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上海十年”的写作生涯，前两年可说是全盛时期，她一出手就风华绝代，才情喷涌。同时在多份杂志上发表作品，甚至在作品还没登完，就急着要出小说集了，这正应证了她的话——“出名要早”。因此她会要求周瘦鹃一期把长文刊完，会找平襟亚急于出单行本，她急于求成的心态可见一斑。当然这最后也导致了双方不再合作的主因。而《杂志》除了答应张爱玲的出书条件外，还举办新书集评会、座谈会等等，全力打造明星作家。张爱玲一时红遍上海滩跟《杂志》及《新中国报》的大力宣传有关，使原来“文坛美丽的收获”，更是锦上添花。但由于张爱玲较为孤僻的个性，使她与这些编辑作家的交往，并不如想像中那么密切。正如她在《我看苏青》一文的描述：“苏青与我，不是像一般人所想的那样密切的朋友，我们其实很少见面。……至于私交，如果说她同我不过是业务上的关系，她敷衍我，为了拉稿子，我敷衍她，为了要稿费，那也许是较近事实的，可是我总觉得，也不能说一点感情也没有。”

抗战胜利到一九四七年四月，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张爱玲遭受舆论与感情的双重打击，她放下手中的笔完全没有一篇作品发表。而在一九四六年七月，桑弧委托柯灵请张爱玲编剧，并策划了一次文艺性的聚会。张爱玲和炎樱一同参加聚会，大家劝她从事剧本的创作，张爱玲最终同意了。在当时舆论“严相逼”的情况下，无疑地是桑弧等人给她机会，对此张爱玲始终怀着感激之情。在《小团圆》中她说：“燕山的事她从来没懊悔过，因为那时幸亏有他。”确实是桑弧开启了张爱玲的编剧之路，使得从小喜欢看电影，继而写影评的张爱玲，更接近电影一步了——创作起电影来了。由于桑弧也是编剧出身，进而为导演，因此他对于张爱玲的剧本极为尊重，我们虽然看不到《不了情》的剧本，但由其改写的小说《多少恨》与电影相较，其实差异不大。

桑弧甚至唐大郎、龚之方等人，带给张爱玲的无疑的是温暖的。尤其唐、龚二人，可说是头号的“张迷”，张爱玲《传奇增订本》的出版，在《大家》杂志、《光化日报》、《亦报》的发表作品，都要归功于他们两人。一九五二年七月，张爱玲离开她心系的上海、她的朋友、她的小报，她预感到将“时移世变”，果真不久连小报也没有了。张爱玲的“上海十年”就此画下句点。

一篇散佚半世纪的《郁金香》再度飘香

二五年，学者李楠在研究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上海小报时，无意间发现上海《小日报》于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连载了署名张爱玲的小说《郁金香》，由于当年的上海小报，有许多冒名的作品，因此经研究“海派文学”的学者吴福辉及“张学”专家陈子善等之考证，一致认为确是张爱玲的作品无误。李楠在文中指出：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小日报》上同时出现包天笑、刘云若、还珠楼主、姚苏凤、张爱玲、苏青的名字，品位不低；而《郁金香》与包天笑的小说《劫后》同时连载于《小日报》的第二版，也属正常。李楠《发现与发现的背后》，《上海文学》，二五年十期。陈子善在文中则解释了为什么以前没有人知道《郁金香》是张爱玲的小说。他认为主要是《小日报》发行量不大，存在时间也不长。张爱玲为什么愿意把《郁金香》交给这样一份并不起眼的《小日报》发表？“这还是个谜。但有一个大背景无论如何不可忽视，那就是当时除了《大家》，没有别的刊物愿意刊登她的作品，而《大家》又将停刊，选择《小日报》极有可能是不得已之举。”陈子善《〈郁金香〉发表始末初探》，《上海文学》，二五年十期。陈子善还说，《小日报》连载《郁金香》一年半之后，上海《海光》文艺周刊复刊第一期又重新发表《郁金香》，但仅两期就寿终正寝了，《郁金香》也只连载了一半而已。《海光》的“社长兼编辑”不是别人，正是已经停刊的《小日报》编者之一的黄转陶，黄转陶应该很清楚《小日报》销路不佳，影响甚微，而复刊后的《海光》又需要名家大作为之增色，所以重刊《郁金香》以广流传。这也可作为《郁金香》确是张爱玲作品的旁证。

而吴福辉更从文本结构上做判断，他说：“我们看《郁金香》里的人物，女仆、少爷、太太，新旧混杂的富裕家庭，庶出、过继的明争暗斗，是张爱玲惯写的。结构也是张爱玲的，起初远远兜过来，细节饱满，琐碎地叙写二少爷宝余挑逗、调戏金香诸事，其实只是铺垫。半部小说过去了，‘金香钉被’一场可称天上人间，方露出大少爷与金香真实相爱的情景。这两人，宝初是庶出，又与如今经济上依靠的姐姐并非一母所生，在这家‘是个静悄悄的人’；金香是这家前房太太的丫头，自从主人娶了填房，遂‘成为阮公馆里的遗少了’。这是没有希望的爱，两人心里透底明白。于是，悲剧的气息开始上升。抒情的场面出现了，电影节奏般一明一暗的场面出现了，悲味一阵阵袭来。‘这世界上的事原来都是这样不分是非黑白的吗’，一语提升了整个故事，人事的苍凉感将张爱玲式的感悟发挥到了极致。结尾处，‘街上过路的一个盲人的磬声，一声一声’似与《倾城之恋》咿咿哑哑的胡琴声混成一片；‘一枝花的黑影斜贯一轮明月’仿佛与《金锁记》那铜钱大的红黄湿晕的月色一泻如水地交织着。这纯是张爱玲的。至于文学语言的张爱玲化，简直俯拾即是。写金香容颜‘前浏海与浓睫毛有侵入眼睛的趋势’，写衣饰‘淡蓝布上乱堆着绿心的小白素馨花’，写她的声音‘澄沙’般带磁性，写金香钉的被面‘在灯光下闪出两朵极大的荷花，像个五尺见方的红艳的池塘，微微有些红浪’，都是又像纯文学又像鸳蝴的笔法。此篇不仅处处是张爱玲已成的笔意韵味，且有独特创造，如与各色古典小说《王熙凤大闹宁国府》（《红楼梦》）、《聊斋》、《儿女英雄传》，什么武侠飞檐走壁建立‘互文’关系。最意料不到的是拉来《雷雨》写阮太太，‘面色苍白，长长的脸，上面剖开两只炯炯的大眼睛。她是一个无戏可演的繁漪，仿佛《雷雨》里的雨始终没有下来’。借用新文学的曹禺这样将人物写得透骨显肉，在小报上除了张爱玲还能是哪一个？”

而学者毛尖更直接地说：“我一看到主人公名字，就断定了这是真品。怎么说呢？大家都还记得《倾城之恋》吧，记得白流苏抢的是谁的场面？相亲回来，是谁‘沉着脸走到老太太房里，一阵风把所有的插戴全剥了下来，还了老太太，一言不发回房去了？’是七小姐宝络，庶出的宝络。这个宝络，她的命运虽然没有在小说中交待，但是张爱玲在小说中寥寥数笔勾勒出的她的性格，已经就是她的命运，她最后一定是，一点一点被吸收到辉煌的背景里，只留下怯怯的眼睛。七小姐宝络，几乎是还没出场就消失了，但是，她的性格，却是张爱玲笔下多数人的性格。我想张爱玲大约一直也没忘记这个失踪了的宝络，后来再写到庶出的主人公，自然地和宝络排了行，叫宝初，也就是《郁金香》的主人公。而宝络在《倾城之恋》中没有展开的命运，完完全全在宝初身上完成了。”

张爱玲曾说她一直就是小报的忠实读者，她并不排斥小报。她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五日给《力报》的编者黄也白的信就说：“我对于小报向来并没有一般人的偏见。只有中国有小报；只有小抱有这种特殊的，得人心的机智风趣，——实在是可珍贵的。我从小就喜欢看小报，看了这些年，更有一种亲切感。”因此在所有刊物都因胡兰成“汉奸”的身分而封杀她时，仅剩的只有唐大郎的《大家》支持她，在一九四七年四月的创刊号刊登她的小说《华丽缘》，而紧接着第二、三期刊登她的小说《多少恨》（根据电影《不了情》剧本改写），而《大家》就在第三期后停刊了，因此《郁金香》转投《小日报》是可以理解的。

杜忠全在读完《郁金香》后表示：“《郁金香》当然很张爱玲——那样的世俗人物在那般的氛围中搬演着那样的离合情事，而每一笔都描绘得那么的细致那么的神态毕露，这‘不是“祖师奶奶”，还有哪一位呢？’（郑树森语）而这‘破土重现’的中篇与后来的长篇《半生缘》、宝初与世钧、金香与曼桢等等的相似与不似，张学专家与‘张迷’，应该都自有一番的体会与看法的。然而，在郁金香的袅袅余香里，人们或许还应该想到的是：一九四六年三月底，老上海小报《海派》周刊在一篇文章里预告并讨论的，说张爱玲正在赶写一部长篇小说《描金凤》云云；那么，她后来是否完成了这一部预告中的长篇呢？那完稿后的作品，后来到底又藏身到哪一份小报去发表了呢？要是没有发表，那么，那残稿究竟又在何处等待挖掘，或者，就永远留下一份悬想了呢……老上海小报的天地似乎无限宽广，寻找张爱玲乃至悬想张爱玲，从此也就多了一片伸展的空间了，是这样的吧？”

《郁金香》说的仍是没落家族的故事，宝初、宝余这对同父母的两兄弟，都是姨太太所生的，宝初的母亲死得早，那时宝余的母亲还是个少女，她先抚养宝初，而后才有宝余的。他们来到姐姐家住一个暑假，这姐姐——阮太太，虽然终日在家不过躺躺靠靠，总想把普天下的人支使得溜转。而宝初本来就是个静悄悄的人，他对于人世的艰难知道得更深些，因此他不像宝余敢对女仆金香调情。金香是阮老爷前妻遗留的丫头，自从老爷取了填房阮太太，她便成为阮公馆里的遗少了。在这方面，金香的处境跟宝初有几分相似，都是双重的“被遗弃者”。小说虽然没有交代宝初与金香两个人爱情的萌生过程，但不难想像，宝初与金香的爱情是建立在“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基础上。小说花了相当多的篇幅在宝余与金香的调情上，而其实宝初和金香才是存在着“真情”的。我们看当金香得知宝初从外面回来后，赶紧化妆：“她操作了一天，满脸油汗，见不得人，偷空便去拿一块冷毛巾擦了把脸，又把她的棉花胭脂打潮一角，揉了些在手掌心上，正待拍到脸上去。”“女为悦己者容”，可见金香的心里是有宝初的。宝初与金香是有真情的，但却不是刻骨铭心的，他们对这份爱情都感到是无望的。小说在“金香钉被”一节，有甚多着墨。当金香听说宝初要到徐州的银行里做事，她先是愣住了，在短暂的沉默之后，淡淡地一笑道：“啊，怪不得呢，太太叫我给你钉被，我想这热天要棉被干吗？”其后，宝初跟着她跪在被子上，握住了她的手，金香的眼泪流出来了，她让宝初起来，“宝初到底听了她的话，起来了，只在一边徘徊着，半晌方道：‘我想……将来等我……事情做得好一点的时候，我我……我想法子……那时候……’金香哭道：‘那怎么行呢？’其实宝初话一说出了口听着便也觉得不像会是真的，可是仍旧嘴硬，道：‘有什么不行呢？我是说，等我能自主了……你等着我，好么？你答应我。’金香摇摇头，极力的收了泪，脸色在两块胭脂底下青得像个青苹果。她又摇了摇头，道：‘不是我不肯答应你，我知道不成呀！——’”由于宝初的不够坚决，由于命运的播弄，两人终究无法在一起。

但在宝初临行前，金香为他的市民证用白缎子精心制作一个套子，这是他们两人爱情的一件证物。“那市民证套子隔一个时期便又在那乱七八糟的抽屉中出现一次，被他无意中翻了出来，一看见，心里就是一阵凄惨。然而怎么着也不忍心丢掉它。这样总有两三年，后来还是想了一个很曲折的办法把它送走了。有一次他在图书馆里借了本小说看，非常厚的一本，因为不大通俗，有两页都没剪开。他把那市民证套子夹在后半本感伤的高潮那一页，把书还到架子上。如果有人喜欢这本书，想必总是比较能够懂得的人。看到这一页的时候的心境，应当是很多怅触的。看见有这样的一个小物件夹在书里，或者会推想到里面的情由也说不定。至少……让人家去摔掉它罢！当时他认为自己这件事做得非常巧妙，过后便觉得十分无聊可笑了。”宝初丢掉这个小物件仿佛爱情已成往事，终无结局。而后哀乐中年的他，坐着电梯，一群娘姨小大姐涌进来；听见“金香”二字，对照往事，即使人面相对也不堪回首：“再上一层楼，黑暗中又现出一个窗洞，一枝花的黑影斜贯一轮明月。一明，一暗；一明，一暗。电梯在三楼停了，又在四楼停了，里面的人陆续出空，剩下的看来看去没有一个可以是金香的。”“可见如果是她，也已经变了许多了，沉到茫茫的人海里去，不可辨认了。”后来宝初更听到“金香爱上宝余”的流言，这话还真真切切出自主要当事人——宝余——的太太之口，变成了是宝余的一段艳史，就连这样绮丽美好的往事，竟也被冲淡殆尽，完全没有自己的份儿。“宝初只听到这一句为止，他心里一阵难过——这世界上的事原来都是这样不分是非黑白的吗？他去站在窗户跟前，背灯立着，背后那里女人的笑语啁啾一时都显得朦胧了，倒是街上过路的一个盲人的磬声，一声一声，听得非常清楚。听着，仿佛这夜是更黑，也更深了。”小说以《郁金香》命名，但却与“郁金香花”无关，倒是女主角名叫“金香”，这“郁”字似指心情的“郁郁寡欢”，是金香之“郁”，又何尝不是宝初之“郁”！

学者丁俊玲更从张爱玲刚出道的《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薇龙之对于乔琪，来和宝初之对于金香，看张爱玲在场景上的制造“明、暗”“黑、白”的对比，是何其相似！张爱玲一贯强调的写作意图，就是要临摹小人物那种“不明不白，猥琐，难看，失面子的屈服”。而为了如此，她常用“参差的对照”的创作手法。令人不由想起当年傅雷曾说：“无论哪一部门的艺术家，等到技巧成熟过渡，成了格式，就不免要重复他自己。”这固然可说是张爱玲有些过度依恃于技巧，然而，却又从另一方面表明张爱玲对于某类细节细致而持久的兴趣。而张爱玲精心设置、着力营造的色彩的“对照”，渗透着她自己的创作理念，也于不经意间闪现了些许内心的风景，所以谭正璧就说过：“在张爱玲的小说里，题材尽管不同，气氛总是相似。”丁俊玲更指出，《郁金香》中从头到尾都不曾露面却让所有人打从心底惧怕的“姐夫”，以及想把天下人支使得的溜转的姐姐的家；和《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薇龙所投靠的那个就像小型慈禧太后的姑母的家，他们给人的，都是“奇异”的感觉。“奇异”的地方，“奇异”的感觉，缘自人所处的“奇异”的时代。张爱玲说：“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而相对于两三年前饱尝辉煌成功的张爱玲而言，她在写《郁金香》的此时此刻而言，岂是“沉重”二字了得！

我们知道一九四七年五月，张爱玲在写《郁金香》时，她正处于内外交困之际，因为就在距离《郁金香》连载完毕的十天，也就是一九四七年六月十日，胡兰成收到张爱玲的信，张爱玲在信上写道：“我已不喜欢你了……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张爱玲在写这信时，几乎与写《郁金香》同时。而尤有甚者，张爱玲因胡兰成的关系，被视为“文化汉奸”而遭打压，她最后仅剩的唯一的发表园地也告结束。文名一度显赫的张爱玲，就此悄然沉寂了，正如好友柯灵的描述：“感情上的悲剧，创作的繁荣陡地萎缩，大片的空白忽然出现，就像放电影断了片。”尽管张爱玲在这之后，又在大陆生活了五年，却再没有用本名发表过一篇文章，因此它不同于后来用笔名梁京发表的《十八春》和《小艾》。如果说《金锁记》是没落家族男女苍凉之情的集大成者，那么《郁金香》就是这袅袅的余音。一篇散佚五十八年的《郁金香》，让我们重见旧时的花容，也让我们遥想当年刚经历感情创痛的张爱玲和她的“时代”。“影子”似的沉没的时代背景里，有着“阴暗而明亮”的苍郁的悲哀。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