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那些腕儿_吴佩孚：失败也要坚持原则

吴佩孚：失败也要坚持原则

吴佩孚饱读圣贤之书，人称儒帅。一生坚守三条信念：不敛财、不纳妾、失意后不进租界。这三条他都做到了。在他失意后日本愿意给他提供资金枪械，扶持他东山再起，被他严词拒绝。吴佩孚下台后生活清苦，张学良经常接济他，但张学良丢失东三省后，他依然毫不留情地大骂张学良。日本在侵华过程中不断拉拢他，都被他断然拒绝，虽然身陷日占区，但决不跟日伪同流合污。

秀才算命

吴佩孚字子玉，山东蓬莱县人，出身小商人家庭。6岁时入私塾读书，14岁那年进入登州府水师营为学兵。兵事余暇他坚持读书自学，还特别喜欢研究术数《六壬大全》、《柳庄相术》、《李虚中命书》之类书籍。凭着刻苦自学的功力，22岁时（1896年）考上秀才。没想到中了秀才第二年因得罪当地一个豪绅，被革去功名，并且受到通缉，只得离乡背井，从山东来到北京，在街头设卦摊，以卜卦、算命为业营生。

这位青年术者在闹市设摊三日，无人问津，而旁边一个自称“小神仙”的中年盲人术者，却生意兴隆，应接不暇。看他口沫乱飞，不停地把钱放入口袋，肚子咕咕叫的吴佩孚气得咬牙，但是无可奈何。他暗中盘算，再坚持两天，如果仍旧没有生意，就只好另行设法了。

第四天上午，“小神仙”的摊前来了一条汉子，一把揪住他责问：“一个月前，我因为失物来问你。你说向东去寻，可以找到。我信你的胡言，花去了不少旅费，一直到了海边，哪见什么踪影。我且问你，为什么骗钱坑人？”那术者不慌不忙，慢条斯理地说：“有话好说，揪住我瞎子干什么。我记不起什么时候为你算过，即使是算过也可能你找得不够仔细，为什么怪我。”那汉子听了，一时说不上什么。这时候，旁观人群中有人打圆场，说“小神仙”在这里摆摊算命卜卦已经一年多了，算得准的还真不少，不要一味责怪他了。

那汉子只好悻悻地对盲者说，“我以后再也不会送钱给你了。”盲者听着，不作声。汉子一扭头，看到了近旁另有一个青年术士，疑迟了一下，慢慢地走过来，问：“我有东西不见，你能替我算出它的下落吗？”“可以。”“要多少钱？”“一块光洋。”“好，那就请你算一下。”说完，他摸出一枚银元，放到摊上。这时，周围来了一些人，都带着陌生而好奇的目光，看这位相貌轩昂的年轻术士的施为。

吴佩孚第一次做生意，不免有点紧张，但他在军营中待过，又曾中过秀才，而且术数方面又学问娴熟，所以显得很从容。他以钱代蓍，用三个顺治通宝的铜钱，放入课筒中，摇动之后倒在摊上，前后共六次，成了卦。

那卦是震变成归妹，是震卦六二爻，一个突变化。

吴佩孚一看，心中有了底，因为震卦六二爻爻辞是：“震来厉，亿丧贝，跻于九陵，勿逐，七曰得。”正是说失物。于是，他抬起头，对那汉子说，失物不用去找寻，七天之内，自会出现。那人听了，脸上显出将信将疑的神色。吴佩孚说：“放心好了，如果七天之中，东西找不回，我还你一块钱。”

万事开头难，一开了头，后面就能够接下去了。吴佩孚堂堂仪表，术数操作娴熟，说话又干脆而有气派，很快就减去了陌生、年轻的不利因素。他接连接待了几个要求占卜、算命的顾客，囊中也渐渐地有些分量了。

太阳渐渐当顶了，吴佩孚准备去吃饭，忽然看见那边匆匆来了一男一女，约摸30多岁年纪，那男的一脸悲愤，女的脸色苍白，快到近前，男人一个跨步直扑吴佩孚。那女的急忙在后面尖声叫着，不是他，是那个。于是那男子一把揪住了“小神仙”的衣领，抬手就是两个耳光，抽得盲者嘴边淌血，哇哇直叫。周围的人一下子拢了过来。那男子对周围的人扫了一眼，颤声说：“十年前我离家做生意，今天回家，一看，老婆已另嫁了人。问她是怎么一回事？她说，一直没收到信，一年前找这个人算命，他说我死在异乡客地了。于是，她在三天前另嫁了人。”这时候，女的一边哭一边说：“谁叫你一去那么多年，一直不来信，我才去给你算命了。”“怎么说不写信，这些年来，我请人写过七八封信寄回家，但一直没有收到回信。”那男的脖子上青筋暴起，带着哭声说。

那男的越说越气，挥起拳头打那“小神仙”，打得他抱着头，高叫救命。算命的本是靠一张嘴挣钱糊口，哪经得起打，不几下已倒在地上，口袋里的银元、铜钱多数滚落到了地上，有些人得到了实惠。也许是“得人钱财，与人消灾”的缘故，有几个人来拉扯那汉子劝说：“你老婆已经嫁了人，就是打死他也没有用了，何况又要吃官司，打也打了，气也出了，我们看就算了罢。”那汉子拗不过众人，想想也确是这么回事，于是停了手。就这样，盲者也已受了伤。

吴佩孚看了，倒抽一口冷气，心想算命、卜卦虽是谋生的手段，可是也着实要当心一点。那倒霉的盲者不知是算错了呢，还是八字原本就弄错了，正是“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呀，以后要引以为戒。

过了四天，一清早，吴佩孚摊位刚摆好，几天前那个占卜失物的汉子兴冲冲地来了。一见面，他就恭恭敬敬地作揖，连声说：“先生真是神仙了，我那失物是一张房产契约，被我喝醉了酒后随手塞在一本书中，昨晚上被我的女儿看到了。”吴佩孚听了，心中自然高兴，暗想《周易》还真有点道理，“震”变“兑”，兑是少女，难怪会被他女儿找到。嘴上谦逊地说：“我哪里够得上神仙，最多只能是‘半仙’。”汉子一脸真诚地对吴佩孚说：“先生，我叫张大山，住在大胜胡同三号四合院内，以后，您有事要帮忙，可以来找我。”又作了个揖，走了。

“先生，劳驾您算一个命。”吴佩孚抬头一看，是一个中年绅士模样的人。“请讲时辰。”

“咸丰七年，正月十七，丑时，是男的。”

吴佩孚翻了万年历，很快就排出了这时辰的八字：

丁巳年，壬寅月，庚子日，丁丑时

吴佩孚看了八字，觉得很好，略为运筹，组织一下，就开口说：“这命造很好，庚金生于春月，丁火正官两透，天干丁壬合，地支子丑合。主其人出身门庭颇高，一生富足，且富而有贵。其人中等身材，肤色白中略有青红色，不强壮，但没有疾病。”

“先生，您说得很对，这是我的八字，请您看看我的子息情况怎样。”

“您命中公郎颇是难得，但有千金，且女儿胜过男儿。”

“先生，又被您说准了，我正是只生有一女，再请说说不好的地方，君子问灾不问福。”绅士模样的人皱起眉头问。

“好，您如不见怪，我就直说了。这八字的祖上虽然荣显，但是不知为什么，您祖母却享不到具体的福。您青年时破过财，女儿的身体也不好。”

听到这里，那人一边点头一边急着问：“先生，再说说，我眼前的情况怎么样？”

吴佩孚看了他一眼，沉思片刻说：“您今年40岁，从四年前开始，烦恼不断，有人暗算您，口舌是非也很多。”

看那人眉头一动，吴佩孚接着往下说：“今年情况有好转，只是烦恼尚未过去，仍觉事事掣肘，翼翼小心，明年，烦恼仍会加剧，要过了后年才好。”

“先生，祸事会不会很严重，譬如说，我会不会吃官司？”

“不会的，全是虚惊，最多耗点小财。”

“您根据什么这样说？”

“36岁开始，您行‘戊戌’大运，枭神会同‘地网’（‘戌’为地网），所以心中惶惶然，不安而烦躁，祸皆由小人为祟。本来恐有牢狱之灾，幸而冲地网戌的‘辰’在命中居‘空亡’之地，所以能够化去灾祸。”

“太感激您了，您这么一说，我可就放心了。再请问我的寿限是多少？”

“您这命，其实寿限是很长的，只是您59岁（辛酉）那年有一关口，事事要小心提防着点。”

“多谢，多谢。这里是一点小意思，权作课金，日后再来相谢。”说完，那人取出10枚银元，放到摊上，去了。

闲来吴佩孚推算自己的命造，认为将来在军政界，大有作为，寿限也可过80，于是时时留心着。一年后，吴佩孚投入了淮军聂士成部，从最底层的士卒开始，踏上了戎马生涯的征途，一步一步地攀登着，一步一步地前进着。

洛阳祝寿

1924年，两湖巡阅使、直鲁豫巡阅副使、孚威上将军吴佩孚，统兵数十万，威震洛阳。这是他一生中的极盛时代。这年的4月3日(农历三月七日)，吴佩孚在河南洛阳直鲁豫巡阅副使公署做50岁大寿。北洋政府首脑及各省军政要员和社会名流，都亲赴洛阳或派代表前来祝寿，送来了各种各样的寿礼。一时寿堂里摆满了寿帐和金银寿桃、宝石玉器等，不计其数。

寿堂门额上面写的是金字：“功高嵩岳”、“威震华夏”。寿堂内正中高悬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送的红字金漆横匾，写了“国家栋梁”四个大字。直鲁豫巡阅使曹锟派秘书长王毓芝送来对联：风云会际资兼文武，江汉朝宗澄清河洛。湖南省赵恒惕送的对联：洛阳三月花如锦，南极一星光烛天。寿堂楼外挂着湖北督军萧耀南送的五层高的炮仗。他不忘吴佩孚保荐出任湖北督军之恩，送来汉口法租界的功德里铺面、住宅50幢。长江上游总司令、第八师师长王汝勤送来五寸高的金八仙。陕西督军刘镇华送来80把万民伞。寿堂前面条桌上摆满了礼品，最惹人注目的是曹锟送的一对金寿桃。安徽省督军马联甲知道吴佩孚喜打麻将，特别定制了一副镶宝石的金麻将，作为寿礼送来，并附有发票。发票上写明由上海杨庆和代铸，售价80万银洋。山西督军阎锡山派赵戴文为代表，到洛阳祝寿，送来一部宋版《全唐诗》和清末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所写的小篆《十三经》全文。吴佩孚收到名贵书集，非常高兴，视为珍宝。吴佩孚去世后，他的螟蛉义子将两部书以20万元卖给日本古董商。

祝寿开始，吴佩孚身着陆军上将礼服，手握九狮宝刀。他先向大总统徐世昌送的横匾行三鞠躬礼后，转身站立，由各省代表、社会名流向吴佩孚行三鞠躬礼。礼毕，吴佩孚还礼一鞠躬退下，和前来祝寿的康有为到后堂换上长衫、马褂、瓜皮帽，然后两人携手入寿堂，细看康有为带来清逊帝溥仪送的寿礼，其中写有“国家柱石”的寿匾格外醒目。康有为这次专程来洛阳祝寿，特意写了对联：“牧野鹰扬，百岁功名才一半；虎视洛阳，八方风雨会中州。”其实他的真正目的是想说服吴佩孚，拥护君主立宪，支持溥仪复辟。他对联中的“牧野”，原系殷朝士兵倒戈的古地，暗示应倒戈复辟。吴佩孚一看当然明白，他向溥仪所送寿匾“国家柱石”，行了三跪和叩首的大礼，表示不忘故君。吴佩孚是前清秀才，有不忘根本的愿望，但对于要他领兵复辟、拥护君主立宪的要求，他拒绝了。康有为未能如愿，心中不满。临离洛阳又赠吴佩孚诗一首，诗中有“人居穴居扰上古，地成沙漠愧中华”之句，意在讽刺吴佩孚标榜“周礼”复古的主张。

最后来祝寿的是河南督军冯玉祥，他派两个士兵抬着一坛清水来。吴佩孚向冯玉祥行了礼笑道：“多谢、多谢!”冯玉祥说：“大帅寿日，玉祥来迟了，祝大帅身体健康，万寿无疆!”又说：“大帅，玉祥防地荒凉，力不从心，只送来一坛清水，聊表敬意!”

吴佩孚叫士兵打开坛盖，舀了一碗，喝了一口咽下，笑道：“焕章，好!君子之交淡如水，请进!”挽冯玉祥进入大厅。

政务处长白坚武走过来对吴佩孚说：“大帅50大寿，不能无诗。”吴佩孚兴奋地走到书案前，提笔写下《五十自寿》七绝一首：

欧亚风云千万变，英雄事业古今同。

花开上苑看三月，人在蓬莱经一峰。

保护故宫

北京故宫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皇宫。故宫，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的皇宫，在北京市中心，南北中轴线上。始建于明永乐年间，迄今已有近600年的历史，其间历经重建和改建，仍保持原有规模，是我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建筑群。故宫造型庄重，布局严谨，集中体现了我国古代建筑艺术的优秀传统和独特风格。紫禁城按功能分前朝与内廷。前朝以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为中心，是历代皇帝举行大典，召见大臣，办理政务的地方。三大殿建于三层汉白玉台基之上，体型宽阔，气势宏伟，雕梁画栋。三大殿又以太和殿最为壮观，是中国目前最大的木结构建筑。内廷以乾清宫、交泰殿为主体，是皇帝办事和居住的场所。

1912年年初，民国国会参、众两院从南京迁到北京，在宣武门象坊桥前资政院旧址办公。因国会场地狭小，渐渐不敷使用。1923年，政府遂秘密计划将参、众两院迁往紫禁城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并将三大殿改造成日常办公及召开会议的场所。

这之后，北京政府即委托瑞典建筑师司达克进行故宫三大殿改造的设计。1923年4月1日，司达克提交了两个方案供选择。其主要原则是：移开原来占据太和殿中心的皇帝宝座，然后沿房屋轴线扇形布置议院的席位。同时，为了保持三大殿建筑的总体风貌和整个紫禁城的建筑格局，设计方案还计划在大殿东西两端院墙的北侧增建议院附属用房。

由于在刚刚结束的第一次直奉大战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此时的吴佩孚正如日中天，权倾朝野。虽偏安洛阳，但大帅府依然车水马龙，高朋满座。1923年4月22日，是吴大帅五十大寿。虽然吴佩孚早已在报纸上刊登了“谢入洛宾客启”，但依然阻挡不住前来贺寿的人马。杯觥交错间，关于故宫改造的计划不经意间传入他的耳朵。

经过缜密的调查，吴佩孚进一步掌握了民国政府改造故宫三殿的详情。5月20日，他致电总统黎元洪、内阁总理张绍曾、内务总长高凌爵和财务总长张弧，强烈反对此事。

大总统钧鉴，国务院总理、内务部、财政部钧鉴：

顷据确报，北京密谋，决拆三殿，建西式议院，料不足则拆乾清宫以补足之，又迁各部机关于大内，而鬻各部署。卖五百年大栋木殿柱利一；鬻各部署利二；建新议院利三；建各新部署利四。倡议者处心积虑，无非冀遂中饱之私。查三殿规模闳丽，建明永乐世，垂今五百年矣。光绪十五年，太和门灾，补修之费，每柱糜国帑至五万。尝闻之欧西游归者，据云，百国宫殿，精美则有之，无有能比三殿之雄壮者。此不止中国之奇迹，实大地百国之瑰宝。欧美各国无不龂龂以保护古物为重，有此号为文明，反之则号为野蛮。其于帝殿教庙，尤为郑重。……若昏如吾国今日之举动，则久毁之矣。骤闻毁殿之讯，不禁感喟，此言虽未必信，而究非无因而至。若果拆毁，则中国永丧此巨工古物，重为万国所笑，即亦不计，亦何忍以数百年故宫，供数人中饱之资乎？务希毅力维一大地百国之瑰宝无任欣辛盼祷之至。

吴佩孚旁征博引，义正词严，痛陈拆三大殿之弊。其关注文化传承，呵护文明薪火的拳拳之情溢于言表。在那个战事连绵、兵燹盈野的年代，吴佩孚居然有此等的远见卓识，令人钦佩。难怪时人常以“秀才将军”称之。

吴大帅震怒，京城岂敢怠慢！5月25日，主持国会迁建的国会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参议院议长王家襄、代理审议长张伯烈、宪法起草委员长汤漪等致电吴佩孚，如实相告，称国会并无拆除三大殿改建西式议院之说，仅计划在三殿楹柱之间，增设议席及旁听席云云。

电报全文如下：

洛阳吴巡阅使鉴：顷阅各报，载公致府院专电，本保存三殿之旨，以立言，对于国会迁移之举，以为非是，各报且从而和之，力持异议。弟等读而疑之，以为果有此电，则必以告者过也。今日国中百度紊乱极矣。其为吾人讨论所及者，不过一二，未遑致议者，殆千百也。设此一二事，犹复闻异词，意见舛牾，贤如我公，卒不谅解。弟等以为决不至此。国会迁移三殿之意，弟等实共创之，用意所在，愿为公一述焉。一曰正视听以固国本。凡国之大事，如大总统之选举，及其就职宣誓，宪法之宣布或修正，与夫解释宪法之会议等，必于其国历史上最庄严闳丽之地行之，此古今中外所同也。法之费赛依王宫其王路易十四之所营也，而今则为法国国会会合之所，其明证也。民国二年，项城就总统职典，于太和殿行之，公所知也。然按诸总统选举法，大总统就职时之宣誓，实为出席国会之所，有事当然于国家固有会场行之。若项城时代之故事，则国会非接受誓言之主体，议员为参观就职之来宾，于法理至为背驰，斯又往事之足为反证者也。共和以来，清帝犹拥尊号，遗老因而生心，曩者帝制复辟之变，恐再见矣。如曰三殿当留，以有待国家一切大事，皆可于象坊桥行之，甚非所以别嫌明微之道也。二曰谋古建物之保存。凡建物莫不以获用而后存，以不用而就圮，此常理也。今之三殿荒废已久，其旁殿尤甚，倘不加以修葺，别无保存之法，自始议迄今，中外工程师所绘图案，不下十数，无一非就原有楹柱之间，增设议席，及旁听席而止。既无所用其拆，更不知何所谓毁也。不观乎天坛乎，在民国二年曾为宪法起草之会场矣。且附设办事处于其中矣。究竟此精美壮丽之建物，果有毫末之损否，其所以为焕然改观者，果足指为耗费国帑之举否。天坛如此，三殿可知。宪法起草会如此，国会可知。综计修理工程所费不过二十万左右，节省极矣。且闻当局拟以公开投标方法，估定其价格，中饱之弊当可杜绝。总而言之，国会两院将来当有新建筑，而一切两院会合时之所有事，则必于三殿行之，永为定制，垂诸无极。所以正名分，别嫌微，实为立国之常经，绝非不急之细务，悠悠之口，颠倒实事，故为危词，何足算也。临电神驰，惟希亮察。

从吴景濂等人的电报可以看出，国会已经雇用中外工程师绘制改建工程图纸，所绘图纸不下十数种。所谓“一切两院会合时之所有事，则必于三殿行之，永为定制，垂诸无极”，即参议院、众议院迁入三大殿已成定局。已经议定要在大殿修建议席及旁听席，且拟定工程投标方法及工程经费。可以想见，在三大殿施工，必然会对宫殿造成破坏。

当时，吴佩孚正值鼎盛时期，又深谙操纵舆论之道，更重要的是他站在爱国的立场，呼吁保护文物，理由堂堂正正，极具号召力。吴景濂等人的电报形同狡辩，不但未能端正视听，反而抖落出两院迁移三大殿的计划细节，舆论对其更加不利。国会两院迁移三大殿之议至此打住，再未有人提起。

迫于吴佩孚的压力，也由于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三大殿改造计划最终胎死腹中，“灵光巍然”的故宫三大殿得以完好地保存下来。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而今驻足故宫，除了应接不暇的旷世胜景，便是充斥耳鼓的宫闱秘史。谁还有雅兴静下心来去思考这满目锦绣背后的历史真实和现实关照，更无人会提及那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吴佩孚曾经的贡献。

智斗日本人

若没有日本人的入侵，在政坛上已经销声匿迹的吴佩孚原本是要在北京城里颐养天年的。可是，卢沟桥事变的枪声打断了他的残梦。

1938年6月，日本帝国主义为摆脱侵华困境，策动在中国成立汉奸政府，实行“以华制华”。日本人看好了两个一直与蒋介石有宿怨的中国人，一个是当朝二号人物汪精卫，另一个便是曾统兵百万的“在北洋军阀中，比较还像一个人”的吴佩孚。他们一方面拉拢汪精卫，一方面拼命引诱原北洋政府头面人物吴佩孚。

第一位说客是日本人大伯通贞，他受命进入北平，邀见吴佩孚，请吴出山担负“兴亚”大任。吴佩孚没有答应。随后日方又派更厉害的号称“东方劳伦斯”的中国通、日本著名特务头子土肥原，决心要把吴佩孚拉下水。土肥原亲自出马，三次登门拉拢吴佩孚，都被吴佩孚用巧妙的语言挡开了。

第一次，土肥原以下自居，一见面就哀求说：“请玉帅出来，救救我们日本。”吴佩孚哈哈大笑，说：“我自身尚不能救，焉能救人？”土肥原不欢而去。

第二次，土肥原开门见山地说：“请玉帅出来，调停中日和平。”吴佩孚顺势说：“好哇！请贵国天皇和我国蒋总司令双方来电，请我出面调停。当然可以。”这无疑是出了个难题，土肥原无以应对。

第三次，土肥原以高官为诱饵，劝说吴佩孚出山维持中日民族关系，并保证恢复吴往日的权势。土肥原说：“请玉帅出山，担任原职，维持中日民族问题。”吴佩孚摇摇头苦笑说：“现在根本谈不上出山。如要出山，请贵国人等一概退出中国，包括东北在内，可以吗？”

土肥原见有商量的余地，立即提出：“既然如此，就请您出面，开个中外记者招待会，如何？”吴佩孚听后欣然点头同意。没多久，日本及沦陷区的报刊大量报道吴佩孚要召开记者招待会的信息。土肥原还派人为吴佩孚准备好了记者招待会的“讲稿”，并命令翻译不论吴佩孚是否按照讲稿说，都要按讲稿逐句进行翻译。

1939年3月30日，百余名中外记者拥向什锦花园。花园内戒备森严，进场的记者每位都发有一份中英日三种文字的“讲稿”。吴佩孚尚未开口，中外记者们已经读到了打印好的《吴氏对时局的意见》。一身中国绅士装束的吴佩孚在众人的簇拥下进入会场，并客气地向记者先鞠了一躬，然后仅瞥了一眼案前的“讲稿”，就开始作即席讲演。开场的讲话土肥原十分满意，可吴佩孚讲着讲着突然话锋一转，一字一句地说：“唯‘平’乃能‘和’，‘和’必基于‘平’。本人认为，中日和平，唯有三个先决条件：一、日本无条件自华北撤兵；二、中华民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之完整；三、日本应以重庆(国民政府)为全面议和交涉对手。”怕在场的日本人听不懂。吴佩孚又厉声令秘书“断乎不容更改”地将自己最后的“政治宣言”翻译成日语。会场的中外记者纷纷疾笔如飞地记下了吴佩孚最真实的讲话。随后吴佩孚把土肥原事先准备的“讲稿”从案前拿起来，狠狠地摔在地上，用力踩在脚下。土肥原气得浑身发抖，脸色蜡黄。吴佩孚巧妙地用记者招待会的形式，揭穿了土肥原散布的流言蜚语，粉碎了日本人的阴谋。

1938年12月的一天，什锦花园驶进了几辆小汽车，从车上下来几个身穿便装的日本人，领头的是吴佩孚的老朋友冈野增次郎。此人过去担任过吴佩孚的顾问，跟在他身后的便是接替土肥原的川本少将。川本对吴佩孚大加赞赏，并提出要拜吴为师的恳求，还以孝敬师母为名送给吴佩孚夫人一大笔钱。其实这是川本对吴实施的所谓“联络感情式”的拉拢方式。当时汪精卫已投靠日本，日本人提出了“汪主政，吴主军”的方略，所以继续对吴佩孚实施诱降。这次吴佩孚着急了，他连夜差人把钱退还了川本。

川本见此计失算，就又打起吴佩孚身边人的主意，但最终也没有结果。最后川本亲自出马劝老师出山，吴佩孚却说：“如欲和平，必须全面撤兵！”川本苦求说：“老师应该体谅弟子的苦衷，土肥原将军因您拒绝出山而受到一生最大的挫折。如今，厄运又将落在弟子头上，如果老师执意拒绝，弟子只有剖腹自杀，以谢天皇。”吴佩孚却说：“承你错爱，拜吾为师，却不见你读经问义，你我之间不过空有一层师生关系罢了。又何必以师徒之虚名相逼？”然后他又送川本一句孟子的话：“小国不可以敌大，寡国不可以敌众，弱国不可以敌强。中国国大、人多，日本终必失败，这就是我对中日战争最后的看法。”川本气得只说了一句话：“大帅会后悔的！”后来日本人以死威逼，不想一到吴的家里，吴佩孚就请他们看一样东西，原来是一具黑漆棺材，吴佩孚已经在上面刻上了自己的名字，只空了年月日。日本人利诱威逼均告失败。

1939年底的一天。吴佩孚在吃饺子时，肉馅中的一根骨渣插进了牙缝，几天后便肿了起来，疼得吴佩孚捂着嘴巴，呻吟不止。12月4日下午3点钟，川本和日军医处长石田，以及吴的朋友齐燮元、符定一等人驱车来到什锦花园，当时还有一队日本宪兵，他们拒绝任何人进入什锦花园。

吴佩孚看到川本时，表情非常愤怒。就在这时，石田拉开皮包掏出钳子、钢条等。然后用力撬开吴的嘴望了一下说：“要动手术把脓放出来。”吴夫人及其仆人极力阻拦也没有结果，无奈吴夫人只好抱着吴的头，其子抱着脚，石田掏出一把狭长锋利的手术刀。这时，吴的五姑爷张瑞丰见状大喝道：“慢着！”川本气势汹汹地走过来问：“什么事？”张怒目问道：“为什么不打麻药？”一句话提醒了吴的妻子，她也大声抗议：“既然开刀，为什么不打麻药？”石田苦笑着在皮包内翻了半天，才找出针剂，并给吴注射了一支，然后又撬开吴的牙齿。当时张瑞丰亲眼看到，石田那把狭长锋利的手术刀并没有指向胀肿的牙龈，而是刺向了吴的喉咙。只听吴“啊”地一声惨叫，鲜血喷射出来。顷刻间，鲜血汩汩地向外流，吴佩孚怒视川本一眼，最后气绝身亡。

恪守“四不”

1932年，失魂落魄的吴佩孚离开成都，来到了北平。张学良给了“玉帅”好大的面子，亲率文武官员数百人到火车站迎候。从前门火车站到什锦花园，上百辆轿车排成了长龙，可谓盛极一时。张学良为吴佩孚安排了居所，并提供了可观的生活费，每月4000元。然而吴佩孚并不领情，当晚回访张学良，刚一坐定，就大发其火，责问张为什么沈阳事变不抵抗？保存实力作何用？张学良顾左右而言他。吴佩孚叹道：“国恨你不报，私仇你不报，真没出息！忘记了自己的国仇家恨，真是不忠不孝。”又说：“你不抗日，我帮你抗，我不是为名为利，我左手拿回东三省，右手交给你。你有仇不报，真是笑话！”

吴佩孚以自我标榜而著称于世。不论是得意之时，还是失意之际，他总是矜持自傲，孤芳自赏，最能体现其性格的就是他的“四不”。

吴佩孚蛰居北京时期，生活艰难，但他不为窘困所屈，撰写一副对联，挂在客厅，以明心迹。其对联为：

得意时清白乃止，不纳妾，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

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走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

在这长联中，吴佩孚明确地表明了“四不”，即：不纳妾、不积金钱、不出洋、不走租界。

对于这“四不”，吴佩孚有些心虚的就是“不纳妾”。原来，吴佩孚与原配李夫人感情甚笃，但李夫人始终未育。依照当时的观念，“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在其母吴老太太的安排下，吴佩孚又娶了张氏为侧室，但对这事，他始终存有愧疚之意。后来，李夫人早逝，张夫人仍然没有生育，但吴再没有动过纳妾的念头。所以，“不纳妾”这一“不”，吴佩孚可以说基本上坚持了。

在“四不”中的“不积金钱”，吴佩孚终生贯彻。

是军阀就要敛财，吴佩孚也不例外。为了养活庞大的军队，他巧立名目，增捐加税，随意搜刮。直系军阀的穷兵黩武和专制统治，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然而，吴佩孚敛财是敛财，却没有中饱私囊，真正做到了“不积金钱”。1938年，吴佩孚曾经向他的秘书杨云史谈及：“早先家里有几亩薄田，现在中央又补助三千元，可以过得去了；这年头，过得去已经是福气了。”

“四不”中的“不出洋”，吴佩孚做到了。在当时，军阀混战连绵不断，今天你杀过来；明天我打过去。胜者攻城略地，大发横财；败者下野出洋，暂避锋芒，以期卷土重来。因此，战败出国已是军阀司空见惯的手法。在这种情况下，吴佩孚能坚持“不出洋”，实属不易。

在“四不”中，吴佩孚执行最坚决的当属“不走租界”。吴佩孚素以云长、武穆自诩，最重民族气节。他痛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凌，不管形势多么严峻，不愿依靠外国人，坚持“不走租界”。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系军阀兵败如山倒。吴佩孚被倒戈的冯玉祥逼得穷途末路，只得退往天津，困于新火车站。其部属劝他遁入租界，稍做权宜之计。吴佩孚不肯违背自己的誓言，断然拒绝：“堂堂军官，托庇外人，有伤国体，焉可为之？”

1939年年底，吴佩孚牙槽感染发炎，危及生命，家里人请德国医生，经诊断，认为必须住院手术，并让其家人赶快送往东交民巷德国医院。而吴素有“不入租界”的誓言，德国医生只好叹息而去。他周围的人无不为此着急。当吴妻准备劝他去德国医院时，吴佩孚却先开口说：“你我夫妻一场，我的心意你不能说不了解，倘若你趁我昏迷不醒之际，把我送到东交民巷，那我们就不是夫妻了！”

吴佩孚自比关羽、岳飞，对贪官污吏向来痛恨，虽农家出身，但一生不置产、不贪污、不索贿、不受贿，廉洁自律、衣食俭朴，难能可贵。吴佩孚一生饮食起居简单，吃面食、米饭，每餐只喝少许山东黄酒和绍兴酒。1924年，从英国留学归国的钱昌照，曾记述与吴佩孚初次见面的情景：吴穿着布衣布鞋，白薯屑落了一身，招呼钱一起吃烤白薯，还大谈自己的做人哲学。1927年5月的一天，吴佩孚率卫队逃往四川经河南邓县构林关，受到当地头面人物的热情款待。面对满桌酒肉，吴佩孚却说：“免了吧！战火连绵，百姓不得温饱，我们还要这么多菜干什么？”只留下四个小菜，其余全叫人撤下。本来，吴佩孚定于第二天清早开拔，可地方士绅纷纷前来求字求诗，他大发雅兴，欣然应允，即席撰写了多首诗。谁也没有想到，弄文舞墨竟救了吴佩孚一命。当天上午，他的先头部队就中了河南悍匪索金娃的埋伏，连秘书长张煌言也被乱枪击毙，他却因大发雅兴推迟出发而得以幸免。1932年10月离开成都后，定居于北京什锦花园，主要靠张学良资助维持生计。后因“西安事变”张学良被囚，吴佩孚靠伪京津卫戍司令齐燮元接济，挂个有名无实的“顾问”，每月领“车马费”数千元，算解了吴佩孚的窘困。齐燮元原是他部下，吴佩孚接受这一照顾，可算做“袍泽之谊”，但无丝毫卖国之嫌。

吴佩孚当权后，前来跑官要官买官的亲朋好友络绎不绝。一次他亲下手谕：天、孚、道、云、龙五世永不叙用。这5个字都是蓬莱吴姓一系，一道手谕将自家亲戚攀附之路全堵死。吴佩孚有个老同学在别处多次当官，几次贪赃枉法被免职了，便到吴佩孚处求官。那天，吴佩孚不在，便写了个条子要求到河南当个县令。吴佩孚回家见到条子，提笔批道：“豫民何辜？”意思是河南老百姓有什么罪过？要你来害他们？吴佩孚手下有个老同事无能，吴给他安排了一个有职无权的闲差，整天无所事事。此人无聊之余想过过有职有权的瘾，便毛遂自荐，写下军令状，要求吴给他10万大军，保证平定南方革命党人，“然后释甲归田，以种树自娱”。吴佩孚知道这家伙是纸上谈兵式的蠢货，怎能赋予大任！就在军令状上批道“先去种树”，羞得那小子再不吭声。