，就用抢亲的方式把两个人强行拖在一起，令她们挽臂而行。爱玲似乎也有意中人，可是倒没有明白的同性恋对象，大约是因为相貌平常、性格又呆板的缘故，她自诩“丑小鸭”。

也或许是因为她一直用罗曼谛克的眼光来崇拜着她的母亲，于是别的人便很难看进眼里去。这在她少年时发表于校刊上的《不幸的她》一文中可窥一斑。

《不幸的她》故事开始在一个“秋天的晴空”，两个女孩在海上泛舟，“才十岁光景”，“是M小学一对亲密的同学”，一个叫另一个“雍姐”，十分依傍的样子。后来那妹妹因为父亲死了，跟着母亲到上海投奔亲戚，两人“就在热烈的依恋中流泪离别了”。长到21岁上，她母亲“忽然昏悖地将她许聘给一个纨绔子弟”，于是她逃离上海，飘泊了几年，听说母亲死了，雍姐也结了婚，还有了个十岁的女儿，于是急急地去探访——

“她急急地乘船回来，见着了儿时的故乡，天光海色，心里蕴蓄已久的悲愁喜乐，都涌上来。一阵辛酸，溶化在热泪里，流了出来。和雍姐别久了，初见时竟不知是悲是喜。雍姐倒依然是那种镇静柔和的态度，只略憔悴些。

‘你真瘦了！’这是雍姊的低语。

她心里突突的跳着，瞧见雍姊的丈夫和女儿的和蔼的招待，总觉怔怔忡忡的难过。

一星期过去，她忽然秘密地走了，留着了个纸条给雍姊写着：‘我不忍看了你的快乐，更形成我的孤清！别了！人生聚散，本是常事，无论怎样，我们总有藏着泪珠撒手的一日！’

她坐在船头上望着那蓝天和珠海，呆呆的出神。波涛中映出她的破碎的身影——啊！清瘦的——她长吁了一声！‘一切和十年前一样——人却两样的！雍姊，她是依旧！我呢？怎么改得这样快！——只有我不幸！’

暮色渐浓了，新月微微的升在空中。她只是细细的在脑中寻绎她童年的快乐，她耳边仿佛还缭绕着从前的歌声呢！”

写这篇《不幸的她》时，张爱玲只有12岁，虽然笔触稚嫩，然而清新婉约，别有风情，正所谓“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那句“人生聚散，本是常事，无论怎样，我们总有藏着泪珠撒手的一日”更是具有谶语般的力量。

这样的文字，让人很难相信出自一个十二岁少女之手。即使在今天，许多大学生练笔，也仍然写不到这个水平。或者是写出了类似的句子后，便要洋洋自得半天，到处拿给人看的。

若是一定要对号入座的话，那么文中的“雍姊”倒更像是张爱玲的母亲，她对她的依恋、惜别、以及咫尺天涯的哀伤，不正是从八岁到十二岁间，张爱玲所经历的与母亲欢聚、看父母离异、母亲重走外洋、后来又有了洋男友的整个情感历程么？

第二年，她又发表了散文《迟暮》，女主人公更是母亲黄逸梵的写照——母亲在她心目中的形象就是一个迟暮的美人，高贵华丽，可是充满了“来不及了”的仓促感。她在文章里想象着母亲坐在轮船上的样子，也模拟着那千古一辙的伤春心境：

“只有一个孤独的影子，她，倚在栏杆上；她有眼，才从青春之梦里醒过来的眼还带着些朦胧睡意，望着这发狂似的世界，茫然地像不解这人生的谜。”

“她曾经在海外壮游，在崇山峻岭上长啸，在冻港内滑冰，在广座里高谈。但现在呢？往事悠悠，当年的豪举都如烟云一般霏霏然的消散，寻不着一点的痕迹，她也惟有付之一叹，青年的容貌，盛气，都渐渐地消磨去了。”

“灯光绿黯黯的，更显出夜半的苍凉。在暗室的一隅，发出一声声凄切凝重的磬声，和着轻轻的喃喃的模模糊糊的诵经声：‘黄卷青灯，美人迟暮，千古一辙。’她心里千回百转地想，接着，一滴冷的泪珠流到冷的嘴唇上，封住了想说话又说不出的颤动着的口。”

校刊成了张爱玲最早的舞台，此后几年，她又接连在校刊上发表了《秋雨》、《论卡通画之前途》、《牧羊者素描》、《心愿》、《牛》、《霸王别姬》等，已经清楚地显露出不同凡响的文学天赋。尤其《霸王别姬》一文，她的国文老师汪宏声先生曾经给予高度评价，称其“与郭沫若的《楚霸王之死》相比较，简直可以说一声有过之而无不及。”

《霸王别姬》发在1936年的校刊《国光》第九期上，编者还在“编辑室谈话”中作了高度评价：“爱玲君的《霸王别姬》用新的手法新的意义，重述了我们历史上最有名的英雄美人故事，写来气魄雄豪，说得上是一篇‘力作’。编者曾看过郭沫若用同样题材写的《楚霸王自杀》，爱玲君的作品决不会因了文坛巨人的大名而就此掩住的，所以编者在这里说一声老三老四的话：爱玲勉之！”

那是张爱玲青春飞扬的时期，有着天才固有的自恋与敏感，却不失少女的天真浪漫。

她开始大胆想象，构画自己的未来蓝图——中学毕业后要到英国去读大学，要把中国画的作风介绍到美国去，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要穿最别致的衣裳周游世界，还要在上海有自己的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这些理想，后来有的实现，有的则成为蔷薇泡沫，然而也已经都变了味道。

是因为这期间发生了一件实实在在的大事，将她一生的轨迹改变，也使她的性格进一步走向忧郁沉静——这便是，父亲张廷重要再婚了。

听说了这消息，爱玲十分忧虑。关于后母的种种传说她从中外故事里都读到了不少，没想到终有一天这故事会落到自己身上，让自己做了童话里受苦受难的白雪公主，即将面对拥有魔镜的恶母后。

她把这挂虑对姑姑说了，姑姑也无法，只劝说：“那是大人的事，总不成叫你父亲就此不娶，不老不小的，屋里没个女人也不成话。”她站在姑姑家的阳台上，绝望地想：如果这时候那女人也站在这里，伏在铁栏杆上，她说不定会发狠把她推下去的，一了百了。

夏日的黄昏，晚霞烧得天空一片失火的红。人站在这一大片火云下面，渺小而无奈。爱玲在那一瞬，已经隐约预见了自己即将面临的悲惨境界。

只是，她仍然无法阻止那片火烧到自己跟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